话，以弥缝裂痕。有一次，郭子兴把元璋关了禁闭，不给饭吃，马氏心痛丈夫，把刚烙得的烧饼放在怀中偷偷送去，等到事后才发现胸前的皮肤都烫焦了（《明史·高皇后传》），可见这对青年伉俪感情的深厚。平时马氏对元璋生活的关照之好自不必说了。当时因战乱缺乏食粮，马氏在家省吃俭用，把粮食和好的食品留给丈夫，以至有时自己饿肚子。这些事朱元璋铭感五内，当皇帝后还向大臣讲述，把它比作刘秀困在河北得到冯异豆粥麦饭的美事。据《明书》记载，朱元璋与陈友谅对垒时，曾被对方追击，马氏背着元璋逃跑，太子朱标为此绘有图像，放在怀中。后来朱标与乃父政见不合，元璋追打他，他故意把图像遗落在地，元璋见到，痛哭一场，也不打儿子了（《明书·懿文皇太子纪》）。这个记载未必是真实的，不过马氏不像当时的其他妇女缠足，是天足者，背丈夫是有可能的。马氏自奉节俭，衣服穿破了还要补了穿，听女史讲元世祖昭睿顺圣皇后用旧弓弦织成绸，做衣服穿，马后就命用旧料织治，做成盖被、巾褥，送给孤寡老人。
马皇后对子女仁爱，勉励他们学习，要求他们生活简朴，有比穿衣、用物的，加以教诲，又把宫中利用旧料织成的被褥送给他们，并解释说：你们生长在富贵家庭，不知纺织的难处，要爱惜财物。她对待养子如同亲生的，而且始终如一。
和朱元璋血缘最近的亲戚是侄儿朱文正，文正在对陈友谅战争中立功，因叔父未及时赏赐而不满，元璋因此杀了文正身边的亲信，还要治他的罪。马后也把文正当儿子看，这时劝元璋：这孩子立了好多战功，守南昌尤其不易，况且只是性急要强，并不是反叛，不要追究了，元璋这才将文正免官了事。这一事例说明马后保护了亲属正当权益。
马后对娘家人极为怀念，每当说到父母早逝就痛哭流涕，朱元璋也因关心她而及于外家，要为马后访察亲属，以便封赏。马后认为封外戚容易乱政，不是好事，不让访找。事实上马后是孤儿，娘家已没有人了。元璋只好追封马公为徐王，郑媪为王夫人，在宿州为他们设立祠祭署，以邻居王姓主持奉祀的事。
马后与身边的妃子和宫人也是和睦相处，是比较慈惠的。妃嫔中有人生儿子，一定厚待他们母子。马后以皇后的身份，还要管丈夫的饮食，宫女认为她不必这样做，她说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尽做妻子的责任，再一是怕皇帝饮食有不中意处，怪罪下来，宫人担当不起，她好承受着。她也设法保护宫女，有一次元璋盛怒要立即惩罚一个宫中下人，马后也假作发怒，命把那人捆绑起来，交给宫正司议罪。元璋不满地责问她：这是你皇后处理的事情，为什么要交给宫正司？马后回答：赏罚公平才可以服人，治理天下的君主，哪能亲自处理每一个人，有犯法的应当交给有关部门去办。元璋又问，那你为什么也发火？她回答说，当皇上愤怒时，我故意也发怒，把这事推出去，消释你的烦恼，也为有司能持平执法。这一事表明她对丈夫、宫女双方都是关怀的。
清上官周《明太祖功臣图》中宋濂画像命妇入宫朝见，马后以家人礼来接待，给人以温暖，对朝臣的家庭也给以关心。有人告发和州知州郭景祥的儿子要杀乃父，朱元璋欲以不孝罪处郭子死刑，马后知道了，说这是传闻之词，不一定真实，何况郭景祥就这么一个儿子，处决了他就绝后了。朱元璋一调查，果然是传闻不实，不是马后的劝说，郭家就家破人亡了。洪武十三年（1380），知制诰宋濂因长孙宋慎陷入胡惟庸党而获罪，元璋要处他极刑。宋濂是明朝开国“文学之首臣”（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赠翰林承旨宋濂祖父诰》），又是太子的师傅，这时他已告老还乡，与胡党毫无牵涉。元璋搞胡党扩大化，宋濂眼看要遭殃，马后及时出面救援，她说：老百姓请一位先生，还知道终生不忘尊师的礼节；再说他致仕回籍，京中的事必定不知道，可别冤枉了他。但是元璋一心惩办胡党，不听马后的劝告。一次马后陪丈夫吃饭，她不喝酒，也不吃肉，元璋问为什么不吃不饮，她说：听说宋先生获咎，我不近荤酒，为他祈福，希望他免祸。听了这番话，元璋动了恻隐之心，饭也不吃了，第二天赦免了宋濂的死罪。
马后对士庶的生活也有所关心。明朝太学建成，朱元璋临幸回宫，马后问有多少学生，回答有几千名。当时有些太学生携带眷属在京，他们没有薪俸，无法养家，马后建议按月发给口粮，元璋接受了，专门设立“红板仓”，存储粮食，发给太学生。此后，“月粮”成为明代学校的一项制度。
明初有个商人沈万三，是“赀钜万万，田产遍吴下”的江南第一大财主（董谷《碧里文存》），据说朱元璋建设南京城，洪武门至水西门一段城墙由他出资修筑。又据说沈万三要求出钱犒赏军队，元璋问他，我有百万军士，你能普遍犒劳吗？他不知收敛，满有把握地说可以每人发给一两银子。这样的人，富可敌国，敢同天子抗衡，激恼了君主，要以乱民的罪名杀掉他。对此，马皇后劝解道：沈万三富是富得出奇，但他没有犯法，也没有谋图造反，杀他没有道理，也不符合法令，还是不杀的好。元璋听了她的话，免沈万三一死，把他流放到云南。
对于太医院的医生，马后也照顾他们的利益。马后最后一场病是严重的，元璋命太医诊治，但马后不服药，元璋强要她吃药，她说：如果我吃药无效，你就会杀死那些医师，那不等于我害了他们吗！我太不忍心了。元璋希望她医好，就说不要紧，你吃药，就是治不好，我因为你，也不会惩治医生。但是马后还是不用药，以致死亡。马后替医生着想竟至不顾自身的治疗。她死于洪武十五年（1382），享年51岁。
马皇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很得体。当朱元璋在甥馆时，与义父母及其家人；独立成家后，与义子，与丈夫的子女；做皇后以后，与妃嫔，与宫人，与命妇，与朝臣，与娘家，种种关系，料理得妥切，与人关系融洽。
她能做到这种程度，重要的在于她按“待人以宽，责己以严”的原则去办事，与他人的矛盾就易于化解。
马皇后的所作所为，赢得了丈夫的尊敬与爱护。她生前，朱元璋褒奖她，比诸历史上的贤后唐太宗长孙皇后，为她父亲起坟立庙；她死后，朱元璋不再册立皇后，表示对她的敬重和怀念。这一对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妇，互相眷恋，互相体贴，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丈夫多妻妾，她的生活还是完满的。
《明史》赞扬马皇后，“母仪天下，慈德昭彰”。的确，在封建时代，她是贤妻良母的典范，是“母仪天下”者中的佼佼者。她帮助丈夫成就帝业，谏止丈夫的败政，料理好家中、宫中事务，造成家庭和睦的局面，她对于朱明王朝、对于朱元璋的家庭都作出了贡献。封建时代称颂她，有其道理，但是我们从马皇后身上，也看到古代女子悲惨的一面：她生活的一切就是为着丈夫，丈夫也就是她的生存价值；她没有个人的意志、爱好，没有男人那样的事业，没有个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在那个时代，贤妻良母与女子做独立的人绝然对立，而且只能是前者，社会不允许她与丈夫做对等的人。那时，贤妻良母就意味着妇女为丈夫、儿子牺牲自己，生活失去了多少意义！？时代变了，再宣扬封建式的贤妻良母，用那个标准要求妇女，与妇女的解放背道而驰，至少是容忍摧残妇女的封建道德的存在，对现代妇女就太残忍了。
第二部分 婚姻家庭（二）第十节 明中叶四位庶吉士的读书生活
明代中期有四个庶吉士出身的官员，官至尚书、大学士，为一时名相。他们青少年时代都有刻苦学习的生活经历，也以所读经书对人的规范立身行事，有的一度以写作维持生计，这四个人是丘濬、刘健、李东阳和刘大夏。
丘濬（1420～1495），字仲深，谥文庄，广东琼山人，幼年没了父亲，跟从母亲李氏学文化，由于用心读书和天资聪明，凡过目的书就能背诵出来。在求学时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没有什么书可读，于是向人家借阅，有时为了要读某一种书，行走几百里去借书，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学有所成，考中广东第一名举人。景泰五年（1454）成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经过三年的学习，留在院里为编修，从事文字工作，等于是边工作边学习，于是对明朝的历史与政事非常熟悉（《明史·丘濬传》）。
刘健（1433～1526），字希贤，谥文正，河南洛阳人，父亲刘亮是县教谕，有学识，刘健好学有家传的因素。他在年轻时与同乡阎禹锡等交游，阎是明代著名理学家薛瑄的弟子，所以在思想上受到薛瑄的影响。天顺四年（1460）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学成为翰林院编修。刘健为了多读书，珍惜时间，不同人作无谓的往来，由于不懂得社交，被人看作是不随和的人（《明史》）。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谥文正。幼小学习，四岁就能写出一尺大的字，明景帝听说这个奇事，召他进宫，见他写得好，很高兴地把他抱着坐在膝上。后来景帝又两次召见他，听他讲《尚书》的大意，很合景帝的意思，让他进国子监学习。李东阳早学早熟，天顺八年（1464）18岁时中进士，点为庶吉士，散馆后与丘濬、刘健一样成为翰林院编修（《明史》）。
刘大夏（1436～1516），字时雍，谥忠宣，湖南华容人，父亲刘仁宅是举人。大夏20岁中解元，与李东阳是同年进士，选庶吉士，学习结束，经考核，也应该留在翰林院为编修，但他乐意从事行政事务，经过再试合格，出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明史·刘大夏传》）。
这几位庶吉士不仅在青年时代，而且做官以后，直到晚年，读书生活都始终不变。丘濬阅读用目力太勤，到老年依旧嗜学如命，致使右眼失明，但也没有停止阅览。
李东阳善于写篆书、隶书，诗文也做得好，作品流传到域外。暮年致仕家居，经济也不宽裕，请他写字的、作诗文的接踵而至，他遂以润笔补助生活。每当写作，他的夫人帮助铺纸、研墨，一天夫人已拿好纸笔，李东阳表示疲倦，不想写了，夫人说：假使今日请客，桌上没有鱼肉可以吗？李东阳想到生活，于是愉快地写起来。
四位学人读儒家的书，以其观点作为自己的世界观，作为做人、做臣的准则。刘健、刘大夏都经历了明武宗荒唐、刘瑾用事的时代，他们都忠于臣职，规谏武宗，反对刘瑾。如刘健上书，引朱熹的话：“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则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表示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因此就要反对刘瑾专擅，且不怕丢官去职。刘大夏曾经说：“居官以正己为先，不当独戒利，亦当远名。”又说：“人生盖棺定论，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正己不仅不图利，连名也不枉图，而且要一贯如此。他们为公事，往往把自身利害置于度外，敢作敢为，不谋私利，看下述数事即可知我们说的不荒谬了。
丘濬以翰林院侍讲参加《英宗实录》的修撰，当写到兵部尚书于谦之死问题时，有人要按照当时定的谋图不轨的罪名来写，丘濬不同意，认为要不是于谦守卫北京，大明江山可能都保不住了，这个功绩不可磨灭。夺门之变时说他谋反，现在时间过去了，我们看清楚了，不是那么回事，对他的诬陷不能不给洗刷。杀于谦是英宗复辟的需要，英宗才死不久，丘濬就敢于直言，是冒着较大风险的，可见他是正直的，因而不计个人利害。
刘健和另一位大学士谢迁与宦官刘瑾作斗争，坚决要求诛杀刘瑾等八人，没有成功，致仕回籍，又遭迫害，削籍为民，毫不后悔。临终遗表，规劝新皇帝明世宗“正身勤学，亲贤远佞”，要求国君勤政学习，做儒家规范的明君。
明宪宗时有人提出恢复郑和下西洋的事业，皇帝向兵部索取下西洋图。刘大夏正任兵部郎中，掌管地图，他认为郑和下西洋耗费钱粮太多，死伤的军民也多，得到的珍宝对国家没有什么用处，反对再为找宝出洋，于是把地图藏匿起来，不让宪宗看（《殊域周咨录·古里》）。类似郑和下西洋的事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再进行，刘大夏的反对，表明他有胆有识。
能正己的人少谋私利，刘大夏因反对宦官被抄家，发配边疆。他位至兵部尚书，在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