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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己的人少谋私利，刘大夏因反对宦官被抄家，发配边疆。他位至兵部尚书，在任时不替子孙请求恩荫，到遣戍时，只带着一个仆人上路。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叫子孙跟着去，他说当初不给他们乞求恩泽，今日也不连累他们去受苦。对子孙，要求他们凭个人本事吃饭，不用祖上的遗产毁害他们。认识这一点似乎不难，真正实践了，就非常不容易。
为了正己，刘大夏能官能民。致仕归里，在菜园中劳动，当遣戍的命令下达时，他正在园中锄草。待到发配归来，又事农耕。他有个门生当了巡抚，赴任时特地绕道看望老师，在路上遇到一个耕地的老头，就问刘尚书的家，老人把他领到刘家堂屋，才承认自己就是刘某，原来师生多年不见，不认识了。刘大夏以躬耕安度了晚年。
这几个庶吉士由于长期笔耕，多有文字留下来。刘大夏撰有《刘忠宣公集》、《东山诗集》。李东阳著的是《怀麓堂诗稿》、《诗后稿》、《文稿》、《后稿》、《诗文续稿》和《西涯拟古乐府》。丘濬作有《琼台诗文会稿重编》、《丘文庄公集》、《大学衍义补》。这是他们读书学习的成果，也是他们学习生活的反映。
除刘大夏是尚书，丘濬、李东阳、刘健均是大学士，后者还是首辅。他们不仅官位高，更重要的是有一些政绩，有著述，在明中叶，都是人才。他们的成就同学习有很大关系，他们都是科甲出身，且进士之后又做了庶吉士，可以说是研究院毕业生。从他们的经历说明，高层次的学习，就社会需要讲是完全必要的，就个人提高讲也是如此。庶吉士制度在明朝形成，清朝继续实行。明清鼎甲进士入翰林院做修撰、编修，政府又在二、三甲中挑选年轻的，或中年进士中文学优等的，或善于书写的做庶吉士，边学习，边可参加翰林院所管的编纂工作，三年后经过散馆考试，一部分留在翰林院，另一部分到各行政衙门。明清两代的大学士相当一部分出身于翰林院，其中不乏庶吉士，翰林院成为培养人才和储备人才的地方。历史事实证明庶吉士这一学历段对高级人才的培养很有必要。
儒家所讲的做人准则，大多数读书人并不遵行，但也确有少数人认真实践，丘濬等人基本上属于后一类型。他们熟知儒家经典，信奉忠臣观念，正人与小人的是非观念分明，愿做君子之儒，不做势利小人。在这里，讲信义，不阿附，这种品格是值得赞许的。儒家所宣扬的道德信条人们可以有不同看法，不过主张做正直的人的观念无论如何需要肯定。
第二部分 婚姻家庭（二）第十一节 杨继盛的家庭生活
杨继盛，号椒山，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生，河北容城人。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兵部员外郎。大将军咸宁侯仇鸾在与蒙古瓦剌部关系中怯懦主和，杨继盛上书反对，被下诏狱，贬为狄道典史。仇鸾势败后，杨回到兵部任职，又上书指责权相严嵩的弄权，再次下诏狱，于三十四年（1555）被处死，时年40岁。明穆宗继位，给予“忠愍”谥号。杨继盛受刑前夕，分别给妻张贞，子应尾、应箕写遗言，后世顾钘把它以《杨忠愍公遗笔》为名刊露，后被收入《学海类编》丛书中。《明史》、《明书》均有杨继盛的传记。这些记载向我们展示了杨继盛的部分家庭生活情况。
清上官周《晚笑堂画传》中杨继盛画像杨继盛少年时代家境清贫，父亲杨富，母亲曹氏。7岁时母亲亡故，父亲的妾陈氏虐待他，让他放牛，所以他自幼就独立处理与家里人的关系。继盛看到邻居家的孩子在学塾读书，非常羡慕，回家向同胞长兄继昌要求学习，哥哥说你这么小，读书做什么，表示反对。继盛说我年岁小可以放牛，就不能读书？继昌听了觉得有理，把弟弟的愿望向父亲反映了，杨富答应他的请求。于是继盛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到13岁时全力学习，18岁中秀才，以后借住僧房继续攻读。有一年继昌得了瘟疫，继盛听说赶回家中侍候，日夜不寐，使兄康复。嘉靖十九年（1540）中举人，次年会试落第，入国子监进修，需要家庭供给生活费。继昌认为不能白白养活弟弟，也不同继盛协商，就给弟媳张贞八石谷和一片土地，算作分家的财产，继盛夫妇没有怨言地接受了。继盛在京边读书边坐馆教学，有了收入，张贞在乡生产也获得丰收。
继盛回到家乡请姻亲吃饭，乘机向继昌敬酒，说我当初默认析产，是怕我的学习费用连累长兄，现在我有余钱，可以补助家用，请哥哥允许我和你一起生活。继昌听了很惭愧，同意了他的要求。继盛又拿出13两银子捐给政府作边疆经费，使继昌得到教官的荣誉。继盛给妻子遗言，说哥哥不懂多少道理，也没有坏心眼，只是爱占小便宜，你要让着他，他自然高兴了，表明至死惦记着长兄。
妻子张贞，勤劳治家，体贴丈夫。继盛被贬狄道，张贞跟随赴任。当地文化不发展，继盛想兴办学校，没有经费，遂卖了自己的乘骑，钱还不够，获得张贞的同意，变卖了她的服饰，买田收租，作学校的经费，可见在事业上夫妻观点一致。继盛考虑弹劾严嵩时，自言自语我怎样报答天子的隆恩呢？张贞听到，笑着说：看你这样子，该退职返里了。继盛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她说一个仇鸾差点没有把你陷害死，现在严嵩父子比仇鸾奸恶百倍，这种现实怎容你报答天子，所以不如回老家。继盛从张贞话中得到启发，决心参劾严嵩以报国。不幸的是如张贞所料，继盛又一次被投入监牢，判处死刑。张贞痛惜丈夫，向朝廷上书，为继盛鸣冤，同时要求以自身代替丈夫服刑。她爱护丈夫胜过自己的生命，继盛同样热爱妻子，深深地了解她的为人。遗言说妻子聪明懂道理，但性子刚烈，要求她抚养好儿子，保持家庭，千万不要因夫妻感情重，做出殉死的事来。在遗言中告诫儿子，要孝顺母亲，“凡事依她”，对妻子的后事作了安排，也是绻绻于夫妻之情。继盛有妾，叫二贞，没有生养过，继盛入监三年，二贞吃斋诵经，给继盛祈福。继盛告诉张贞，在他死后，因二贞年轻，让她嫁人，她的衣服首饰都给她带走，不要让她守寡。他这样对待妾还是通情达理的，少见的。
继盛对两个儿子在遗言中表示出他的爱护态度，要他们兄弟和睦，不分家，特别指出小儿子性情暴躁，让大儿子看在父亲分上原谅他，同时要求老二敬重哥哥。
两人如有解不开的事，要请亲戚和解，万万不许打官司。如果在哪一方面违背他的教导，继盛表示在九泉之下也要摆布儿子，以警告他们。继盛是把他处理兄弟关系的原则，传给儿子们。
继盛有个女儿，比儿子大，已出嫁，他要求儿子，姐姐将来富贵便罢，若贫穷一定要周济，你们母亲要给她东西，不许阻拦，表示对女儿的眷念。
继盛有同母所生的二姐、四姐，婆家都穷，继盛要求张贞和儿子们对她们予以照顾。对庶母所生的五姐、六姐，也要有所顾恤。
继盛的大伯有四个孙子，继盛获罪，大伯并不关切，他的孙子也以冷淡态度对待。但是继盛认为这四个堂侄都是知好歹的人，对自己不关心，不能责怪他们，所以要求儿子在祀产没有分净的地方，他们要占便宜就让他们占，不必认真计较，免得让外族人看笑话。
对于奴仆，继盛分别对待。有个叫杨应民的，是小时买来的，连姓可能都是随的主家的，相处多年，有感情。
继盛遗言妻儿，将来给他50亩地，一所住宅，让他给杨家看坟山，如果他私积钱财，房子和地都不给他。另有一个叫麹钺，是用四两银子买来的，继盛遗言他若守奴才本分，给他20亩地，一所小房，如果要求离开杨家，就以他的卖身价向他要利息，一两银子一年六钱利，年年算下来，他就赎不了身了，这样做是免得其他奴仆跟着学。还有奴仆福寿儿、甲首儿、杨爱儿侍候继盛于监狱中，有共患难的情谊，以后每人给田20亩，小房一所，都要在坟山附近的，让他们看坟。田地只许他们耕种，不许可出卖。
即他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也不用向主人交地租。
杨继盛完全按照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来处理家内人际关系，是真正实践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父慈子孝、和睦亲族、善待奴仆的人，他的家庭生活有和谐的方面，这是由卑幼、妻子、奴仆敬奉尊长、丈夫、主人造成的，这本身就有屈从的因素。杨继盛尤其强调主仆名分，他固然注意给奴仆以恩惠，给土地，给房屋，但这要以奴仆的绝对恭顺忠诚为前提，稍有不恭，特别是想离开主家，则要给以严厉的惩治，观其对麹钺的规定，以利滚利的方式要卖身价，何其严酷，所以在仁义道德之外，还有凶狠的一面。
杨继盛处理家庭关系的思想，同他处理与君主关系的思想完全一致，在家庭行孝道，在国家就是实行忠道。他在仇鸾事件上受迫害，没有学会明哲保身之道，反而更加嫉恨奸臣，更以忠君为纲领，以清厘治道为己任，不惜性命地弹劾权奸严嵩。“文死谏”，他实践了这条忠君的最高道德原则。他完整地接受了三纲五常的思想体系和伦理道德，身体力行，按封建道德讲，他是一个完人，也就是说他的忠君和他的孝道紧密联系，他是这两方面的楷模。
杨继盛的以身许国，得到身后之名，赢得了一片赞扬。还在明末，就出现以杨继盛参奏严嵩为内容的《鸣凤记》传奇，讴歌继盛。杰出的思想家黄宗羲为母亲做寿，演出《鸣凤记》，家人看了为之痛哭。黄宗羲的父亲、御史黄尊素因反对魏忠贤阉党死于诏狱，黄家与杨家有共同经历，故而对《鸣凤记》有特殊感受。清朝最高统治者极为欣赏杨继盛的忠谏，顺治帝令中书舍人吴绮编写杨继盛的传奇，成昆曲《鸣凤记》院本，因为写得好，顺治帝一高兴不秩提拔吴绮，让他做杨继盛做过的官——兵部郎中，当时人认为这是“奇荣雅遇”（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乾隆年间宫中演出《鸣凤记》，孝圣皇太后看了很受感动，问现在朝中有没有杨继盛这样的人，乾隆帝回答说有个叫吴炜的言官和他有点相近，因为吴炜应诏上疏，有耿直敢言的味道（徐珂《清稗类钞》）。事实表明，皇家最需要杨继盛式的忠臣。杨继盛忠于昏君一人，他的死谏，表现了他的愚忠，既不值得，也不明智；他不度形势，不讲策略，不懂得政治斗争的艺术，以死为能事，是愚蠢的表现；但他有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刚正不阿的骨气，高尚的气节。对他的行为，今人不能一味称颂，而应该有分析地给予批评和肯定。
第二部分 婚姻家庭（二）第十二节 明季一位塾师的惨淡生涯
如果读者获知王命岳的一段时间的生活状况，会对明末一个普通人家的生活及其艰难有个深刻的印象。
王命岳《家训》书影王命岳，字耻古，福建晋江人，生于明万历末年，死于清康熙前期，享年50岁。他19岁考中秀才，31岁成了举人，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中进士。他在给事中的任上，忠于职守，给朝廷上了关于吏治、漕运、救荒的奏疏，都关乎“军国大计”（《清史列传·王命岳传》）。传世的著作有《耻躬堂文集》。他在中进士以前的那一段生活极其艰苦，入仕后才改变了生活面貌，但为不忘昔日的艰辛，并为教育子孙后代，特作《家训》一文（《皇朝经世文编》收入）。我们在这里所要讲的话，也是受这篇文章启发而来的。
王命岳家族，在其高祖的兄弟辈中出过进士，此后家业不盛，到他祖父时家里很穷。他父亲是病废的人，在社会上受人欺辱，在家中依靠老人养活，可是病一发作，就以打老婆解气。他祖父当家，吃饭的经常有10口人，生活来源极少，这个家很不好当。
王命岳母亲，家务之外，给人家做针线活，每日不停，夜间做到鸡叫，才休息一会，这样一天可以挣十几文钱。明季晋江大约400文可换一两银子，她一天针线活下来能得三分银子手工钱，可以买将近两升米。全家10口人，每天早、午两餐各用米两升五合，晚饭需米一升五合，全天要吃六升半米，家中缺粮时，一天只能吃五六升米。为照顾老人，王命岳母亲淘米下锅时，从定量中抓出一把米，存起来，间或给公公另做，让他吃饱，而她本人就经常半饥半饱，面容憔悴。靠她的缝纫工钱，王家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