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选举。将补选政治局委员六人，即：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同时补选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三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谢富治和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四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毛泽东在电话里对林彪说：“你的问题在闭幕时加以确认，暂不列入会议议程，以免引起风波。”
林彪心领神会，在电话中说：“我将绝对听从毛主席的决定和安排。”
事实上，从全会开幕以来，他一直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进程。每天都有人通过不同的渠道向他汇报着情况。对手们会俯首就擒吗？他们自己会不会被欺骗和出卖？执行特殊任务的人会不会泄密？他就像卧伏在深林中的一只吊睛白额大虎，一点儿不敢疏忽大意，掉以轻心，随时准备扑上去咬断对手的喉咙。
他非常佩服毛泽东的政治措施和手段，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起草得严密而又富有理论的论证力量，简直天衣无缝：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叶群走过来，看见林彪还在翻阅这份文件的草案，嘴巴一撇：“这有什么看头？同意就得了。这份文件伯达、康生、江青他们折腾很长时间了，不会再有多大改头了。你应该立即表态。”
叶群的声音几乎令他窒息。这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女人，她在灯光下得意地抿着嘴笑。她已经和江青多次密谈，和中央文革的几位要员都建立了联系。他毫不怀疑，她会以林办主任的名义参与一切党政军大事。
“北京的讨论有什么新进展吗？”
叶群说：“没有。看来热劲不大。据说会议开得很冷场，那几个常委都不表态，底下的人谁敢轻易开口？所以，会议自始至终都是毛主席一个人唱主角，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插不上话，江青说她尴尬极了。”
林彪慢慢地在屋子里踱着步，思索着说：“这一切都在主席的预料之中。这个决定已经是第四稿了，不能拖下去了。”
“主席改了多次，决定完全体现着他的意图。看来，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不敢公开反对这个决定。”
“我也是这个想法，立即接通主席办公室的电话。”
叶群守在电话机的左边，林彪呆在右边。他们站在橙黄色的灯下，静静地等待北京的声音。此刻，屋里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
不大一会，传出嘀嘀的声音，接着又响起来一个男中音：“喂，你是哪里？”
“我是林彪。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主席亲自通话。”
“好，你稍等一会。”
又等了大约五分钟的时间，听筒里传出那个熟悉的声音：“林彪同志，你该回京了。现在斗争已经到了该见面的时候了，不短兵相接不解决问题啊！”
“好，主席，我听你的。今天是十日夜，明天我准备一下，后天赶回去。既然会议决定延长时间，我主张索性把问题解决透。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林彪说。
线路那端传来毛泽东和什么人小声嘀咕的声音。片刻后，毛泽东问：“决定看过了吗？”
“看过了，”林彪说，“这个决定是一个很革命的决定，它保证了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保证了能够把运动坚决地扩大和深入起来和长期坚持下去。我完全同意中央全会的看法和方针。主席，我向您保证，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你的指示！”
“你快点回来吧，回来后我将要放炮，轰炸一下那潭死水。”
“你放炮，我开枪。”
电话的两头同时响起了笑声。
当林彪服用安眠片，美美地睡了一觉后，一轮鲜红的太阳正冉冉欲出，整个云彩像抹了一汪碧血，夹杂着夜色的灰暗和黑漆。刚才，除了沉重、湿源涌的黑色，什么也没有，才一会儿，黑夜就逃遁了，首先露出来的，就是这些包裹着金黄色和红色的云彩。
十八
刘少奇已经感觉到力不从心了。他虽然觉得还有储蓄的力量能挺下去，但中央全会上多数人都开始颤栗、不安，态度变得粘乎乎的，眼睛里都显出迷茫之色，不敢继续支持他了。
“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比国民党还坏！”毛泽东在讨论一些人的错误时愤然地拍了桌子。
这是一种姿态，表明在此问题上他决不妥协，再没有商量的余地。那些习惯于看眼色行事的人，纷纷在会上就工作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只是不敢把责任往他身上推而已。
刘少奇在每一个关键问题上或小组的讨论中都要留下协商的余地，准备好退路，他不能违心地承认自己并没有认识到的错误。迫不得已，他不得不把自己准备让步的决定告诉了邓小平，因为他实在不知道邓小平是不是在这之前说出了推卸责任的话。他不愿意一开始就顶牛而使自己陷入困境。他已经注意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几双眼睛正在观察他，而其他人的眼睛后面隐伏着许多莫名其妙的怀疑。现在设法和所有有牵连的人放弃联系是最好的办法，以表明他决不和毛泽东对抗，他对一切都别无企求，只希望全党团结，继续为实现党的路线而奋斗。
他苦思冥想地谋划着下一步的方向，试图尽可能较快地结束这场运动，而他心里却明白这无疑是隔靴搔痒。毛泽东的措施非常周密且有力。如果发动中央委员们用表决的方式改变毛泽东的作法，那是可能的，然而，那是极其危险的。强行表决的痕迹一旦被毛泽东察觉，那便是党内的大分裂。很可能要付出可怕的代价。
“刘主席，十六条即将表决通过了，你看我们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当邓小平特意赶来和他商量决定的事时，他对这份文件还是一筹莫展。
邓小平说：“决定把目前的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归结为四种态度：一是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这大概是指中央文革小组了。二是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的。”
刘少奇苦笑一声：“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反正我就是属于这一类。”
邓小平说：“第三种人是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于。这一招也厉害呢。”
刘少奇随手拿起那份文件的草案，指着第三条的后面说：“这样分析我们的一些党委，我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后果！”
邓小平知道，他说的是第四种党的组织，决定草案上是这样写的：
“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刘少奇皱着眉头问：“你没问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他们这样写是不是有所指。”
“我问过陶铸。”邓小平说，“他告诉我，中央文革指的是薄一波领导的工交口。有人已经整理他的材料了。”
刘少奇吃了一惊：“情况确凿吗？”
邓小平不声不响地掏出一份材料，摆在刘少奇的面前，说：“这是陶铸同志提供的。据说这份材料只报送了主席和林彪同志，而没有给我们，也没有给其他常委。”
“为什么？”刘少奇气恼了。
邓小平说：“不给也好，我们对此将不负任何责任。”
刘少奇一看那份材料，惊得目瞪口呆。那是一份手抄的文件，上面标着“绝密”二字，还有陶铸的批示：“请刘主席、小平阅后烧毁，以免主席查问。”
材料上写道：“……薄一波1936年11月被阎锡山用六百多白洋买回山西后，即向阎匪表示：他‘已经脱离了共产党，愿为阎锡山服务。并请指派任务。’薄一波还有特务之嫌，抗战中他不断给大特务头子梁化之报告我军军情。1938年8月11日，薄一波给梁化之打电报，告密说：‘八路军大部分开往河北平原发展，切实调查河北有游击队，十五万支枪，指挥者为八路军宋明轩旧部别动队。’……”
刘少奇抬起头，着急地说：“这下问题更复杂化了。不知主席对此有什么批示吗？”
“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的快报和有关消息封锁得十分严密，他们让谁知道才能知道，不让谁知晓谁也不知道。”邓小平说。
“可总不能对政治局常委搞封锁呀！”
“唉，人家认为我们是犯了错误的嘛。”邓小平说，“你快把这份材料看完吧，看完即毁，不要给陶涛同志带来任何麻烦。”
刘少奇继续看那份材料：
“抗战中，薄一波对我党派进牺盟会内的共产党员、八路军恨得要命，他公开宣称‘牺盟绝对反对共产党在组织内的活动，为此牺盟曾作过不少斗争，清除了那些被发觉了和有问题的少数分子，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坚决反对分裂走八路、共产路线。’他一再鼓吹要‘最忠实执行司令长官的主张和训斥，最坚决为按劳分配主义而奋斗，牺盟的理论基础和奋斗总路线：按劳分配主义从民族革命到社会革命。’总之，薄一波从来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阶级异己分子，充其量是革命的同路人。”
刘少奇看完材料，失声地问：“小平同志，你说这些东西可靠吗？”
“很难说。”邓小平摇摇头，“我现在的确弄不明白，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究竟要干什么，要把中国引向何处？”
“唉，主席决定培养林彪同志作为他自己的接班人，让我们也各自选择接班人，我不清楚他究竟想达到什么目标？”刘少奇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也许这一系列的问题只能由历史学家作出回答了。”
邓小平说：“大可不必如此悲观。文化大革命这种搞法，很快会使党的各级组织遭到破坏，那种一部分群众上街胡揪乱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作法，迟早会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也许到了那种时候，毛泽东同志自己就会起来纠正那种错误的局面。”
刘少奇若有所思地抬起头：“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啊！”
陈伯达赶到毛泽东的住地时，见他一个人正在窗前凝望。屋里烟气腾腾，凭他多年跟随毛泽东的经验估计，这位伟大的领袖正在进行着一场重大的抉择。对他来说，每一项决定之前，他都有这么一场长期的、也可能是痛苦的思索。
让他起草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毛泽东就对他说：“这也许是个失败的记录，可能这场革命会以我们碰得头破血流而告终。但这不是最后的结论，总有人会举起我们的旗帜重新斗争的，所以，我劝你安下心来，把这次文件的起草搞好，让全会能够以多数票通过。不要求得全体，多数就行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陈伯达至今想起来还心惊肉跳。
论感情，他佩服这位伟人。可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慧眼识将，他也许充其量不过是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而已。而今天，他即将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江青亲自向他透露的，这意味着他将成为全党的第五位领导人。
毛泽东看见他时，嘴角露出笑容。
毛泽东问：“你觉得今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怎么样啊？”
陈伯达说：“开得很成功。这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