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看一下。”“你去吧。”杜鹃无动于衷地说。他看了她一眼，她眼望窗外，却视而不见，一副落寞的神情。蓦然间他想起在海边第一次见到她的样子。他的心被怜悯攫住了。他叹了一口气，伸出手去握住她的手，“不下去了，等着吧，一会儿就通了。”
回北京已经半个月了。
医院为杜鹃作了会诊。“全部丧失情节记忆的病例实属罕见，”长相极具权威性的神经内科薛主任对杜鹃的丈夫说，“不幸的是你的妻子碰巧像是这种情况。她对词汇和一般知识记忆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语义记忆也大部分保存，唯独丧失了情节记忆，这确是十分罕见的病例。”
这就是说，杜鹃还具有对事物认知、判断与理解的能力，但是她与她的过去割断了联系，或许永远地割断了联系。
半个月了，事情没有丝毫进展。不论是她的母亲、她的丈夫、她的女儿、她的妹妹、她的亲朋好友，还是她的家，她过去熟悉的环境，都丝毫没有唤起她的记忆。她视所有她的亲朋为陌生人。她只愿同萧旭彤在一起。所以直到现在，她还住在他父母的家里。她根本就拒绝回她自己的家。
这是十分尴尬的情形。
对于这种情况，萧旭彤已经感觉疲倦了。而他也感觉好奇：现在她的内心，到底是怎样的呢？
虽然是住在他父母的家里，他尽量避免与她见面。其实这对于他，也是痛苦的。杜鹃显然是被他突然的冷淡激怒了，对于人们让她恢复记忆的努力，她显得很不配合。萧旭彤知道，她之所以要住在他父母家，不过是觉得这也还是他们家，不过是期望着还能同他多见上几面罢了。他不能不承认，梅又平算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尽管在第一眼的时候他们两人之间就有明显的敌意。这半个月，梅又平同乔安几乎每天都要把杜鹃接出去，或者去医院，或者去他们自己家，或者去杜鹃母亲的家，他显然竭尽全力要为他的妻子治病。他惊讶的是只有十岁的女儿匀匀的乖巧懂事，她好像已经完全明白了她母亲的情况，她很愿意陪她的母亲，而杜鹃也愿意同匀匀在一起，尽管她记忆不起她是她的女儿。萧旭彤因匀匀而格外想念起自己的女儿，但他的女儿已远在加拿大。他想，让匀匀能坦然接受这种情况，梅又平一定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前天，梅又平约他出去谈了一次，他希望萧旭彤一定劝说杜鹃回自己的家。他说，一是长期打扰萧旭彤的父母很不合适；再者这样的过渡时间太长了，还是不利于杜鹃的康复。他说为了杜鹃的恢复，希望萧旭彤能经常过去看杜鹃。他非常感谢萧旭彤为杜鹃所做的一切。
为了他的彬彬有礼，为了他的合法权利，为了他笑容后面冰霜一样的冷意，他觉得很想痛打他一顿。他好像突然看明白了杜鹃不幸的根源，那是鬼魅一样说不清楚的东西。
但是有一点是对的：杜鹃不能再在他父母家住下去了。对于父母，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歉意。
自从杜鹃住下之后，母亲每天一日三餐准备得就格外仔细。那天早晨他过来的时候，在楼下碰见母亲。她才从早市买菜回来，两只手上都提满了东西。迎着阳光，她脸上的皱纹格外地醒目，头发根上的白色提醒着那满头的黑发原是赝品。他的心突然一酸：母亲真是老了！母亲从来整洁利落、讲究仪容。有多少年了，他没有认真注意过母亲。尽管早知道母亲的头发是染过的，但他接受的，是母亲呈现在他面前的模样。唉，不错，他已经整整四十三岁；母亲，已经是六十七岁的老人了。他心里明白，尽管他们嘴上不多说什么，这些年来，父母为他伤了多少神啊。他抑郁不得志，他下海，他离婚，唯一的孙女离开他们漂洋过海远走他国。现在，他又弄了一个杜鹃回来。尽管他向他们解释了前因后果，尽管他们也很同情杜鹃，但是他们毕竟是老一辈的人，他们不可能没有他们的想法和顾虑。把杜鹃送来的时候父亲就说，尽快把事情安排好吧，久住怕是不好。后来，他也一直感觉父母心事重重。
如果把杜鹃送回去，他当初实在不该走那一步。但是除了送她回去，他又能怎么样呢？
这半个月，他时时都能想起他们在海边度过的日子。
这半个月，他回想起了他过去所有的岁月。
平生最大的挫折感来自高考的失败，以后的种种因此而起。
史新月是走进他心里的第一个女孩。中学那段日子的旋律是比较轻快的。功课没有多少，整日学工学农学军，还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与史新月都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台柱子。他拉大提琴，新月是尖子演员，独舞领舞都是她；演个样板戏片段什么的，白毛女李铁梅非她莫属。其实最亲密的举动也就是拉拉手，但他觉得他俩心照不宣。他高大俊朗、能文能武，是许多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而她，是男生心中当然的白雪公主。尽管那是一个男女多说几句话就会被认为“作风不正派”、多看两眼都会被疑有“男女关系”的年代，尽管他们少不更事尚不知男女之情为何物，但是，男钟情女怀春原是造物安排。每当他的目光偷偷投向她时，总能邂逅秋波脉脉。
第四部分他恨自己，恨命运
中学毕业他们劳燕分飞。史新月留城进了一家机关，他却去郊区插队。分别时各自送的笔记本上留下的无非是豪言壮语。他回城时去看过她两次，也没有太多的话，但他总认为他们之间有默契，她在等他。插队两年后1977年恢复高考，这是给他无限希望的特大喜讯，他拼命地复习功课，他想象着金榜题名和洞房花烛的醉人前景。结果他未达到本科录取分数线，才将将达到大专录取分数线。尽管公社告诉他如果他放弃录取通知书明年将无资格再参加考试，他却坚决地放弃了。他相信做做工作取得明年的考试资格不是难事。既然他赶上了恢复正规高考这样的好时候，他怎能不堂而皇之地成为一名骄傲的大学生而求其次去上什么专科学校呢？他一定要上一所正正规规的大学，他要上名牌大学。他的父母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生，他不相信他没有这样的能力。在中学，他的学习好是全校有名的。
其实他是高估了他在中学打下的基础。又是一年努力奋斗。1978年，他以两分之差而没有达到本科录取分数线。只两分哪！这两分，却将决定他一生的命运！他觉得意志极其消沉，他已不能再与命运抗争。他后来的妻子肖燕与他当时在同一大队相邻的生产队插队，肖燕也是他中学同学，在中学不显山不露水，1977年高考名落孙山，但是1978年她却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这件事对于他当时的心情不异于雪上加霜，他恨自己，恨命运。
他去了外省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许多年，他不能听“高考”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就像两把尖尖的刀子，刺得他心口生疼。
他不能昂首挺胸地去见史新月。但是，他终归还要去见史新月。上学后的第一个暑假，他去找了史新月，正式提出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一次，他丝毫没有做失败的准备，但是他失败了，败得比考大学还要惨。史新月甚至没有犹豫一下就拒绝了他。她说，她已有了男朋友，她的男朋友后年就从清华毕业，他们已经定了那时结婚。
只“清华”两字就已让他败得丢盔弃甲，更别说她的冷淡和坚决的态度。他无地自容。他病了几天。病好之后，他的全身就披上了一副盔甲，由自尊与自卑同时铸就的盔甲。
在大学，他拒绝了三个向他求爱的女孩子，他对常常接收到的爱慕的目光视而不见。“这人真冷”“这家伙太傲”，他知道女生中常有这样的议论。他被系里的女生评为第一美男子，她们不会知道，在她们看来高高在上的他，在堂堂的仪表和冷峻的神情之内，是一个孤独的敏感的灵魂，有一颗脆弱的易受伤害的心。
也许肖燕是这世上看他最明白的女人。当她看明白他之后，他的外表就对她失去了吸引力。但那个时候还不是，那个时候，肖燕与别的女孩子一样，深深地被他的相貌气质所吸引。“从中学的时候，我就深深地爱上你了。”第一次伏在他怀里的时候，肖燕这样喃喃地诉说。那个时候，肖燕各方面条件都优于他：肖燕就读于北京名牌院校，肖燕的父亲官复原职又任某部某局的局长大人。春风得意的肖燕能对走背字的他一往情深，这不能不让他感动。
肖燕是在他毕业前一年走进他的生活的。那是在校的最后一个暑假，他被邀参加一个“插友”的婚礼，遇见了肖燕。几年不见，肖燕是大大地变样了。原来的黑边眼镜换成了隐形眼镜，两条长辫子换成高高束起的马尾，一件掐腰的衣服和一条笔挺的喇叭裤代替了原来没有腰身不讲剪裁的衣裤。在此之前，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肖燕也可以称为相貌出众。但这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她在谈笑风生中透出的那股自信——他印象中的肖燕有些胆怯有些寡言少语。境遇是可以这样地改变一个人啊！他在心里感叹。
那天晚上，从婚礼上出来，他们一起走到了护城河边。“我知道你与史新月的事了。”她说，“其实史新月根本配不上你。她有什么？除了那副脸蛋子！脸蛋子又能看几年！我见过那个男的，个子不高，脸黄黄的像个大烟鬼，还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说实在的，连你的零头都比不上。无非是他老爹是个副部级，他戴着一块清华的校牌罢了。像史新月这种小家子气的人，能看到的也就是这些了。”
不错，比起肖燕，史新月确实“小家子气”。史新月的父亲只是一个工厂的普通干部，母亲是一个普通工人。在文革中新月是“根正苗红”的那种，但是时过境迁，现在，史新月的家庭当然远比不上肖燕的家庭。其实，在肖燕的话中明显地能听出她现在的优越感，能听出过去岁月埋在她心里的妒忌；而且，如果史新月只有一副脸蛋，他萧旭彤又有什么呢？不过一副臭皮囊而已。
但是那个时候他可想不到这些。许久了，史新月这三个字，他连对自己都不提。今天肖燕这么提到史新月，他却觉得解气。自从被史新月拒绝以来，他第一次感到松快，被屈辱感和挫败感压迫的心在松动。温柔的路灯下，肖燕的目光温和而柔软。
其实他们的分手，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也就是在这个暑期，他第一次看到了父母的两本厚厚的相册——那一天母亲不知怎么就想起了整理照片。男孩子粗心，小时他可从来不注意相册什么的，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些东西早不知被藏到哪里去了。
第四部分一份永远的内疚
原来父母也有花前月下的年轻时候。看身着旗袍的母亲纤腰一握，身姿娉婷，微卷的浓密的黑发拥着一张秀丽的脸，确实是难得的美人儿。西装革履的父亲镜片后面目光炯炯，虽称不上英俊潇洒，却自有一股难掩的锐气和成熟的风度。这些照片应是父母新婚的时候拍的，因为后面的照片中母亲又恢复了学生装束。他知道，父母两家原是世交，祖父与外祖父曾一同留学英国。后来祖父在国民党省政府任要职，外祖父则成为当地著名中学的校长。1948年母亲中学毕业，其时父亲已是北平燕京大学二年级学生。父亲与母亲举行了婚礼。婚后，父亲继续他的学业，而母亲，也考进了当地的大学。
他的目光在一张父母少时的合影上久久不愿离开，他估计，那时父母不上十岁的年纪。一对童男童女倚在一起，就像一对亲亲密密的兄妹。约摸七八岁的母亲厚厚的头发剪成整齐的童妆头，倚在父亲的怀中甜甜地笑着——只有这样的笑容才可以称为甜，既甜蜜又娇憨。而父亲，约摸十岁的父亲，像一个小男子汉一样坐在那里，笑容中有些庄重，有些紧张，还有些羞涩。
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做“青梅竹马”的话，这张照片，就可以作青梅竹马的注释了。
父母毕竟有过好时光。父母的好时光，在他们做父母的时候已经结束了。
打从他记事起，父亲就是一副忧心忡忡谨小慎微的样子，以后更是一路谨小慎微下去，照片上这样满含自信和锐气的父亲，他可是从来没见到过。稍大些时他知道，因为出身官僚资本家，因为祖父做过国民党政府不小的官（祖父早在解放前夕病逝），父亲不仅不可能在事业上发展，还是每次运动中的“老运动员”。父亲被整怕了，被整服了，他甚至真的认为自己一生下来就打下了阶级的烙印，在血液中就有反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