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立这尊塑像。罗丹并非孤立无援，他的艺术界的朋友们联合起来为他辩护，并发表了宣言，其中包括最有名望的作家古拉、法朗士、画家莫奈、劳特雷克、音乐家德彪西等等，总理乔治•；克列孟梭也在声明上签了名。以诗人马拉美为首的支持罗丹的委员会，打算筹集3万法郎把这件巨作买下来，而且已筹到了一半款子。罗丹被深深地感动了，罗丹拒绝了公共签约和所有买家的标价，将他这件自认为最杰出的作品放在巴黎以外的蒙当他借了4万法郎购置的别墅花园，相伴终身。 1899年，巴黎正准备通过规模空前的展览会。1900年国际博览会来迎接20世纪的到来。罗丹决定展示他所有的作品回击那些敌视他的人，但负责举办展览会的部门拒绝给他安排地方，说他的雕塑不符合他们的主题——进步。最后在一些有影响的支持者及曾帮助过他的银行家的支持下，他获准建立自己的展厅。展厅离国际博览会的展厅很近，他那简陋的雕塑殿堂同富丽堂皇的博览会展厅及附近的科学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票价只是一个法郎，但他还是不知道是否会有人来参观，因为美术学院和法兰西学院的敌视态度可能会给公众以极大的影响。果然，来参观的人寥寥无几。直到教育部长参观了他的展览，并宣布那座尚未完成的《地狱之门》是个爱国主义作品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成千上万的观众都来看罗丹的展览。他雕塑的克罗黛尔、雨果、波德莱尔、达鲁和法尔居埃等人的头像十分引人注目，因为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和这些人物有关的流言蜚语。大家都知道罗丹和达鲁现在是对立的。文学家协会把《巴尔扎克》的塑像权交给了让•；法尔居埃，但罗丹和法尔居埃仍然是好朋友。正当法尔居埃雕塑《巴尔扎克》时，罗丹为他塑了这个头像，而且当法尔居埃的《巴尔扎克》揭幕时，他也照样出席了，艺术家们的伟大胸襟由此可见一斑。尽管如此仍然有人恶毒辱骂罗丹，但对法国之外的世界来说，他已成了第三共和国的一大光荣。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参观了展览厅，威尔士亲王在这里整整度过了一个下午，法国的新总统卢贝也来了。去年还被舆论攻击的人，今年却受到了广泛的赞扬。各国的博物馆都争抢着购买他的雕像，这使罗丹的作品成了国家的骄傲。私人收藏家也向他提出了多得难以接受的订货要求，当他试图通过提高价格来阻挡那些他不愿接受的项目时，他的作品反倒更加抢手了。他要价越高，收藏家买的就越多，得到一件罗丹的作品成了时髦的事情。到展览会结束时，他已卖出去了价值超过20万法郎的作品，并再次获得一枚荣誉大勋章。 历史是检验一切的标准。在罗丹去世20多年后，青铜像《巴尔扎克》终于在巴黎的拉斯佩尔和蒙巴纳斯路口矗立起来。当年屡遭诽谤的《巴尔扎克》，终于以形神俱备，是一个全新的人体雕塑理念得到了世人的承认。
第四章 加莱义民第3节 大文豪雨果（图）
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又一场划时代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摧毁了封建专制统治，为法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与此相呼应，法国的文学艺术也开始了根本性变革。在启蒙主义代表人物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的影响下，法国文学艺术开始逐渐摆脱古典主义的束缚走进浪漫主义时期。在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卢梭的学说起过重大的作用。卢梭宣扬个性解放，崇尚想象，歌颂自然，肯定感情是人的思想行为最奥秘的源泉。卢梭关于感情的学说，后来成为浪漫主义作家的思想基础，导致浪漫主义抒情风格的形成。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也受到欧洲其他国家文学的影响，如英国的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雪莱，德国的歌德、席勒，以及意大利但丁的《神曲》、西班牙的民歌等。这些作家和作品的介绍，使法国作家眼界大开。 1824年，以一个伟大文学人物为中心的积极浪漫主义者开始显示他们的力量，这个伟大人物就是维克多•；雨果。雨果的一生占了19世纪3/4以上的时间， 后人称19世纪为“雨果的世纪”。的确，在整个19世纪，雨果一直是一个把个人命运和时代命运交织在一起的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及政界的英雄。在如火如荼的年代，雨果的思想经历过数次大的转变。青年时代他同情法国保皇党，1826年开始从保皇主义转向新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文学上，他从创作歌颂王朝和天主教的诗歌《颂歌和杂诗》， 从否认文坛上存在着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分歧，到企图调解分歧，最后则完全站到新兴浪漫主义一边。1827年，雨果发表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剧本因不符合舞台艺术的要求，未能上演，但《序言》却成为当时文学浪漫主义运动的一篇重要宣言。与此同时，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出现了以大卫及其弟子安格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绘画。他们有着古典主义者圆熟的技法，但同时又有一些古典绘画中所缺少的热情与活力。大卫的名作《马拉之死》反映了一个具有进步色彩的艺术家对民主革命的关注。而具有“浪漫主义狮子”称号的德拉克罗瓦则是法国浪漫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是色彩大师。同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一样，他的《自由领导人民》也吹响了法国浪漫主义绘画的先锋号。可见，艺术的发展是同时代的变革和发展紧密相连的。 1848年元月革命以后，雨果的生活和创作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851年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雨果因反对政变而遭迫害，开始了历时19年之久的国外流亡生活。流亡期间，创作了长篇巨著《悲惨世界》。1870年，拿破仑三世政权崩溃。雨果怀着悲喜交加的心情回到了法国。68岁的雨果呼吁法国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反对普鲁士侵略，同时也大力呼吁德国人民起来反对普军的侵略行径。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雨果又毫无畏惧地站出来为遭受残酷迫害的公社社员辩护。雨果不仅是一位创作了《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不朽名著的文学家，而且也是反对第二帝国的精神领袖，是共和体制活的象征。不管在哪里，只要人类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雨果就站出来大声疾呼，提出抗议。他具有神的色彩，而对众多法国人来说，他就是个神。 1883年，雨果80岁了，一个把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大文豪已经即将走完他坎坷而多彩的一生。而罗丹才刚刚43岁，另一个巨人战斗生命的初期。两人相遇了，老人那坚毅的嘴唇、充满激情的下陷的双眼和布满皱纹的面容一下子迷住罗丹了。他向雨果表达了他想为他塑一个胸像时，雨果却不感兴趣。他说：“我不会安安稳稳地坐着，不会为你改变我的生活习惯，你自己想办法好了。”雨果照常在客厅里会客，而雕塑架只能放在凉台上，罗丹得两头跑。常常是跑在去凉台的途中，脑子里的印象忽已模糊，又不得不折回客厅去。为了这个雕像，罗丹画了60多张角度不同的速写。 罗丹凭他的执著、凭他的观察、记忆和对老人的崇敬，创造性地塑造出可以与雨果作品相媲美的人像来。前倾沉思的额头像一块高山上将坠的大石，这是雨果诗中描写的额：“有愤怒在沸腾的额。”（《恐怖的年代》）“思想在燃烧的额。”（同上）“光辉四射的额。” （《静观》）“爱启示的、思想的、裁判者的额。”（同上）眼睛下视，好像从什么峰顶高处俯瞰人世，倾听世纪的声音，看《可怜人》的辗转。眼光沉郁得厉害，眼皮挂塌着，好像凝视这可歌可泣的世间太久了，太累了。两肩耸起，向前像要围捕什么，前胸陷落下去，肌肉峥嵘起伏，那下面有心潮的汹涌。 这位巨人80多年的风云事迹仿佛都浓缩于罗丹的这件作品，陶炼熔铸在一尊雕塑上。1885年，雨果逝世，法国政府正式约罗丹雕造雨果纪念碑以立在先贤祠前。带着对老人的无限敬意，罗丹开始用剖刀展开对这位大文豪的解剖与分析。他所雕塑的雨果坐在大海边，与那块经受了几个世纪海水冲刷的巨岩溶为一体，他全身赤裸，无牵无挂，就像那大海和太阳一样，正如大自然没有给自然界的万物披上罩衣，罗丹也不愿意给自然的东西披上外套。 1889年，万国博览会在法国举行，同一天，在小乔治美术馆罗丹和他的老朋友印象派画家莫奈举行联展。这是一次有战略意义的展览，多年来，法国官方艺术对他们一次次的打击，他们进行了一次次的反击，作品一次次不为公众所接受，但他们从没退缩。莫奈是印象派的领军人，他的《日出•；印象》成了印象派的代表作，“印象派” 也因此而得名。他的画柔和纤美、光彩斑斓。捉住了太阳和空气光色变幻的特点，表现了光线每一丝细微的差别。他曾行乞街头，年老时患了白内障，但他却从来没有停止艺术追求的脚步，著名的《睡莲》就是在他视力严重衰退时完成的。现在社会已经对他们的作品给予了承认。来参观的人很多，卡尔诺总统来了，他热情地赞扬了《加莱义民》，罗丹得到了第一枚大勋章。勒考克也来了，年已80岁的他鼓励罗丹：“当批评变得特别尖刻和刺耳时，你要记住，超群的能力是我们同代人最不能饶恕的罪孽。” 当卡尔诺总统离开时，罗丹正在扶他的恩师勒考克上马车，他一点都没注意到卡尔诺。 罗丹尚未完成的雨果纪念碑也在这次沙龙中展出。当美术学院院长纪克姆看到这位大文豪一丝不挂摆出来展览时，非常震惊。几天之后，罗丹的雨果像被市政府拒绝接收，原因是他们不能容忍心目中神话般的英雄，他是如此全裸体的“不体面”地被摆出来。罗丹为此争辩道：“然而我们都是一丝不挂的。正如塞万提斯所说的：‘我赤裸裸地来到人间亦须赤裸裸地离去。’” 罗丹喜爱塑造人体， 因为对他来说，人体就像脸部对伦勃朗一样，充满了表情和思想。
第四章 加莱义民第4节 达鲁肖像（图）
罗丹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艺术家，他的心里装的都是雕塑艺术，即使家庭、孩子也很难占据他的心思。人们的面容、躯干及肌肉，以及从人的外形所反映出的心灵的真实情感，这些才是他真正关心的东西。 但罗丹也曾为政治上的反动人物塑过像。在罗丹的工作室里，有一座法国政论家亨利•；罗歇福尔的胸像。他突出的头额像是一个好斗的、常和同伴打架的孩子的头额，火焰似的头发好像发出起义的信号，讥讽而弯着的嘴唇，愤怒的胡须，表现出一种不断的反抗，人们一眼就能认出这是副暴动者的面孔。在罗丹看来批评和战斗的精神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赞美的形象。这个形象反映出19世纪70年代一大批法国人的精神状态。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对法国人精神世界的影响是重大的。虽然这次起义很快就被残酷地镇压了，然而它为反抗暴政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却给欧洲乃至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罗丹一向不太关心政治，也不懂巴黎公社革命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当1883年罗丹重新遇到老友达鲁时，是被大赦从英国回来的，他的面孔因革命和流亡而饱含忧患，罗丹被这个面孔深深地打动了。达鲁和罗丹同在工艺美术学校学习，他同罗丹一样，也是位天才的优秀雕塑家，他也曾和罗丹一样，因为开创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而不为官派艺术所接受，他们同当时的印象派画家们一起经受贫困但仍不屈不挠地进行抗争。1871年，达鲁积极地投身于如火如荼又悲壮惨烈的巴黎公社革命。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他被判处流亡，饱经沧桑与苦难。 罗丹为达鲁塑了一个胸像，裸露的上身、倔强地昂扬起的脖子，展现了达鲁悲愤与忧患的气质。高傲的挑战似的头、露出青筋的脖子、凌乱的胡须、紧皱的眉头和粗眉毛深隐憔悴却充满力量的眼，这是一个饱经沧桑而又高贵的头颅，它充分显露了革命者高傲的不屈的神气。这个作品完美地体现了人物性格特征。正因为原型是个流亡的革命者而遭致官方严厉的批判与无端的攻击，他被诬为“红色政治的工具”，在一段时间内受到当局的监视。 后来达鲁成了罗丹的对立派，他因投机成了官方所宠爱的雕塑家。罗丹的《艺术论》中还是很高地评价了达鲁，认为他是位“伟大的艺术家”，“他的许多雕像有着壮丽的图案意味，这使得他这些作品能和17世纪最美的作品放在一起。如果他没有贪图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