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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兴元年开着（公元1022年），宋真宗崩，时年五十五，在位二十六年。其子宋仁宗继位，史臣称“（宋）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此话也是不知就里，宋仁宗继位时是个十三岁的少年，万事由真宗皇后刘氏做主，娘俩是知道“先帝”酷爱天书才把这些东西陪葬，如同以王羲之真迹陪葬唐太宗一样，而并非是想为宋真宗“遮丑”。
又过七年，宏丽的昭应宫因被雷电击中，燃起大火，连烧几天几夜，成为一堆灰烬。刘太后本想再建，大臣范雍等人立谏，以“天”说事，认为这是上天示警，不能再惮民力重建。“（刘）太后与帝（仁宗）感悟。”任由这座北宋的“国家大剧院”自生自灭。其实，昭应宫如果不被烧毁， 到今天也应该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可以当宫殿，当博物馆，即使宋代以后改朝换代，仍可充为实用。假如耗银亿万只为形象工程盖成个大圆罩子，势必会成为千秋万世之羞。而且，土木结构还好拆用改建，亮玻璃大柱梁水泥礅，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现代垃圾。
“天书封禅”千百年来虽广为人诟病，主要是宋真宗君臣妄诞不经，劳民伤财。但是，从实际情况讲，天书降神浩劫和祭祀活动也算“拉动内需”，伤财未动筋，劳民未伤骨。而且，“天书降神”，从某种意义主进，在外交政治上于北宋而方还有“积极”意义。这一点，为元朝撰编宋、辽、金史的儒生早就有所发现：
“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虑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辽史》，见契丹故俗而后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
所以，针对辽朝上层好神信鬼的习气，宋真宗君臣搞这些大把戏，确实也让辽朝使臣看得眼花缭乱，并数次派人来观礼，实生羡慕感叹之情。宋朝在当时代表“先进文化”，大臣们虽然绝大多数附和，积极参与“表演”，但基本上没人相信，连给宋真宗首先出坏主意的王钦若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这是“以神道设教”，是高级愚民术。但是，相对于笃信萨满类原始宗教的契丹人，他们对“天书”、“天神”、“祥瑞”之事，宁可信其有，绝不信其无。已是友好邻邦的大宋国天书频降，符瑞遍地，皆是使臣亲眼所见，回国后一经渲染，说不定还对辽国君臣起到了一定意义的震慑作用。宋辽百年之好，可能“天书封祀”还真有一定的作用！
狼子野心的西夏“开国者”们（1）
中国历史，总以“正朔”为原则。公元十三世纪，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由于他们自己是“夷狄”，所以，元朝的史家们奉命同时修《宋史》、《辽史》、《金史》，给人一种三朝皆是“正朔”的感觉。后来，到了满清，这帮大辫子哥们虽然也是“夷狄”，可自康熙起，清朝皇帝的汉化已经到了骨子里。他们对“夷狄”、“胡”等字眼十分敏感，然而对于宋朝的历史还是很“客观”。特别是乾隆，大兴文字狱之余，也认为宋朝在当时才是正朔。更难能“可贵”的是，满清本身是以金朝的后裔继承人自居。
无论如何，绕来绕去，当时、后世的历史学家对于与辽、宋、金同时代存在的一个西北政权西夏，似乎都有意无意忽略或弱化这个割据政权的存在。事实上，蒙古人修史，也没把西夏当成一个正朔“国家”来修（当然，可能由于成吉思汗正是在出征西夏时病死，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细究史书可以发现，西夏盛时，方圆两万多里，疆域比辽朝还要大一倍，其“领土”包括今天的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以及内蒙古的一些地区。人口成份也十分丰富，有党项（党项羌）、汉族、吐蕃、回鹘、鞑靼、吐谷浑、契丹等族。从唐末拓跋思恭拥有夏州之地算起，至最后被蒙古所灭，西夏立国长达347年，与之相比，宋朝（南北宋）为320年，辽朝为210年，金朝才120年。
西夏，以当时的“政治地理”来讲，确是一方胜国，它北有狼山、阴山、西有贺兰山，东南有六盘山、西南有祁连山；滔滔黄河，直贯国中；都城兴庆（银川）更是险河依山，形胜地固。西夏，乃宋朝对它的称呼。元昊建国称他的“国家”为大夏，承袭自五胡乱华时代的匈奴大王赫连勃勃，当时这位爷在今天的宁夏及周边地区建立过一个“大夏”政权。可笑的是，西夏主体民族是党项羌，但元昊一族出自拓跋鲜卑，与北魏同源。拂拭历史的尘埃，可以发现，赫连勃勃天王的煌煌“大夏”，当年正是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所灭。时隔600余年，拓跋氏后裔又在相同地点复活了与昔日敌国国名相同的“大夏”，是意外的巧合，还是一个历史的黑色幽默呢。
鄂尔多斯大草原的主人――党项羌早期的“奋斗史”
党项，据考是羌族的一个支系，《隋书》上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岩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估计是体健爱跑喜欢爬树什么的。西晋时期，羌族被整治得厉害，“或臣（于）中国（中原王朝），或窜于山野”，跑得远一点的就归附了吐谷浑。唐朝太宗时期，由于吐谷浑为吐蕃所灭，缺怙少依的党项羌请求内附，被大唐徙于松州（今四川松潘）安置。渐渐地，这些党项羌人形成数个最大的部落族种，有拓跋氏，野利氏，米擒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细封氏等等，其中的“盟主”，就首推拓跋氏，他们的地盘，大概占有今天的青海以北、甘肃以南地区。
唐朝开元年间，居于今天青海和甘肃南部的一些党项羌非常恐惧那些嗷嗷乱叫四处劫杀的吐蕃军队，向唐玄宗求救，被集中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安史乱起，各地胡人蠢蠢欲动。大英雄郭子仪怕这些异族豺狼聚合在一起搅大事，就建议唐代宗把当时在庆州的拓跋朝光部党项人迁至银州以北和夏州以东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鄂尔多斯的东南，这一地区正是是南北朝时匈奴人赫连勃勃的“大夏”国旧地，当时称平夏，所以这一部拓跋所统率的党项羌就称平夏部。日后西夏皇族，正是源出这一部党项。当时，唐朝还迁另一个部落首领拓跋乞梅于庆州，这一部党项羌就称“东山部”（因为他们所居的庆州在六盘山以东）。唐僖宗时，平夏的酋长拓跋思恭被朝廷封为夏州节度使。由于赶上唐末大乱，拓跋思恭追随沙陀人李克用，曾一度帮助唐王朝“收复”长安，因功被封为夏国公，并赐皇族姓“李”，夏州地区的党项武装也被称为“定难军”，总括夏、绥、宥、银四州。由此，以夏州为中心，鄂尔多斯以南的广大地区皆成为拓跋部的私人领地。拓跋氏一直争取“保境固守，伺机发展”的策划，完全是墙头草，谁硬就倒向谁，谁称帝就向谁称臣，只要承认他们在夏州一带广大地区的统治地位即可。五代之始，陕西北部被平夏部拓跋氏纳入版土，又添盐州和延州之地。
五代的后梁时期，平夏部酋长李思谏（即拓跋思谏，此时已经以“皇唐”的国姓自称）向朱温称臣。后唐灭后梁，当时的平夏部头人李仁福又马上“归顺”，得封朔方王，仍旧在原来的地界为霸一方。后来，李仁福病死，其子李彝超继任。后唐趁人之丧，想借机拔掉这个“钉子”，派大军突袭夏州，结果反被早已有准备的平夏部党项人打得大败，悻悻而归。按理，后唐是沙陀种，也被唐王朝赐姓李，一笔写不出两个“李”，曾经还是老战友。利欲熏心，当时的这些野蛮部落惟利是图，彼此没有任何信义可言。
后晋、后汉、后周几个政权在中原地区走马灯一样换，平夏部党项羌人任谁称皇帝，皆“俯首”称臣，换来的是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无上地位和大笔大笔的金银财宝等等“赏赐”。“虽未称国，而自其王久矣。”狼子野心，勃勃欲发。
待到赵匡胤建立宋朝，夏州地区已经在平夏拓跋（部）手中经营了二百多年，这里广褒的牧场，不仅养育了无数牛羊，更重要的是出产良种战马。特别是地斤泽地区，处于鄂尔多斯腹地（位于今天的内蒙伊克昭盟），牧场丰肥，牛羊无数，成为党项羌族的肉库和天然马厩。同时，由于又与汉族杂居，党项羌的农耕业也不逊色，与宋交界的七里平等地，满眼皆是西夏的储粮仓。另外值的一提的是，鄂尔多斯南部还盛产当时可作货币使用的上好青盐，且产量巨大，一年能有一万五千斛左右。有兵有粮有马有盐，天时地利人和，平夏部自然是一方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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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子野心的西夏“开国者”们（2）
宋太祖初登基，李彝殷立即遣使上贡，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彝兴（赵匡胤之父叫赵弘殷），以“避讳”之举表忠心。宋太祖见这位西北豪酋如此“懂事”，大喜，仍旧承认李氏（拓跋氏）家族对当地的统制权，并诏命党项羌出兵骚扰北汉，以配合宋军作战。建隆元年（公元962年），李彝兴献良马300匹，此举如同现在奉献三百辆车载火箭一样，正是宋军所急需。宋太祖高兴之下，亲自监制了一条玉带给李彝兴。这位老李是个腰带十围的巨胖，可费耗了宋廷不少块上等和田美玉。
乾德五年，李彝兴病死，宋太祖“震悼”，赠太师，追封其为夏王，并授其子李光睿为定难军节度使。由于得知宋太祖不断削夺方镇大将的权力，又听说仁德的皇帝“杯酒释兵权”，李光睿又惧又怕心存侥幸，遣使入朝献宝献马之余，上表表示自己要入朝觐见宋太祖。当时，北汉未下，宋太祖还需要李光睿这一方豪酋替他出力，便“优诏不许”，让他出兵助宋军攻北汉。李光睿还没出兵，北汉主刘继元自找倒霉，派军进攻银州，被党项羌击走。生气之下，李光睿亲率军队出击，配合宋军作战，夺取北汉两座雄关，斩首近千，缴获不少辎重物资。
宋太宗继位，李光睿与其父一样，为避赵光义的名讳，马上改名李克睿，十分诚惶诚恐。太宗高兴，加封他为检校太尉。太平兴国三年，李光睿病死，其子李继筠承袭定难军节度使之职。这位爷命不好，当了两年多节度使就病死，其弟李继捧袭位。一直以来，李氏一族野心并不大，无非是甘心情愿当一方诸候，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宋太祖虽然削夺方镇的兵权，对于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仍“许之世袭”，各地的大小豪酋们又有厚赏又有世袭官职，孝顺得不行。而且，西北等边疆地区不同于中原、江南、岭南地区，形势复杂，一无借口，二无必要，因此，施恩取信于人，是当时宋朝最为稳妥的计策。
但是，李继捧继位后，形势赫然出现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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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不饱的群狼（1）
――从李继迁到李德明
李继捧当上节度使才一年多，竟然于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六月率一大家子入朝。“自上世以来，未尝（有）亲觐者”，看见西北边地这位小诸候能束身归朝，宋太宗也大感意外。李继捧的祖母独孤氏又向太宗皇帝呈献玉盘等宝物。大喜之下，宋太宗赐赏李氏一家金银无算。坐下细聊，方知李继捧袭位后，“诸父、昆弟多相怨”，其叔父辈以及兄弟辈不少人虎视眈眈，认为他不该有资格承继其兄李继筠的节度使，大概读过一些书，李继捧知道唐末的藩镇往往为保自己一家活命，偷偷跑到京城向皇帝效忠，肯定能有大官好宅多金银，于是他也表示自己“愿留京师”。
李继捧一家入京，确实是好事。宋太宗急于求成，“乃遣使夏州护（李继捧）缌麻以上亲（戚）赴阙”，想让人把李氏亲族皆一锅端到京城，彻底根除西北这一大盘踞势力。愿望是善良的，但却是极不现实的。搬迁一根两百年老树，还需仔细清理盘根错结。从根上挖取一个有二百年地方统治史的大家族，难免百密一疏。而且，这一举措最大的错漏在于使当地的李氏族人和地方大小豪酋产生警惕：连李家都被迁入京城了，我们何时要结束世外桃源土皇上的美好生活呢？其实，当宋太宗向李继捧怎样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