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就是他在漫长的三十年的时间里总也忘不掉，天天在想念、在回忆的那个人。他克服了心中现在这种不合时宜的胆怯。既然来啦，就应该走上前去。哪怕只是瞧上一眼，寒喧几句也好，哪怕只是让他证实一下；他没有弄错，这正是对他来说具有那么重要意义的那个人。
他首先走近大楼的一角，把信封上的号数和在粗糙不平的墙上用橙黄色油漆描上的那个号数对照—下。小姑娘们是对的，墙上写的的确是第三栋。他把信封揣进兜里，细心地扣好扣，提起小手提箱。现在该去找住宅了，在这住有百户或百户以上的大建筑里，恐怕这也不是很简单的事儿。
他犹豫地四面观望，朝着第一个门洞走去，路上吓跑了懒洋洋地躺在花坛旁边的一只灰猫。开门之前，他把门上的信箱号码，离家时务请关闭电气开关的通知，还有印在烟卷纸上的，为研究修缮院落召集住户开会的通知等等，读了一遍。门的上方挂着一个小牌，那上面有第几个门以及从第一到第二十住宅的号数，因此他要找的那个任八不在这里。看完之后，他沿着大楼继续往前走，经过第二个门，朝着第三个门洞拐去。
在紧靠门口的一条长凳上，坐着两个很老的、在夏天还穿着棉衣棉裤的老太婆。其中一个脚上甚至还穿着毡靴。另一个手中拿着一根木棍聚精会神地在沥青地上划着什么。她们中断了自己的小声的谈话，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他，显然是在等待向她们打听什么。但是他什么也没有打听，找什么以及到哪里去找，他自己都已经清楚了。他怀着某些难为情的心理，一回注视着门口上方的小牌，一面从她们身边走了过去。看来，这回他走对了。他要找的那所住宅就在这里。这时他感到心里好象跳了一下，他用脚推开门，就走了进去。
第一个平台住四户，从第四一户到第四十四户。他又慢慢地向上走，经过一个蓝色木箱，木箱里还有不少带号数的小格，报纸的一角还露在格子的外面。他明白了，第五十二户应该再上一层楼。
在前面楼梯拐弯的平台上，他不得不停下来歇口气，因为不习惯上楼，已经累得气喘了。而且还有一种奇怪的不安心情，老是缠着他不放，好象他是去求人，给人家添麻烦，或者有什么错处似的。当然，他也明白，不管他怎样想，怎样安慰自已，还是不能不激动。要是这次会见安排在几年以前，情况也许会好一些，但是那时他知道有关他的任何消息吗？
第五十二户的门、在平台的左边，象这里各家的门一样，也是用彩色油漆漆的。门前整齐地放着一块擦鞋用的粗地毯。门上面有住宅的号数，他把小手提箱放在脚旁，喘喘气，等踌躇的心情过去之后，用弯曲的手指轻轻地敲了敲门。之后，等了一会儿，又敲了几下。什么地方好象有人在说话，仔细一听，还是收音机在广播，于是他又敲了敲。这次应着他的敲门声，邻居家的门开开了。
“您按铃！”一位妇女急忙用围裙擦着手，从门口探出身来说。正当他疑惑莫解地在门上寻找按钮的时候，她跨过门槛，亲自按了按门框上刚能看得出来的黑色按钮。刺耳的铃声在门后响了三次，可是五十二号的门还是没开。
“不在家。”这位妇女说，“早上小姑娘还在这里跑，但不知为什么现在就不见了，大概是到城里什么地方去了。”
行动受挫使他感到沮丧，他无精打采地靠在栏杆上。以前他为什么没有想到，主人们可能不在家，他们可能徒步或者乘车到什么地方去。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难道他自己是整天坐在家里吗？甚至是现在，当他已经退休了的时候。
看来，这里已经无事可做。也不能总等在这个平台上，于是他向楼下走去。
女邻人在关门之前，从后边喊道：“对啦，今天有足球赛！怕是看足球去啦。”
可能看足球去了，也可能是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在天朗气晴的假日，城里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公园、电影院、饭馆、剧院。这里不同乡下，有趣的地方多得很。他这个蠢货怎能指望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老是坐在家里，等待他来做客呢？
他踏过四段比较陡的楼梯，下了楼，来到了门外边。他一出现，两个老太婆又中止了自己的谈话，重新带着浓厚的兴趣注视著他。这次他没有象方才那样感到难为情。他在小路的尽头上停下来，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不管怎样，大概总得等一等，而且已经走了好久，很想坐下来，舒展一下腿脚。他四面看了看，发现在院子深处一所砖房的荫凉里，有一条长凳空着，他拖着一个疲惫人的缓慢脚步，向着那里走去。
他把小手提箱放在凳子上，坐下来，带着一种享受的心情伸了伸两条累痛的腿。这时他把自己骂了一顿，因为临来时听妻子的话，穿了双新皮鞋，要是穿那双旧的合脚的皮鞋就好了。现在脱光脚可不错，但是他回头一看，又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周围有人：在蘑菇亭下面的游戏沙地上，孩子们在玩耍，和这所砖房一样的那所建筑——汽车库旁边，有两个男子在卸掉发动机罩的“莫斯科”牌小轿车旁边弄着什么。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见，坐着两个老太婆的那个门口，便于观察出入的人，他觉得只要第五十二号住宅的主人在门口一出现，他就会立刻认出他来。
他决定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里等侯。坐在这里，一般说来很安静，有荫凉，还不热。又可从容地观察新市区的生活。这种生活他还是第一次看见，其中有许多东西他是很喜欢的。当然，他的思想不时地回到他那久远的过去，回到那两天游击队的生活，正是那两天的生活终于把他带到了这条长凳上。现在他勿需特意去回想，也不必过度地使用他那非年轻的回忆，当时发生道的一切，直到最细微的情节，还都历历在目，就象昨天的事情一样。尽管已经过去了三十年的时光，在他那清晰的记忆里，可什么也没有遗忘。所以能够如此，恐怕是因为在那两个昼夜里他所经历的一切，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同时也是最有意义的。
他常常在思考、回忆和评价那些日子所发生的事件，每次他都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有的东西在他心里引起了一种迟发的不安的情感，甚至是对自己的懊悔；而有的东西对于他这个朴实的人说来，却是值得骄傲的。那毕竟是战争。他后来生活中的仟何东西，都不能与之相比。那时他年轻、健康，对自己行为的意义，没有专门去考虑，他的行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能归纳到一个目标上，这就是打死敌人，而使自己避开子弹。
第二章
当时一切都沿着自己的轨道进行着：艰苦、忧虑、饥饿。他们连续五天五夜打退了“围剿”者的进攻，疲乏到了极点，列夫丘克田困极了。但是只要他在松树下一打磕睡，就觉得有人在招唤他。这个声音他感到很熟悉．这时他的困劲儿马上就减弱了，甚至就要完全消失了。但是没有消失。睡意是这样缠人，这样有力地控制了列夫丘克的机体，使他继续处在昏迷和清醒之间的朦胧状态之中，难以振作起来。林中令人不安的现实：灌木林中树枝的喧响、稍远处什么人的谈话、周围从被围的第一天起就从未平息过的不高但也不远的枪声，不时地闯入他那半睡半醒的意识中。但是列夫丘克顽强地哄骗自己，似乎什么也没听见。他睡着，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愿醒来。他要睡上两个小时，或者一小时也好。看来他在生活中还是第一次获得这样的权利。现在，除了德国人之外，在这个树林中不论是谁，班长也好、连长也好，甚至是支队长本人也好，都不能剥夺他这个权利。
列夫丘克负伤了。
那是在一个傍晚，在道尔嘎亚·格拉达。“围剿”者们在一天之内，发动了四次进攻，都被击退。他们从沼泽地上拉走了自己被击毙和击伤的人员，多少安静了一些。他就是在这之后不久负伤的。“围剿”音们大概在等待新的命令，可是他们的长官们正在犹豫。这是有原因的。在战争中常有这样的事：指挥官发动四次进攻，未获成功，那么在下达第五次进攻命令之前，就感到有必要认真地考虑考虑了。在军事问题上，列夫丘克多多少少也有了一些经验，他蹲在自己不深的、盘据着树根的掩体里就猜到，敌人已经伤亡惨重，连队取得了—定的间歇的时间。又等了一会儿，他把自己那挺很沉的“捷克佳略夫”机枪的枪托，撂在胸墙上，从衣袋里掏出来昨天剩下的一块面包。他前面是一块不大的林中旷地，那上面长着灌木、菖蒲，还有一些不深的、多苔的水洼。他一面警惕地观察前面这块空旷地面，一面嚼起面包来。吃了一点东西，他又想起要抽烟。很不凑巧，烟叶抽光了。他倾听一会儿，就招唤邻居。在静悄悄的傍晚的空气中，从邻居的掩体——离他不远、象他的掩体一样，也是在沙土地上挖成的一个很浅的壕沟里，飘过来马合烟的香味。
“基谢尔！把‘烟头’牌扔过来！”
过了一会儿，基谢尔把烟头扔了过来，但是扔的不很成功。一根折断的、夹着一只“烟头”牌的树枝，没有扔到地方。于是列夫丘克就怀着某种谨慎的心理伸手去够，但是没够着。他从掩体里齐腰站起来，又伸手去取。就在这时，他感到好象有个什么东西，在他的肩头上猛的撞了一下，还崩了他一脸针叶和沙子，同时从沼泽地后面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声步枪的响声。列夫丘克扔掉这只倒霉的烟头，急忙缩回掩体里。虽然他还没有立刻感到袖子里有一种热呼呼的东西，但是他吃惊地看到，在上衣的肩头上有一个不大的弹孔。
“唉，他妈的！”
真是太倒霉了，不仅受了伤，而且还伤得这么不光采。不管怎么说是受伤了，而目看样子伤得还很重：浓稠的鲜血很快就顺着手指流下来，肩头发烧、疼痛；他缩回掩体，骂了起来，用一块包面包的旧印花布对付着把伤口缠上，咬紧了牙。只是到后来他才逐渐意识到，这次负伤的全部的不愉快的含义。他恨自己的马虎大意，更恨沼泽地后面的那些人。肩头上的伤口越来越痛，他拿起机枪对准柳丛，要狠狠地打上一梭子。他们就是从那里阴险地伺机把他打伤的。枪还没放，他就压低嗓子唉哟了一声，枪托往肩上一搁，献感到钻心地疼痛。列夫丘克立刻就明白，从今以后他不是机枪手了。
这时他躲在掩体里又向基谢尔喊道：“告诉连长。受伤啦，我受伤啦，听见了吗？”
好在已经是黄昏。在长长的炎热的一天过去之后，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下面去了。沼泽地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烟雾，远方已经看不太清。德国人一直也没有开始他们第五次的进攻。天黑时，连长米耶维奇来到了长着松树林的小山岗上。
“怎么，负伤啦？”他伸长身子和他并排趴在干枯的针叶上，凝视着烟雾弥漫的沼泽地，从那里吹来火药的气味和傍晚的凉风。
“是的，肩上受伤了。”
“右肩？”
“是呵。”
“好吧，有啥办法呢！”连长说。“快到巴依金那儿去。把机枪交给基谢尔。”
“交给谁？他也算机枪手！”
开始时，列夫丘克认为，在连长的这个命令中，对他来说有一种侮辱性的东西：把这样一挺由他维护的、完好无损的机枪，交给象基谢尔这样连步枪还摆弄不好的乡下佬，这就意味着在其他一切方面，已经把列夫丘克与他同等相看了。但是列夫丘克不愿和他相提并论，因为当机枪手是一种的特殊专业，是挑选优秀的游击队员——以前的红军战士来担任的。当然，现在红军战士已经没有了，机枪确实已经无人可给了，列夫丘克想，随连长的便，让他决定好了，这不关他的事，现在他已经是伤员了。
列夫丘克故意装做无所谓的样子，在邻近一棵松树下面，把机枪交给了基谢尔，自己就空着手慢慢地向着树林深处的小溪走去。那里是这个被围地区的后方，卫生所就设在那里。游击队员们开玩笑，把他们的医生威尔赫维兹和巴依金称为支队的“死神的助手”。这也有些道理。因为，巴依金战前是个牙科医生。而威尔赫维兹的手，大概从来还没有摸过绷带。但是他们找不到更好的医生了，这两个人又管治病，又管包扎，而且有时还截断胳膊或大腿，就象给那位患坏疽病的克里茨基做过的那样。据说还不错。他住在一个村子里，正在恢复，尽管只剩下一条腿。
在小溪附近卫生所的窝棚旁边，已经有好几个伤员坐在那里。轮到列夫丘克的班了。医生摸着黑，用很浓的过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