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护你们，我们四面都要出击，部队作战拖得很疲劳啊。你们如果能按时到达宿营地，就可以减少我们许多疲劳，少走好多冤枉路。”
“我的工作是教唱歌，组织宣传，鼓舞士气，扩大红军，别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尽管这样，李伯钊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她说：“不过，我们那个队伍是扛的、抬的多，都是些重型家伙，还有卫生连的伤病员，他们的行军是有些让人着急。”
彭德怀听后哈哈大笑说：“是的，你只能给我们说点情况。不过，我想请你把口信带到。”
李伯钊郑重地点点头。
女红军们全部编在“红章纵队”中，她们中有24人的编制在干部休养连。邓颖超、贺子珍、曾玉、陈慧清、刘群先、金维映、丘一涵、杨厚珍八个人因为体弱有病或怀有身孕，在连队以休养为主；李伯钊、钱希均、钟月林、廖似光、萧月华、谢飞、谢小梅七人在连队负责宣传红军政策、打土豪、寻找担架员等工作；邓六金、王泉媛、危秀英、刘彩香、吴富莲、李桂英、阚士英七人是随担架行军的政治战士，主要负责做好担架排和民夫的思想工作。李坚真担任连队指导员，吴仲廉担任连队秘书。她们中的多数人都没有走过远路，有的人还是缠足后放开的解放脚，这给她们的行军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每天天不亮便匆匆上路，一走就是一天，遇有敌情还要急行军，沿途还担负着许许多多的工作，这可累苦了女红军们。许多人的脚上打了血泡也不敢吭声，走着走着就掉队了，有时大队人马已经到宿营地休息了，她们还迈着沉重的步履，在途中苦苦地挣扎着。
彭德怀对此很有意见，但他也体谅她们的难处。
这批女红军中有许多人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的妻子。此外，她们本人参加革命的资历也很深，她们对军队中的平均主义和轻视妇女的现象勇敢地提出了批评。指导员李坚真刚刚上任，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就严肃地对她说：“你们休养连要像战斗部队一样，按照上级的指示组织行军，途中要自己筹集粮食，自己携带行装，同别的部队不能有任何区别，更不能要求特殊照顾。”
争强好胜的李坚真愉快地答应了。可是过了不久，她就发现蔡树藩的要求太苛刻了，干部休养连怎么能同战斗部队相提并论呢？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老弱病残，或怀有身孕，行动起来极其困难，除了几个身体不好的老大姐，其余的人还要照顾伤员，宣传群众，寻找民夫，分派担架……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部队急行军的时候，常常是一天走50多公里地。危秀英、刘彩香、邓六金、钟月林、李桂英、王泉媛等政治战士，每人要分管三四副担架，担架员都是临时从沿途的村庄里找来的，一天给他们一块银元。许多民工因为有顾虑而怠工，女红军们除了时时宣传鼓动他们，在生活上更是细心照顾他们，让他们吃饱睡好，有时还顶替他们抬担架。在粮食不够的情况下，她们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要让民工吃饱吃好，使他们能有更多的力气抬运伤员。此外，她们还要留在队伍后面做收容工作，帮助掉队的伤病员背行李，有好多次，敌人的子弹在身前身后呼啸，她们也没有扔下一个伤员。尽管她们是非战斗部队，可一点也不比战斗部队轻松。要求她们同男红军一样显然不切实际，李坚真几次向蔡树藩提出抗议，还因此遭受了严厉的批评。
随着时间的推移，伤病员越来越多了，而马匹和担架却在一天天减少，女红军们开始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她们以女性所特有的坚韧和毅力，咬紧牙关坚持着。
部队进入贵州境内。
彭德怀与杨尚昆率领三军团的指战员大踏步地向前开进。
侯政、李坚真率领干部休养连从斜路上穿插过来。
“快，快跟上，从三军团这里插过去。”指导员李坚真焦急地催促着。
为了保持建制行军和不影响行军的速度，上级规定，严禁从行进的队列中穿插。三军团的干部因此开起玩笑来：
“掉队了就在屁股后面慢慢走吧，怎么能插队呢？”
“到底是娘子军厉害，一下就把我们冲垮了。”
“你们不能打仗，行军还要掉队。”
女红军们立刻反唇相讥。
“发生了么子事？”彭德怀走来了。
女红军们纷纷上前告状。
彭德怀一见这些肩扛梭镖缨枪、满脸倦容、嘴巴却十分厉害的女红军们，忍不住笑了，说：“哟，我以为是什么人冲击了我的三军团，原来是拖尾巴的‘迫击炮’来了。”
女红军们有些不好意思了，彭德怀却十分欣赏这个词。后来一碰到她们，老远就喊“迫击炮”。
当“迫击炮”也没什么不好的，女红军们想。后来的行军中，她们的身体在历经痛苦的磨难之后，一天天健壮硬朗起来，她们提出了“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的口号，激励自己奋勇前进。
在恶劣的行军条件下，女红军们的性别意识在渐渐淡化，在许多时候，她们都把自己当成男人。女人爱美的天性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常常顾不得洗脸、梳头，只是在路上遇到水洼或小河沟时，随意撩点水冲把脸。到了严重缺水的地区，饮水发生了困难，许多人干渴得嘴唇出血，脸上蒙着一层灰黑的泥尘，只有两只黑亮的眼睛，燃烧着不屈的生命之光。而在连绵不断的雨天里，她们经常被浇得像落汤鸡一般，许多人因此停经，有的甚至落下了终生不育的疾病。
此外，她们还要时时忍受着一些来自伤员的委屈。
在频繁的战事中，伤员不断增加，而药品却极其匮乏，得不到治疗的伤口发炎溃烂了。许多伤员在疼痛难忍的情况下，对女红军们大发脾气，有的甚至还用拐杖打过她们。望着这些生命垂危的兄弟，她们的心在暗暗流血，她们知道这些伤员在得不到治疗的情况下，最终会失去年轻的生命，他们曾经是多么刚强、骁勇的战士，面对敌人的飞机大炮，他们没有胆怯过，没有退缩过，他们为了革命的胜利付出了血的代价呀！他们不愿意这样受折磨，不甘心这样轻易地死去，他们的心中压抑着多少委屈和愤懑啊！在他们的粗暴面前，女红军们默默地忍受着，以姐妹般的亲情、友爱，温暖、抚慰着一颗颗受伤的心……
第二章 特殊的连队特殊的兵危秀英两次遇险
1935年1月9日，一方面军的30位女红军跟随中央领导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人走进了遵义城。
这是一座北倚娄山、南临乌江、地势险峻的黔北重镇。战国时属夜郎，汉时置县，唐朝改为遵义县。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后，总参谋长刘伯承直接指挥红一军团智取遵义。
当女红军们跟随中央军委纵队走进遵义城时，大街小巷到处是欢迎的群众，毛泽东只好在丰乐桥头下马，与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在旧府衙前一个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朱德总司令首先讲话，他讲了红军的宗旨、任务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阐述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毛泽东接着讲话，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情绪激昂地说，红军是为了解除全中国人民的痛苦和贵州人民的痛苦来这里的，不是来占地盘的。他说苏维埃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实行全民选举，号召大家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新政权。
1月12日，博古、毛泽东、朱德、陈云、李富春等人又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的操场上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了黔北高原上自古以来的第一个人民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一时间，遵义周围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工会、农会、游击队、抗捐斗争委员会、革命先锋队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宣告成立。
党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一次重要的会议，即我党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由于刚刚进城，部队的供给工作还没有来得及改善，女红军们进城的前几天干粮就已经吃完了，有的人已经好几天没有吃到东西，饿得头晕眼花。19岁的钟月林，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吃起饭来狼吞虎咽，可是她的肚子已经瘪了几天了，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危秀英以为她病了，匆匆赶来看她。钟月林平时就文文静静的，极少说话，此时，脸色苍白的她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危秀英伸手摸摸她的额头感觉并不热，甚至还有些凉丝丝的，一连问了几种病，钟月林都无力地摇摇头，危秀英想了半天，才一拍脑门恍然醒悟过来——是饿晕了。
到哪里去找食物呢？危秀英苦苦地想。
“卖芝麻糖咧，香甜可口的芝麻糖！”就在这时，屋外的大街上传来了小贩悠扬的叫卖声，这声音在她俩的耳边萦绕不散，听起来是那么诱人！钟月林的眼睛一亮，但很快又黯淡下去，因为她身上一文钱也没有了。
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小贩的叫卖声不时地传进来。
许久，钟月林再也忍不住了，她侥幸地试探着问危秀英：
“危大姐，你身上还有钱吗？”
危秀英同样身无分文，但她怎么也不忍心让钟月林失望，只好犹豫着说：“有，我还有……点钱，你等着，我去去就来。”
危秀英在街上问了好几个红军战士，但都没有借到钱，心里十分难过。就在她脚步沉重地往回走的时候，迎面碰到了石坚，她向石坚借了几角钱，兴冲冲地买回几块芝麻糖来。这是一种用玉米烤制的糕点，上面沾满了芝麻，吃起来十分可口，钟月林从床上爬起来，一口气就吃了两块，身上慢慢有了点力气。缓过劲儿来的钟月林，第二天就又参加工作了。
后来部队到了瓦窑堡，石坚又见到危秀英，开玩笑地问她：“小危，你借了我的钱怎么还不还？”
危秀英也笑着说：“你那几角钱救了一个女红军的命，等革命胜利了一定加倍还你。”
危秀英救了钟月林的命，自己却险些死在遵义。
一到遵义，女红军们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政治工作，她们领导群众打土豪，向群众分发没收的财物粮款，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邓颖超担任没收委员会的主任，带着女红军们登记收缴没收来的财物。
从一个地主老财家中，女红军们搬回了成堆的火腿腊肉，大家饿得肚子咕咕叫，却不敢伸手拿一块，邓颖超忍不住说：“你们都累坏了，拿一只火腿回去做着吃吧。”
第二天，女红军们得到情报，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老婆要带枪逃跑，危秀英带着几名战士去她家追查时，那女人已经从房中的暗道逃走了。地道口设在一个黑洞洞的角落里，危秀英在室内搜索时，从没有盖上的地道口一下子跌落下去，地道有数丈深，危秀英又毫无防备，顿时摔得昏迷不醒……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才从昏迷中慢慢醒来，周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阴冷潮湿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霉臭味，她试着从地上坐起来，但试了几次都失败了，浑身上下疼痛难忍。战士们能找到我吗？我还能活着出去吗？这么想着想着，泪水便不由自主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这位1910年生于江西瑞金县叶坪乡的农家姑娘，20岁就参加了红军，不久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兴国县工农革命政府常委、妇女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干事等重要职务。红军长征前夕，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找到她和兴国工农兵政府常委钟昌陶说：“因为部队严重减员，你们二人到兴国县崇贤区去，一个月内招收30名新兵回来。”
在前四次反“围剿”中，这里的适龄青年几乎都参加了红军。要想在一个区里再招收30人参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危秀英二话没说，一口气走了30多里地，当天就赶到了崇贤区，连夜开展工作，深入村庄召开青年会、中年会、妇女会，很快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蒋介石纠集百万大军来进攻中央苏区，我们怎么办？”危秀英大声问道。
“拿起枪杆子，保卫胜利果实。”群众齐声回答。
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了，到处是母送子、妻送郎、姐送弟、妹送哥当红军的动人景象。仅用了10天时间，危秀英和钟昌陶就带着一个营的新兵回来了。她将这支部队交给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毅，并向李富春作了汇报。李富春高兴地拍着她的肩膀说：“你可真有办法，为革命立了一大功啊！”
危秀英做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