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如“屋宇皆以珊瑚为棁洏，琉璃为墙壁，水精为栏础”。在将近四个世纪里，华夏王朝朝立暮覆，战乱频仍，直到元魏时代才有定局。《洛阳伽蓝记》（卷三）记元魏时代洛阳永明寺有“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陲”；四夷馆中“西夷来附者”，“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魏略·西戎传》中关于大秦的陈述较为全面，除复述《后汉书》的内容外，在人文制度、地理物产方面，似有所补充，并想当然断定“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域外谓之大秦”。
国人祖上也曾胸怀宽广，例如，西方作为一个“有类中国”的文明国家的形象，最初是出现在汉代中国的世界视野里。从中亚和西南亚来的商人与汉廷出使西域的使节，都可能带回大秦国的消息。犁靬、大秦、海西国、拂菻，可能指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可能指小亚细亚半岛、意大利半岛或巴尔干半岛，可能指托勒密、塞琉古王朝，也可能指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甚至塞尔柱克王朝。不管怎样，它们在地理与文化传统上都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有关。中国传统视野中的西方指中亚或印度，以罗马帝国为代表的欧洲文明出现在更远的西方，就成了海西、远西、泰西。直到近现代，西方才特指欧美。西方的整体性认同并不表现在地理上，而表现在文化上，即两希传统（希腊与希伯来）、基督教信仰与启蒙哲学、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政治。
拂菻之名，最早出现在隋唐时代〔20〕，以后直到佛朗机人出现在明代，中国文书中一直以拂菻与大秦并用称拜占庭帝国〔21〕。大唐天下，疆域辽阔，五方杂处，四夷称臣。《旧唐书》（卷一九八）记载贞观十七年、乾封二年、大足元年、开元七年，拂菻王波力多遣使来朝献贡。遣使的拂菻王波力多，据西方汉学家考证为罗马教皇西奥多罗一世（Pope
Theodorus I）或叙利亚总主教帕特拉克（Patriach）。将Pope
Theodorus连起来读或读patriach，都可得“波力多”译音。
大秦国是因为“有类中国”，而被称为大秦的。最初出现在中国的世界视野里的西方形象，尽管并不具体准确，但至少不像后世那么诡异荒蛮。在汉唐胸怀中，国朝人士强调的是西方“有类中国”的文明一面，甚至美好的一面。从汉到唐宋，大秦形象在中国，有些特征被遗忘了，有些情节则添加进来，只是有类中华之说被一再重复。大秦如中华，风物教化，无不文明，城居车行，田作衣绣，人民长大平正……怛罗斯战役中杜环被黑衣大食俘虏，流离西亚数十年，才从海道乘大食商船取广州回国。劫后余生，杜环著《经行记》，记述了自身遭遇与西亚风土人情。可惜这部书散佚了，只有其中一些内容转述在唐代杜佑著的《通典》（卷一九三）中。提到大秦，它已不满足于有类中国之说，干脆成了中国人：“其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或云，本中国人也。”
三
国朝祖上胸怀宽广，对世界、对西方，有知识也有好印象。利玛窦神父却没有赶上那个好时代。然而，一切都变了。在中国人的眼界中，帝国膨胀，世界缩小，大明皇朝际天极地，帝国之外，不是蛮荒大漠，就是凶险的海洋，几个鸡零狗碎的小岛，加起来不如帝国的一个省大。中国人的这种自我感觉，让利玛窦神父伤透脑筋。中国人不了解世界，怎么了解世界中的西方，不了解西方，怎么能了解西方的基督教，还有他，这个泰西和尚……利玛窦到京师，自称大西洋人。而礼部上书称，大明会典记载到西洋琐里国，并无大西洋国，利玛窦其人可疑，其国也“真伪不可知”。
利玛窦和他的同道们继续传播他们的地图，介绍天下有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亚墨利加、墨瓦腊泥加，希望能够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对欧洲人的看法。徐光启在南京见过赵可怀、吴中明进士刻印的《山海舆地图》，李之藻与友人造访利玛窦时，也见到他悬挂在堂前的“大地全图”。神父感到欣慰是，不仅一些有知识的中国人开始接受他的《山海舆地图》，对欧洲文教制度有好感，而且万历皇帝传旨将大西洋和尚利玛窦献的万国全图印在宫里的屏风上。利玛窦1610年在北京过世，十三年后，艾儒略神父在杨廷筠协助下编成《职方外记》，卷首“五大洲总图界度解”之后分五卷，即亚细亚总说、欧罗巴总说、利未亚总说、亚墨利加总说和四海总说，其中欧罗巴总说对欧洲的介绍尤其详细。然而，艾儒略还是感觉书不尽言，1637年又出《西学问答》，进一步解答了有关西方风土人情的四十多个问题，对方域、列国、饮食、衣服、宫室、制度、立学、设官、宗教、政形、武备等方面都有生动的描绘。国朝总算有人明白，如谢肇淛《五杂俎》所言：“天主国，更在佛国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与中国无别。”〔22〕
可喜的是，利玛窦、艾儒略、毕方济、南怀仁，由明入清，百年间编制了坤舆万国全图，金尼阁到中国，又带来了七千多部图书，大量介绍欧洲，从山川风俗到政教、军事、物产、技艺各个方面，一应俱备。但国朝很少人知道，更少人相信。张维华指出：“明人于欧西地理始终不明，而于西士所言及其著述，亦始终疑为伪妄。”〔23〕在创修于顺治二年（1645年）的《明史》中，四国传表述的欧洲国家观念，仍一片混乱。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被误当作南洋国家，近满剌加、吕宋或爪哇。虽然听说意大利在大西洋，但不相信利玛窦的万国全图与五大洲之说，评价“其说荒渺莫考”，“其所言风俗、物产多夸”。顾炎武可算当时饱学之士，《天下郡国利病书》写佛郎机也不外是流行套话：“佛郎机国在爪哇南，古无可考……素不通中国……略买食小儿，烹而食之。”〔24〕
传教士们煞费苦心，国人们不是不闻不问，就是将信将疑。当然，将信将疑者还算是温和，激烈者已开始大加讨伐，认为“外夷”所传，不可尽信，甚至尽不可信。魏濬在《利说荒唐惑世》一文中说：“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士大夫翕然信之。……所著《坤舆全国》洸洋窅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也。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而居于图之近北？其肆无忌若此？！”〔25〕由此看来，明清之际，中国并不是没有获得世界知识的条件，而是没有接受世界知识的心态。
往事已经忘却，大秦或拂菻，早成为无稽之谈；新知依旧漠然，欧罗巴或大西洋国，妖妄怪诞，说了也没人相信。就连徐光启那一代人的西学知识，也很快被遗忘了。只有那些迷山蹈海、诡诈莫测、杀人掠物、烹食小儿的番鬼红夷的形象，定格在中国人的记忆与想象中。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来了，被称为佛郎机；荷兰人来了，被称为红毛夷或红毛番；英国人又来了，也分不请究竟是荷兰人还是英国人，总之一头红发，便是红毛番夷。英国人1638年到中国海岸，1717年广东碣石总兵陈昂的奏折上才提到一个“英圭黎”，觉得与荷兰难分别，都属于“红毛”〔26〕。同时有台湾知县蓝鼎元《粤夷论》道：“红毛乃西岛番总名，中有荷兰、佛兰西、大西洋、小西洋、英圭黎、干丝腊诸国，皆凶狡异常……”〔27〕有关西方的观念，总还是那么乱七八糟。
知识变成荒渺莫考的传说时，真正荒渺莫考的传说也可能变成人们信奉的知识。荷兰、佛兰西、英圭黎、干丝腊诸国，尚有国可考，但大西洋、小西洋，又是何国何处？《大清一统志》于乾隆八年（1743年）成书，书中所论西洋，一塌糊涂，认定西洋国可在印度洋附近，也可在西南大海中，佛郎机、荷兰与苏门答腊、爪哇相邻。四十五年后，即乾隆五十四年，和确钪急嘈薜摹肚斩ù笄逡煌持尽吠瓿桑夤急涣形惫鞣焦揖陀泻衫肌⑽餮蟆⒍砺匏埂⑽餮笏铩⒎鹄苫龋乩矸轿弧⑷宋闹贫龋谎幕炻夷：＠犟肌迓浴⑿旃馄簟⒀钔Ⅲ薜呐φ婵晌饺追蚜恕Ｇ∪辏�1767年），纪晓岚等校订《清朝文献通考》、《四夷考》中还在批判《职方外记》“所言未免夸张”，五洲之说“语涉诞诳”。更有甚者，时人平步青忿忿不平，认为明人甘受利玛窦之流奸佞小人的侮慢蒙骗而不自觉，认为利玛窦将欧洲译为“欧罗巴”，用字就有夸大之嫌，而将亚洲译为“亚细亚”，用心更为险恶，“亚”者，有“次”、“丑”、“细”、“微”等意，可见《尔雅》、《说文》等，这分明是在侮辱国人〔28〕。
最大的侮辱还在将来。当凶狡奸宄的红毛打破国门，即鸦片战争失败了的时候，道光皇帝才想起让人打听清楚英国到底在什么地方。可就在他的皇宫中，有一百多年前传教士为他祖父康熙皇帝绘制的《坤舆全图》，其中清楚地标明了英国的所在位置与远来中国的航线。受道光皇帝旨意去询问鸦片战争中被俘的英国士兵有关中国与英国和俄罗斯距离远近的姚莹也发现，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所刻万国坤舆图将海陆诸国何者接壤、孰为东西、相距远近等标示得已经非常清楚〔29〕。
中国并不是没有了解西方的机会与条件，而是没有了解西方的动机与心态。明季西方人大批来到中国之后，中国人也开始零星地到西方去了。1681年底，一位名叫周美爷（闽南话：Tsiu
Bi…ya）的华人医生，随荷兰驻巴达维亚总督高恩（Rijklof van
Goens）至荷兰，一年以后返回巴达维亚。1702年10月，福建莆田人黄嘉略随梁弘仁神父到欧洲，10月中旬到伦敦，月底到巴黎，又转赴罗马晋见教皇。他娶了法国妻子在巴黎生活了十四年，编就了一部《汉语法》，最后死在巴黎（1716年）。这些人去欧洲，却在中国没有任何影响。就现在所知，去西方的中国人最早留下记录的是山西人樊守义（1682～1735）。他从少年时代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1707年随艾若瑟（Jos
Anti Provana；1692～1720）从澳门出发，到了欧洲和美洲。1719年从葡萄牙启程，1720年回到广州，写成了《身见录》一书，记述自己这十余年在欧美的见闻。遗憾的是，这部书并未刊行。又一百年过去了，杨炳南根据谢清高遍游海外诸国的经历编成《海录》。西方人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国人了解西方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西方文明的种种优势，也越来越明显，但在社会一般观念中，西方形象依旧是那般模糊怪诞。
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想象，重要的往往不是表述一个异域文明，而是证明该异域在本土视野内的特定世界观念秩序中的意义与功能。自先秦九州之说开始，国人就形成了以内外文野来区别确立秩序的“世界观”。天下九州，中国只占一州，所谓赤县神州。神州为“海内”，其他为“海外”，海内以天子为中心，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依次向外延伸，由文明而野蛮、由高雅而低劣。尽管中国历史上异族入侵与征服一再打破这种形象的秩序，但每一次现实的挫折，都更加强化国人关于这种世界秩序的想象与信仰的强度。蒙元入侵之后，明代的华夏中心主义优越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强；而满清征服之后，国人的华夷之防心态越发敏感顽固。中国之外有四夷，中国恩威，四夷宾服。可西方出现在四夷之外，对国人的现实与观念秩序，都是一种冲击。在国朝朝贡典录中，没有这些国家，他们在知识之外；这些国家横行海上、威胁内陆，在帝国的权力之外。在观念上，我们发现，晚明清初国人对西方的心理有拒绝与归纳两种倾向，拒绝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否认佛郎机或红毛夷或西洋国是现实中的国家，将其鬼化或妖魔化；归纳是试图将晚近出现的西方国家纳入南洋朝贡国家系列内，坚持佛郎机或红毛夷近满剌加或爪哇，西班牙与菲律宾是大吕宋与小吕宋。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问题，而是社会文化问题。塑造一个荒远、模糊、怪诞、诡异、危险、低劣、野蛮的西方形象，可以维护国朝人士的世界观念，更重要的是维持这种世界观念秩序中的自我身份认同，尤其是在这种认同出现危机的时刻。将日见强大的西方妖魔化为一个诡异低劣的他者，不但可以证明天朝上国中正文雅，避免西方出现造成的天朝文化身份认同危机，还可以将这种危机的声音压制遮蔽起来，所谓“戒世人侈谈异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