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方，人浮于事，连安格尔顿也常常抱怨。
当时反谍总部所属的那些办公室夏天很热，卡勒顿的同事常常看见他扒在办公
桌上睡觉。他把一张报纸挡在面前，呼呼大睡。反谍总部的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
可有可无的人。
1959 年，瑞克中学毕业时，被同年级的同学选举为最聪明的人。暑假，他又
在中央情报局打工。8 月，他进了芝加哥大学。像在高中一样，他仍然热衷于戏剧。
夏天，他又回到中央情报局打杂。秋天，正当肯尼迪与尼克松竞选闹得热火朝天的
时候，他又回到芝加哥大学。但是，他在戏剧上耗费了太多的时间与精力，他的功
课一塌糊涂，不得不退学。他在芝加哥的一家剧院找到一份导演助理的工作。
1962 年初，艾姆斯回到华盛顿。由于他父亲是中央情报局的雇员，而他也曾
多次在中央情报局打工，他决定向中央情报局申请工作。
中央情报局在审查现有的雇员和申请工作的人时，非常相信测谎器的功效。尽
管测谎器极不可靠，但是很多情报局的雇员还是认为这种仪器有效，并对它怕得要
死。很可能是这种恐惧心理加强了它们的作用。1962 年3 月23日，艾姆斯接受了
招工的测谎检查。他承认1 年以前，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喝醉酒后，从一个酒店里偷
走了一辆自行车，结果被警察抓住，经罚款后释放。
艾姆斯通过了测谎检查。1962 年6 月17 日，他被情报局雇用，成为一名文
书兼打字员。这是他在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他在行动部的记录保管处负
责整理有关针对一个东欧目标的秘密活动的文件。那是艾姆斯第一次真正地接触到
对苏联集团的间谍活动，后来他对这个方面的工作变得越来越感兴趣。
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同时，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半时学习。他于1967年毕
业，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平均成绩是良。
同一年，艾姆斯还申请了中央情报局的培训课程，该课程的目的是训练合格的
间谍。他被接受并被送往位于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附近的中央情报局间谍学校受训。
他在那里学习间谍活动的“手艺”，诸如密写、招募和管理间谍，等等。
1968 年10 月，他结束了为期1 年的训练，回到情报局总部。从那时开始，
他就一直在情报局的秘密部门行动部工作。他在中央情报局31 年的生涯中，一直
享有最高的密级。在情报局内部，他的化名是温费尔德·里盖特。
他的同事们都称呼他“瑞克”，从来不叫他“阿德瑞奇”。
在受训期间，瑞克遇到了一个从纽约州来的苗条的金发女郎南茜·塞格巴施，
并且爱上了她。南茜在水牛城郊区风景怡人的欧卡德公园附近长大，父亲在银行工
作。她于1963 年大学毕业，1964 年加入中央情报局，并被分配到行动部。瑞克
开始和她约会，他们于1969 年5 月结婚。
在这之前，瑞克的家里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沮丧的事情，他的小妹妹艾利森因严
重的神经错乱而住院治疗。对此，他的母亲认为自己要负一部分责任。
伤心之余，她接受了一个工作，跑得远远的，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去教书，而
他的父亲卡勒顿则留在华盛顿。
但是，对瑞克来说，前途看起来是一片光明：他得到了提升，并于1969年10
月被派往土耳其去执行第一次海外任务。就这样，在28 岁的时候，瑞克和他的新
娘接受了新的考验。他们将在安卡拉从事间谍工作，为美国服务。
第七章 一个心怀愤懑的将军
1961 年11 月，在艾姆斯参加中央情报局前的7 个月，纽约市联邦调查局的
工作人员约翰·梅贝的生涯中出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梅贝毕业于圣母大学，是联
邦调查局在曼哈顿的对苏反谍小组的负责人，当时38 岁，身体结实，长着一张方
脸盘。
好几个月来，联邦调查局一直在跟踪苏联军事情报局派到联合国的一名上校。
他的名字叫德米特里·费多洛维奇·波利雅科夫。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爱德华·
穆迪成功地在他的周围安排了两三个眼线。波利雅科夫曾漫不经心的对其中的一个
美国人提到，他希望能见到驻扎在总督岛的第一军指挥官。梅贝将这一愿望转达给
第一军的军长爱德华·奥尼尔少将。奥尼尔邀请了30 多个联合国的官员参加一个
鸡尾酒会，其中包括波利雅科夫。席间，波利雅科夫把奥尼尔拉到一边，问他是否
可以安排他与中央情报局在纽约的代表见面，奥尼尔回答说不成问题。
不久，奥尼尔又举行了另外一个鸡尾酒会，波利雅科夫和梅贝都被邀请参加。
梅贝代表中央情报局，他办公室的一名速记员扮演他的太太。奥尼尔将梅贝介绍给
波利雅科夫，用的是事先告诉过他的一个假名。可是在这之后，波利雅科夫却明显
地躲避梅贝。当酒会即将结束的时候，梅贝决定单刀直入地去找他。
“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安排了这次会见，”梅贝直接了当地说。
“我改变了主意，”波利雅科夫回答。
“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梅贝坚持说。“我希望今天夜里12 点在59 街的哥
伦布圆环和你见面。”
波利雅科夫摇着头说：“我要向上级汇报这件事。”
“你最好还是听我的话。”
梅贝对这番威胁是否能起作用心里也没有底。
半夜时分，他来到哥伦布圆环。那是一个烟雨蒙蒙的夜晚，周围没有一个人。
但是，波利雅科夫到底来了，他从阴影中走了出来。他说：“我没有时间。我必须
回家，我太太在等我。如果你继续纠缠我，我将向联合国报告，他们会采取行动来
制止你的。”说完，他就离开了。
看来事情就只好这样了结了。梅贝向他的上司约瑟夫·施密特报告了这次令人
失望的会见。施密特是个老狐狸。他说：“别放过他。”于是，联邦调查局继续跟
踪波利雅科夫。
1962 年1 月，联邦调查局决定再试一次。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联邦调查
局知道波利雅科夫这天只工作半天，会在中午回家。他们决定在86 街哥伦布园环
和中央公园之间截住他。波利雅科夫和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住在附近的卡麦隆旅馆，
在中央公园的另一头，一些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守在公园大街680 号的苏联驻联合国
代表使团的对面，另外一些人则布置在旅馆的西侧。梅贝在旅馆楼下的入口处等他。
一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用报话机通知梅贝说，波利雅科夫已经上了汽车。过了一会，
波利雅科夫的妻子和孩子先进了旅馆，乘电梯上楼去了。10 分钟以后，波利雅科
夫走了进来。他看见了坐在那里的梅贝，但是没有停下来，直接走进了电梯。梅贝
赶忙跟了上去。电梯里还有另外两个人。电梯停了以后，那两个人出去了。 “我想跟你谈一谈，”梅贝说。“半小时后在7 楼的720 号房间找我。”
波利雅科夫说：“不行，我太太在等我，我们另有安排。”“你一定要去。”
梅贝坚持说。波利雅科夫在8 楼走出了电梯。梅贝等了半个多小时，波利雅科
夫没有露面。梅贝便走到8 楼去敲他的房门，波利雅科夫出来开门。“我在等你呢，”
梅贝开门见山地说。“对不起，我已经要迟到了，”波利雅科夫说。“你一定要下
去见我。”
“很抱歉，我要出门。”
“我在下面等你。”
梅贝回到楼下的房间。15 分钟后有人敲门，是波利雅科夫。“我不能久待，”
他紧张地说。“我必须回到她那儿去。要不然她又要感到奇怪了。”
“好吧，”梅贝回答说。“但是，今天晚上9 点钟我在110 街和百老汇交界的
地方等你。”
晚上9 点，梅贝到了哪里，周围没有人。但是，他看见波利雅科夫的车。
波利雅科夫把车开到路边，打开车门，叫梅贝赶紧上车。他把一个指头放到嘴
唇上示意不要做声。他对梅贝小声说：“我们不能说话，车里可能有窃听器。”梅
贝说：“那可不是我们干的。”可是波利雅科夫只是一个劲地摇头摆手。车开到格
兰特墓地时，在路边停了下来。四周一片荒凉。
当梅贝开口说话时，波利雅科夫似乎已经克服了对汽车里可能有窃听器的恐惧。
“我不理解你为什么变卦。你说过想和美国情报机关的人谈一谈，你究竟还想
不想？”波利雅科夫迟疑了一会，然后说：“好吧，我想。”
梅贝掏出一本联合国的电话簿，说：“让我们表示一下诚意。请告诉我你们使
团里的军事情报局负责人、密码员和其他军事情报局人员的名字。”
波利雅科夫指出了那些人的名字，并承认他是负责人的助手，负责非法活动。
梅贝要他说出自己的动机。他说，他对他的上级不满，“他们不重视我的工作。”
“那你想从我们方面得到些什么呢？”“什么也不想。”但是，当他们继续谈下去
的时候，梅贝发现波利雅科夫还是有所求的。他说，有一个军事情报局的官员在几
个月前离开纽约回莫斯科去了，走前给了他600 百美元，托他回去的时候带一些东
西。可是，他把这笔钱给花了，却又没有钱偿还。梅贝说：“好吧，我们给你这600
美元。一个星期后我在7 楼的房间里等你。”他们在汽车里谈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当他们离开那块阴森森的墓地时，已经快到半夜时分了。车开到80 号大街与沿河
街相交的地方，波利雅科夫让梅贝下车。梅贝就近找了一个电话，通知联邦调查局
的人接他回去。
他们感到欢欣鼓舞。
波利雅科夫被联邦调查局收买后，为了掩护他的真实身份，他们给他取了个代
号“礼帽”，因为梅贝曾见他戴过一顶白色的礼帽，颇为滑稽。
在“礼帽”为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后不久，暗藏在联合国的另一名苏军情报局
的官员阿列克赛·库拉克也表示愿为联邦调查局效劳。库拉克是苏联驻联合国使团
的科技代表。他在60 年代到70 年代的15 年的时间里，向美国提供了无数的情
报，而联邦调查局则给了他大约10 万美元的报酬。联邦调查局给他的代号是“费
多拉”。在冷战时期的著名间谍中，“礼帽”和“费多拉”的活动交织在一起，象
是一对挛生兄弟。
在格兰特墓地见面后的一个星期，梅贝和波利雅科夫又在卡麦隆旅馆7 楼的那
个房间里会面。这次两人谈得非常投机，畅所欲言。波利雅科夫对他受到的待遇很
不满意。他已经43 岁，他认为他早该提升为将军了。他是乌克兰人，二次大战期
间在炮兵服役，立过功。梅贝当时也在美国陆军服役。两人谈了许多战时的体验。
这以后，他们每星期在那个旅馆见面5 到6 次。波利雅科夫只知道梅贝的名字
是约翰，但是梅贝从来没有告诉他自己姓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波利雅科夫要求改变会面的地点，因为7 楼那个房间离他住的
地方太近，于是联邦调查局把他们每星期会面的地点改在麦迪森大街607 号。
在这些会见中，波利雅科夫向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提供了苏联的密写药物，使得
他们能够阅读苏联间谍的秘密信件。但是他从未提供文件，他也不愿接受联邦调查
局给他的照相机。
波利雅科夫花了很多时间谈论苏联派往美国的所谓“非法间谍”，也就是没有
官方身份的间谍，其中许多是他经手训练的。他们没有外交身份的掩护，混在普通
的美国人中间，盗用真正的美国人的姓名和经历。
跟踪有外交身份的间谍比较容易，可是跟踪非法间谍却极为困难。所以，联邦
调查局对波利雅科夫提供的每一点情报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
联邦调查局曾经监视过一对夫妻搭档的苏军情报局的非法间谍，伊戈尔和马伽
瑞塔·泰诺夫。可是他们显然发现了联邦调查局对他们的监视，于是在50 年代末
期在纽约突然失踪。由于他们几乎是从联邦调查局的鼻尖下逃掉的，弄得联邦调查
局非常难堪。所以，他们对波利雅科夫提供的关于这两个间谍的详细情况特别感兴
趣。有些美国情报官员认为，这两口子的脱逃，可能直接导致了为美国工作的苏军
情报局少校皮奥特·波波夫的被捕。波波夫是联邦调查局有史以来收买的第一个苏
军情报局的官员。他是最后一个见过马伽瑞塔的苏联情报官员，是他在西柏林将马
伽瑞塔送上飞机的，而在航程的另一端，联邦调查局已在恭侯。泰诺夫夫妇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