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瑞塔送上飞机的，而在航程的另一端，联邦调查局已在恭侯。泰诺夫夫妇发现自
己中了圈套并成功逃脱后，克格勃便把怀疑集中在波波夫身上。
波利雅科夫告诉梅贝，在泰诺夫夫妇被派往纽约之前，他曾经训练过他们。此
外，他还训练过另外一个名叫托米的苏军情报局的非法间谍。托米后来被联邦调查
局拉过去做了双重间谍，他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关于另一对非法间谍罗伯特·包奇
夫妇的情报，导致他们被捕。包奇和他的妻子分别盗用了纽约州的一个天主教神父
以及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家庭妇女的身份。
除了这些过去的案件外，波利雅科夫还告诉了联邦调查局当时尚未暴露的一个
苏联间谍的身份。联邦调查局找到了这个人，他表示愿意为联邦调查局做双重间谍，
可是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波利雅科夫还出卖了一名他曾经训练过的女间谍，结
果她自杀身死。这些只是被波利雅科夫出卖的苏联间谍中的一部分。
波利雅科夫还告诉联邦调查局，苏军情报局能够听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通讯。
当联邦调查局的车辆在纽约跟踪苏方人员时，苏联情报人员可以听到联邦调查局的
人员通过无线电进行的对话。
此外，波利雅科夫还出卖了4 个向苏联提供情报的美国人。其中纳尔森·德鲁
蒙是一个海军文书，他在1957 年被苏军情报局收买后，向苏联提供情报长达5 年
之久；杰克·敦腊普是国家安全局的一名陆军上等兵，从1960年开始，向苏军情报
局提供了3 年情报；威廉·沃伦少校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到1963
年暴露为止，他向苏军情报局提供了4 年的情报；贺伯特·波肯豪普上士是空军的
一名密码机的维修人员，他在1967 年因向苏联提供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秘密情报而
遭到逮捕。这4 个人中，敦腊普自杀了，其他3 个被判处长期监禁。
1962 年5 月初，波利雅科夫告诉梅贝，他妻子怀孕了，将带着两个儿子回莫
斯科，而他自己也将在6 月份回国。他将乘座伊利莎白女皇号轮船到法国的榭堡港，
然后乘火车经巴黎到莫斯科。他将留在莫斯科等待下一个出国任务。
波利雅科夫保证与美国情报机关继续保持联系。由于这种联系必须在海外进行，
联邦调查局需要中央情报局的协助。因为苏联方面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极其严
密的监视，波利雅科夫坚持不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因为那样做过于危险。他只同意
通过所谓“死投”，即将信件投放在秘密地点的方式，以及通过报纸广告来进行联
络。
6 月初，波利雅科夫乘船去法国，他坐的是一等舱。一等舱里还有另一个乘客，
约翰·梅贝。但是，由于还有一个苏军情报局的官员和他的妻子也与波利雅科夫一
起回国，梅贝不能让人看见他和波利雅科夫待在一起，他们不得不特别谨慎。
在轮船横渡大西洋的这段时间里，梅贝教会了波利雅科夫怎样使用美国的密码
和利用死投的方式进行联络。梅贝向波利雅科夫描述了他们将在莫斯科进行死投的
秘密地点，并给他看了照片。波利雅科夫只挑中了其中的几个，而其它的他则认为
不安全。他们还商量好了放置暗号的时间和地址。作为一个老牌情报工作人员，波
利亚科夫并不需要大多的解释。
有意思的是，苏联和美国的情报机关都用同样的方法和他们的特工进行联系。
他们在事先商量好的地方，比方说某一个电线杆子或某一个邮筒上，用粉笔做
上暗号，通知对方到某一个秘密地点去取藏在那里的信件或物品。这种不见面的联
络方式并非绝对保险，但是可以避免美方人员和他们的苏联间谍在见面时同时被擒。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比较安全地传递金钱、文件、和其它的物品。对每一个地
址他们都给了一个人名，并规定男人的名字代表做暗号的地方，而女人的名字则代
表投放信件的地方。
在船上，梅贝和波利雅科夫还商量好利用纽约时报的广告栏进行联络。
波利雅科夫说，虽然苏联的一般老百姓看不到纽约时报，可是，作为军事情报
局的官员，这对他不是一个困难。这些广告的形式是艾德·穆迪给唐纳德·艾夫的
启事，其内容可能是“好长时间没有听到你的消息表姐很担心，约翰叔叔也希望早
一点听到你的消息。”艾德·穆迪是协助梅贝处理这件事情的联邦调查局官员的名
字。
在波利雅科夫回到莫斯科以后，联邦调查局在纽约时报上登了很多类似的启事，
却没有见到任何反响。比如说，1964 年5 月20 日起，他们在纽约时报的启事栏
连续10 天刊登了如下信息：“穆迪致唐纳德·艾夫。请按事先说好的写信。查里
舅舅和克拉娜姐姐都很好并且希望听到你的消息。不要忘了给大卫和道格家里写信。
要出门吗？什么时候？到哪里？我们希望能早日全家团聚。问候和良好的祝愿。你
的兄弟爱德华和约翰·克罗斯特，新泽西。”
这一则启事的含义是：中央情报局在代号为查里的地方做了一个暗号，代号为
克拉娜的地方藏有信件，去察看一下代号为大卫和道格的两个信号点。
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美国方面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一直到1965 年初，梅贝
才从中央情报局驻莫斯科的人员那里听到，他们发现了一个暗号，并从一个投放点
取出了用密码写在梅贝事先提供的信纸上的一封信。波利雅科夫在信上说他很好，
已被提升为将军，并有可能被派往雅典。
但是，波利雅科夫并没有得到那份派往希腊的差事。直到当年的11 月，梅贝
才从中央情报局的人员那里得知他被任命为驻仰光的武官。因为他曾经公开到美国
大使馆去会见过美国驻缅甸武官，那人是一名空军上校。他去看这名武官的借口是
要买他的车，因为他即将任满回国。到了大使馆里面，他请求与美国情报机关取得
联系，并指定要见“约翰”。他说：“我不想和其他任何人谈。”
于是梅贝便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另一条启事：“穆迪致唐纳德·艾夫。
对你的好运气感到极其高兴。一切顺利。我很快就会跟你联系。约翰·艾夫。”
但是，对官僚主义而言，“很快”并不等于“马上”。梅贝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才从美国国务院得到外交掩护身份、入境签证、以及中央情报局的配合。当他到达
仰光时已是1966 年的1 月。现在他的名字是约翰·莫瑞，不是仅仅约翰，他的护
照上需要一个姓。他的掩护身份是军事援助计划的工作人员。
在缅甸，梅贝与美国的武官取得联系。那位武官给波利雅科夫打了一个电话，
说，“我有一辆车你可能会感兴趣。”波利雅科夫来到美国大使馆，梅贝在武官的
办公室里等他。当他走进办公室时，梅贝站起来迎接他，和他握手。波利雅科夫拥
抱着他，问他：“你跑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从1966 年1 月份到4 月份，他们每周在中央情报局人员安排的安全地点见面
两次，每次大约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就是在缅甸，波利雅科夫开始提供战略情报。
他向美国提供了关于苏联导弹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准备了详细的问题：数量、威力、
准确度，等等。
当时正是越战最激烈的时期。中央情报局间得最多的都是关于越战的问题。波
利雅科夫告诉美国情报人员：“让越南屈服的唯一方法是轰炸河内。
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打败越南人。”梅贝向总部汇报了这些情报。波利雅科夫向
美国情报机关详细地描述了苏军情报局在远东的活动情况。他对美国情报机构提出
的许多问题都作了详细的回答。
梅贝在缅甸还会见了波利雅科夫的妻子。波利雅科夫说她对自己干的事情一无
所知，但是梅贝从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知道得很清楚。有一次，他在自己家里介
绍梅贝与一些苏联人相识。当梅贝后来问他：“这样做不危险吗？”他说：“不，
我告诉我的同事，我正在想办法把你拉过来。”
波利雅科夫告诉梅贝，他热爱苏联人民，但是不爱苏联政府。梅贝曾多次问他
是否考虑过叛逃，他说他从来没考虑过。他爱他的家庭，特别是孩子们。他说他愿
意帮美国的忙是为了报复苏联政府，他对他们多次不给他以应有的提升感到深恶痛
绝。
中央情报局并没有付钱给波利雅科夫。当他离开美国时，他向中央情报局要了
一件皮大衣和一些首饰给他妻子，另外，他还要了一个好相机，大约值两三百美元，
总数微不足道。在缅甸时也是如此，除了一把霰弹猎枪以外，他从来没有要过什么。
按照他的描述，中央情报局从香港给他找到了一把。
梅贝在缅甸待了4 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算是中央情报局的人而不是联邦调
查局的人。在3 月份，梅贝告诉波利雅科夫他实在是不能待得太长了，他说服了波
利雅科夫，使他同意在梅贝离开以后由别人和他联系。他们约定波利雅科夫和新的
联系人将在某一个时间在银亚雷克旅馆第一次见面。中央情报局将在靠近游泳池的
一个浴室里做一个暗号，然后波利雅科夫将和他的联系人在游泳池“偶然相逢”。
梅贝回到华盛顿以后会见了即将出发的新的联系人詹姆士·富林特和他的助手保罗·
狄隆。
由于波利雅科夫和前面提到的库拉克是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双方都插手管
理过的间谍，两个机关分别给于了他们不同的代号，而且他们也身不由己地夹在两
局由来已久的纷争之中。麻烦是从1961 年圣诞节前开始的，当时一名叫做阿纳托
里·米海伊诺维奇·郭里岑的克格勃少校找上了中央情报局驻赫尔辛基分站站长的
门，要求庇护。他被送往华盛顿。到了华盛顿，他告诉中央情报局反谍中心的负责
人詹姆士·安格尔顿中央情报局内部有一个鼹鼠。安格尔顿相信了他，便在中央情
报局内开展了一个猎鼹运动。1964 年2 月初，另一名克格勃的官员尤里·诺森科
从瑞士叛逃到美国。安格尔顿确信诺森科是克格勃有意派来的，其目的是转移反谍
中心的视线，将猎鼹活动引入歧途。
此外，诺森科告诉中央情报局，当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到达莫斯科并要求在
苏联定居时，他曾处理过他的案件。在肯尼迪总统被刺杀以后，他曾经查阅过奥斯
瓦尔德的案卷，发现奥斯瓦尔德并不是克格勃收买的间谍，而他行刺肯尼迪也绝非
受克格勃指使。
为了查明诺森科是否讲了实话，中央情报局将他置于残酷的环境里长达近5 年
之久。其中大部分时间里，他被关在藏在密林深处的中央情报局训练中心的一个4
米见方的水泥牢房里，周围没有窗户。尽管如此，诺森科始终没有改口。最终，中
央情报局不得不释放他，并为他平反。
但是，安格尔顿仍然坚信诺森科和联邦调查局在纽约招募的苏联间谍是克格勃
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库拉克的说法与诺森科的说法相当一致，使得他以及和
他有密切联系的波利雅科夫也成了安格尔顿眼中的嫌犯。与此相反，联邦调查局的
局长爱德伽。 胡佛却对库拉克和波利雅科夫深信不疑。
梅贝对中央情报局的这种怀疑心理有切身的体验。在他们眼里，波利雅科夫提
供的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都不算作他是真心实意地为美国工作的证据。即令是5 年
之后，他们仍然是心怀疑虑。当梅贝跟安格尔顿谈起此事时，他狡黠地说：“他所
提供的情报都不过是些垃圾。”在梅贝到缅甸去会见波利雅科夫之前，他们的态度
是：你做你的，我们可不相信。在他从缅甸回来以后，中央情报局的态度依然如故。
更有甚者，他们满怀敌意地对梅贝进行了详细的盘问。
就是在联邦调查局内部，也不是所有人都象胡佛那样相信波利雅科夫。
联邦调查局情报处的负责人威廉·萨利文是安格尔顿的密友，他同样地怀疑波
利雅科夫，他说：“那个礼帽可不是个好东西。”关于波利雅科夫和库拉克是否真
心诚意地为美国工作的争论延续了多年，直到1974 年安格尔顿离开之后，中央情
报局才最终承认他们确实是在为美国效劳。
1966 年4 月，梅贝离开仰光的时间到了。在他动身前的两三天，他与波利雅
科夫又见了一面，他们为这次重逢干杯，并互相祝愿。梅贝注意到波利雅科夫在他
面前几乎从来没有喝过酒，也不抽烟。他生活得这样规矩，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