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初湖南“通省幕友团拜，演剧於两浙会馆”，也正是这一习俗的体现。清朝时有句很流行的话，叫“无绍不成衙，无徽不成当”，意思是没有绍兴师爷就不成衙门，没有徽州朝奉就不成当铺，庶几是实。换句话讲，道是绍兴师爷群体稳然操持中国地方衙门司法刑狱系统达几百年之久，也不算是夸张的话。
州县衙门中的幕僚，通常分这样几个专业：
“书启师爷”，专替幕主起草各类文字，如给上司的禀帖、夹单、双红，给同僚的信函、应酬等，又因县官照例负有考核地方生童学业的责任，所以书启师爷又要帮幕主拟考题、批卷子等。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林则徐，就曾于中举后当过县衙里的书启师爷，那一手文章 做得实在漂亮，被福建巡抚张师诚打听到，特聘入抚署，从此名声大震。
“刑名师爷”，这就是刚才所说的绍兴师爷的专利，专管协助幕主审理刑事案件。如果说书启师爷所擅长的是那一套骈四俪六的裁剪功夫的话，这些师爷便是以精通律例、法令、成例及公文程式、办案顺序等著称，大抵钻空子、补漏洞之类，都是专业特长。《冷庐杂识》里收有两副“刑名幕联”，一联云：“苦心未必天终负／辣手须防人不堪”；一联云：“求其生不得则无憾／勿以善之小而弗为”，大意就是他们这一手刀笔，可以陷人以死，也可以救人得生，所以旧时有“公门里头好修行”这句话，主要是针对刑名师爷而言的，不过这种“修行”多
以索贿为代价，正是“自家人”赚外快的机会。
第五章 公门中的“自家人”二、闲话“绍兴师爷”（2）
“钱粮师爷”，专门协同幕主办理钱粮奏销、地丁人口、门牌清册、田地丈量、开仓赈济、杂税征收、奉宪采买这’一类业务。他们的特长是不仅谙熟这方面的种种门道，而且精于书算，用白话来说，全是一流二流的会计师。
“帐房师爷”，有的衙门里，这活儿由钱粮师爷兼着，也有专门用一个人的。他替幕主另管着几本暗帐，比如三节两寿该给各级上司送多少孝敬，各级上司衙门里的师爷、大爷、二爷们又该塞给多少贿赂，平素京朝里、省府上派来查河工、查防务、查地丁、查驿站、查监狱、查钱粮的官员们，又应该各给多少应酬等，全在这几本暗帐上记着。此外，衙门经费的收支帐，也由帐房里管着，向来规矩是官府里买东西，只按九五折付钱，却照整价上帐，这个百分之五的差额，便是帐房师爷的“呆出息”，至于办采买的二爷另外杀价，那就是二爷的本事了。
非官非吏的师爷们很少有光凭“关订”上那一笔报酬为生的，因为他们也是老爷的“自家人”，又因业务娴熟而得操纵实权，是以专业之外的“副业”就是“打滥条”：专替老爷出面，说老爷不便说的话，做老爷不便做的事。本书第二章 ，曾引过一位钱典吏的见解，道是“州、县虽是亲民之官，究竟体制要尊贵些，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下不得手；自己不便，不免就要仰仗师爷同着二爷。多一个经手，就多一个扣头，一层一层的剥削了去”，所说的就是这种现象。一个官员新上任，和上司、同僚全不相识，只能讲官面话，而幕僚则不同，名帖儿一交换，或认同乡、或攀同门、或称师生，马上就编织成了——张左右贯通上下联结的关系网络，有啥需要通同舞弊的事情，台面上官员们心照不宣，而他们各自的幕僚则凑在一块儿，放开胆量讲厅头谈交易。明清官场上所谓“劣幕”“恶奴”，正是针对这帮师爷、二爷们打滥条、玩扣头之行径的概括，反正大家都落实惠，几乎少有行不通的。
和“捐班哈哈”、“带肚子”长随的现象相一致，除了推荐出身之外，也有花钱买幕职的。徐珂编著《清稗类钞》中，道是光绪十三年（1887）河南郑州黄河决口，朝廷为筹款治河，颁布《郑工事例》，广开捐官大门，有绍兴人蒋渊如、唐文卿、陈柏生、王平斋、吕少川五人，先以凑分子合捐了一个知县，还是最优班次，用的是蒋渊如的姓名，但讲明补缺后，按“入股”大小，分派师爷和大爷、二爷的职务。这会儿有了《郑工事例》，五人再追加投资，买了个马上补缺，一起上任去。届时蒋为知县，唐为刑幕，陈为钱幕，王为司漕，吕为稿签，“於是五人者舞文弄法，狼狈为奸，辇部民之金以入邑廨者岁可二十余万。三载考绩，蒋以贪褫职，然已与唐、陈、王、吕四人满载而归矣”。晚清州县衙门中之黑“幕”重重，由此略见一斑。
第五章 公门中的“自家人”三、封君·衙内·夫人
“公门中的自家人”之核心层次；就是州县太爷佐式们的家眷亲属。．
在本书第三章 里，作者曾介绍过古代官场的亲属回避、籍贯回避等制度，可是颇具消蚀这些制度用意功能的是，一应地方官员赴任，尽可挈妇将雏，扶老携幼，乃至兄弟叔侄，姑表甥舅，七大姑八大姨。乾隆四十一年（1776）时，清高宗有道谕旨：“文武官员知县以上年过四十其无子者，方准挈眷前往。此例未知始自何来？殊不可必！王道本乎人情，旧例未为允洽，嗣后俱准其携带。”看起来清朝前期是有过不许携眷上任规定的，但乾隆皇帝说得很对，“此例未知始自何来？”中国历朝中，要算宋、明两代对地方官的管束与要求最严，据宋人袁说友著《成都文类》记，司马光是在他爸爸司马池当郫县县尉时，生於官廨的；《挥麈录》上的讲法有所不同，道是老司马当浮光知县时才有了小司马。但两说的共同点则能证明，北宋时知县、县尉等均可带老婆上任，自然也能生孩子。还有南宋宰相贾似道的身世，《齐东野语》、《西湖志余》上亦有生动记录，略谓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贾似道父亲贾涉赴万安县县丞任时，在路上买了个小老婆，怀孕后不容於正妇，贾县丞为此很伤脑筋，向知县陈履常诉苦，陈老爷便叫自己的夫人出面，以缺少婢女为借口，向县丞夫人把这个小老婆要了来，以后便生贾似道于知县廨中。后来老贾把小贾要来了，小贾的生母却流落他乡，嫁给一个石匠，直到小贾发达后，才设计迎还。倘此说坐实，则南宋时州县职官不仅可以带家眷上任，连小老婆也允许买了。明代呢，海瑞在知县任上买两斤肉替母亲做寿，也是很出名的故事。
宋明如是，则汉晋隋唐之宽松，又可想见，当然最要害的，要看它会引出什么后果。假设娶妻于原籍，纳妾于任所，岂不就有了当地亲属？或者带来这许多侄少爷舅老爷大姨妹、二姑太等，就在当地论起婚嫁来，这不就转弯抹角牵丝挂笼地编起了——张正可以将回避制度罩住的关系网？至于知县太爷的小舅子、二尹老爷的大姨夫、县尉大人的二姑爷等，结党横行，作恶市肆，自然更使当地百姓交霉运了，谁敢招惹这些“老爷家属”呢？远的不说，即以众所周知的清季杨乃武冤案来讲，案情涉及到的余杭知县刘锡彤之子刘子翰，就是有名的花花衙内，“小白菜”葛毕氏遭其暴力强奸，却因害怕权势而不敢声张。及葛品连暴卒后，刘锡彤偏听谗言，认定是葛毕氏下毒，将其带回县署拷问“奸情”，又是这位花花衙内怕牵连到自己，竟派人入狱诱骗恐吓葛毕氏，要她乱攀杨乃武。可以说，这场后来轰动朝野的冤狱，始作俑者就是县太爷的儿子。州县官场中衙内和官亲之祸，此为一证。
衙内可以肇祸，老封翁又何尝不能干政？比如本书第二章 里就介绍过北宋后期“京东剧贼数干人浮海来寇”海州沐阳县时，王登正随其儿子——沐阳县尉王师心住在县衙内，所谓御“寇”之策，“计画多自公出也”。还有老太太干政的，如刘肃著《大唐新语》记，隋朝时郑善果事母至孝，大业（炀帝杨广年号，605—617）中，他出任鲁郡太守，其母崔氏常于阁中听其断案，倘认为不合意的，“则不与之言，（郑）善果伏床前，终日不敢食”。照封建正统伦理道德来讲，以上两则都是值得提倡的“正面”事例，但反过来看，不就是爹妈代庖和干政吗？又何能掩饰更多可能存在的“反面”事例呢。
当然最为普见的“自家人”现象，又数夫人之内当家，大抵“公门中的自家人”之核心层次，尤以裙带攀结称多。前述大爷、二爷之类，有不少是靠系在这条带子上厕身衙门作恶的。清季吴趼人所著《九命奇冤》中，述雍正时广东番禺县恶豪凌贵兴率盗纵火烧死梁家八口，案发后知县黄某亲勘现场验尸，又接了梁家的状纸，凌贵兴派爪牙走老爷后门，先贿买了知县的小舅子，小舅子再去向他姐姐关说，结果知县夫人发起雌威来，迫使丈夫昧心断案，对凌贵兴加以庇护，从而奠定了这场后来轰动广东的冤狱的基调。虽说这是文学作品情节，但明清时州县官场尽多惧内县令也确是事实。明刊《博笑珠玑》谓：“昔一知县，专畏奶奶。一日坐堂，忽闻公廨喧嚷，令皂隶去看，皂隶回报：‘乃是兵房吏夫妻厮打。’知县咬牙大怒曰：‘若是我，若是我……’不觉奶奶在后堂听得，高声喝曰：‘若是便如何？’知县惊答曰：‘是我时，便即下跪，看他如何下得手？”如这票货色，签押房里的真主人，还能不是他老婆吗？当然，有时候惧内是假，借老婆做掩饰是真，老婆受了别人的贿赂．似乎总要比自己亲手接过来得“干净”些。这也有个说法，叫做“老爷不爱钱，太太爱钱”，老爷得名声，太太得实惠，相与构成了官场上的老传统之又一。又清季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收有一篇《成都之官派》，略谓“又有支使太太联络同寅之太太者，此术尤妙，因妇人女子之运动，尤捷于老爷之运动也。或打麻雀，或请会金，或结干亲，或拜门生，或认为后家同姓。而太太之衣服首饰必讲究珍贵，虽老爷无衣无褐，而太太可绮罗摇曳也。不如此，不能入太太之党派，即不能得意外之富贵”。这可就是裙带政治的另一种形式了。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做天下官理天下事
洪武元年（1368）九月，才登基称帝未久的明太祖朱元璋颁布诏书，布达全国，征求天下贤才。起先，颇有一些隐于岩穴山林的“怀才抱德之士”，只当一旦入选，将列身朝纲，左辅右弼，肩负起匡定大任。但结果颇出他们意外：原来皇上要把这些“三请诸葛亮”似地征求出来的“贤才”，派到各地去担任州县官员。然“敕命厚赐，谕之至於再”，态度倒是相当诚恳。照朱元璋的说法，此前干戈扰攘，不及深讲致贤养民之道。现在大业初定，可“天下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理之”。那意思简直就是：我特为请你们来协助我一起治理天下的，虽说州县职卑，同样是匡定重任啊！
应该讲，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万机待理的情况下，首先重视州县政权建设，确是眼光独具。古人每言，天下事莫不起于州县，州县理，则天下无不理。且以明朝行政制度给州县衙门规定的责任而言——“凡赋役，岁会实征，十年造黄册，以丁产为差。赋有金、谷、布帛及诸货物之赋；役有力役、雇役、借倩不时之役，皆视天时休咎，地利丰耗，人力贫富，调剂而均节之。岁歉则请於府若省蠲减之。凡养老祀神、贡士、读法、表善良、恤穷乏、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皆躬亲厥职而勤慎焉。若山海泽薮之产，足以资国用者，则按籍而致贡。”了不得，几乎囊括了封建国家“治民”领域的方方面面，而且这也不仅是有明一代的制度，上迄先秦，下逮晚清，足谓数千年一贯使然。假使一项一项地折开来介绍，便是本章 的《做天下官理天下事》之标题了。当然，考虑到不少州县衙门的职掌细部，我们已经在前五章 内多有引带或夹叙，因此接下来的各节行文，只能说是整体形状的概观了。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一、“王政之本在乎农桑”（1）
清代光绪初年，大学士左宗棠上了一道奏疏给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请求国史馆为已故福建按察使桂超万立传。此人以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出身，先在江苏阳湖当了40天的代理知县，即受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的赏识，另补实职。此后宦途顺利。要数“政绩”的话，在天津募
勇抗过洋鬼子，在扬州、苏州整顿过漕运积弊，病休在籍时举办过团练，意图与“发”、“捻”相抗，算起来也很可以书上几笔了。然则咸（丰）同（治）之际，正值大清“国运艰难”，外有夷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