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奖。她的第二篇学年论文，用图表来展示《巴黎圣母院》的圆心结构，提出小说人物围绕
女主人公爱斯梅哈尔达形成了一个圆心结构，它在围观的圈子中形成，在相应的圆形场所中
确立，在具有吸引力的情感氛围中牢固，并通过在情节中的反复再现而完成，它具有圆形的
象征意义。这篇论文受到学术界关注，报刊评价是国内最早借鉴西方结构主义的文学论文。
第三年做硕士论文，她把国内刚刚兴起的自然科学的系统论方法用来研究文学现象，把哈代
的一组小说看作是一个大的悲剧系统，它由人物悲剧命运的复合系统、环境描写由暖色调向
冷色调过渡的绘画系统、情绪渲染由轻快向沉重移调的音乐系统、人物社会批判逐渐否定的
认识系统四个子系统组成。这四个子系统的排列组合，构成了一个多层次、多系列的立体网
络体系，它们作为一个运动过程而展开，有序地、稳定地向着悲剧目标发展，实现了悲剧系
统的整体化，取得了最佳悲剧效果。
亦琼带着论文到上海答辩，她要为她使用的方法论和论文观点据理力争，她不知道那些
前辈学者是否接受一个新学后起者的大胆创新。但她有信心，她相信自己的胆识。
答辩老师给予了极高评价，诸如“独辟蹊径”“从方法到观点都令人耳目一新，言之有
据，言之有理，是多年评审硕士论文中一篇成熟的，卓有成效的好文章”。还说把文字音乐
和文字绘画的交融关系描述成“色彩音乐”和“音响画”是神来之笔。亦琼听着这些赞美有
些坐不住了，评价太高了，她成功了！
这篇论文是国内最早运用系统论研究文学的论文，后来它获得四川省人民政府三等奖，
报刊评价说，八十年代初，一批中青年学者率先运用横向科学方法来研究文学现象，在这方
面，张亦琼打响了第一炮。亦琼的论文不尽完善，但毕竟是第一炮，这让她感到创造的欢乐
。生命的本质是创造。
毕业往哪里去呢？导师希望她留校，她却是一个心思想回家乡。她脑子里总是浮现出那
两棵塔松、黄桷树，那两排柏树，那长长的石梯坎，那一片樟树林，还有迎春花、桃花、李
花、三色堇、紫罗兰、美人蕉、玫瑰花、茉莉花、桂花、玉兰花、茶花、菊花、黄桷兰、梅
花，一年四季都有鲜花常开，这样的校园是少有的，它的美丽在全国高校中都是闻名的。她
想去的，是她上大学挨过批斗的母校。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她
去的已不是政治系了，学校也不会象文革那样极左了。更重要的是它是国家教育部的重点大
学，是一个适合做学问的地方。就冲这一点，她也要选择回母校去。
小弟不是一个把学问看得重的人，北碚，那么偏远，重庆的地理位置本就不好，被称为
内地的边疆，那北碚岂不是边疆的边疆？到沙坪坝的大学多好，文化环境好，生活环境也好
。重点不重点有什么关系，人还得要生活呀！他是在读大学时谈的恋爱，刚毕业就结了婚。
怎么能够因为工作、学问就影响生活呢？这是他和哥哥分歧的地方，也是他和大姐行动不一
致的地方。
亦琼只好同时给沙坪坝的大学和北碚母校的中文系去了信，算是对小弟和她自己的意见
的一个折中。她写信不足十天，母校的回信就来了，中文系斩截铁地要她去，并把要人的函
件也寄来了。这么快就回函了，她不知道有一个出乎她意料的人在里面促成这件事。沙坪坝
的回函还没有到，她不想再等了，她就要到母校去工作了。就在学校把派遣证发给她的那一
天，沙坪坝大学同意接受的公函到了。如果她还多等两天，她就多一个选择，如果她听了小
弟的劝告，毫不迟疑地选择到沙坪坝的大学，也许她日后就不会有那样大的伤痛和不幸了。
可是一个人的命运怎么能事先料到呢？她当时对母校充满热情，对自己的前程充满希望。
其实，这样的选择也是她的必然。在考虑对象和读书时，她选择了读书，如今在选择近
郊非重点校和远郊重点校时，她选择了远郊重点校，她的追求趋向始终是偏向于学问、事业
一极的，而把生活放弃了。这样的选择，本也无可厚非，但在她，本就是一个性格有所偏激
的人，有了这样的选择，就形成了她的一个惯性，一遇到生活与事业发生冲突矛盾时，她总
是把天平偏向事业一边，降低和掩盖了人性的要求。这是小弟非常不赞同的。
按照亦琼和小弟的商量，亦琼将趁她毕业返回重庆的时候，带父母到外省作第二次旅游
。第一次是小弟公费到北京看美展，亦琼把自己得的稿费寄回家了，对小弟说，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要他带父母去北京旅游。那一次，他们乘船走三峡，然后在武汉乘火车去北京。
母亲当时快６０岁了，第一次坐轮船火车，她与住旅馆要把床位费睡回来的陈奂生相反，整
天都站在船舷上看两岸的风景，不肯进船舱。她的想法是，花了钱来旅游，不看风景太可惜
。小弟给亦琼写信，谈到母亲一路惊叹奇山怪石、江水峡谷的美，连连赞扬母亲欣赏水平好
，带母亲旅游值！游北京，使母亲难以忘怀的三处地方是故宫、人民大会堂和长城。她说故
宫是过去皇帝住的，而她一个扛扁担出身的妇女也来到皇帝的宫殿，她感到神圣和兴奋。去
参观人民大会堂，门卫看了她的退休工人证，不收她的门票，她感到真是“人民”受到尊重
，她来到国家领袖开会的地方了。爬长城对生活在山城的母亲来说，是一点不困难的，一个
外国老太太连连对她伸大拇指，小弟拍下了她们的合影。后来当母亲翻看那些旅游照片时，
总要说到这个老太太。儿女就说，在她眼里，你也是个外国老太太。母亲听了，笑得格格格
的。
出了一趟远门，母亲在人前说话变得胆壮了，时不时还对别人说说武汉的小吃、北京的
风俗什么的。这是她一辈子封闭生活中开的一扇天窗。
父母又将第二次出远门了。亦琼从湖南去桂林，小弟从重庆把父母送上去桂林的火车，
让亦琼先一天到桂林接父母，带父母游览桂林山水后再一道回家。哪知亦琼出发那天，遇上
湘桂段铁路塌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修复。她立即打电报告知父母，不去桂林了，她径直回
重庆。
清晨五点钟，亦琼到家，门上一把将军锁。父母没有收到电报，已去桂林了。亦琼急了
，两个老人从未单独出过远门，又没文化，人生地不熟，找谁接待？她放下行李，赶到小妹
家，让小妹通过火车站与桂林站联系，在父母下车时广播通知，让他们就地住旅馆等待亦琼
的到来。亦琼则跳上当天去桂林的火车，追赶父母。
亦琼到桂林已是半夜，这么大个桂林城，她到哪里找父母？突然，她想到了车站留言牌
，兴许他们会给她留个条子在那里。她赶去留言牌，看着密密麻麻的留言条，心里直嘀咕，
父母从来没有做过留言条的事，他们会留条吗？她挨着看，只见一张巴掌大的纸上歪歪扭扭
写着：“亦琼吾女……父字棣”。她屏住呼吸，一把扯下条子，心里欢喜蹦了。条上说他们
住在火车站对面的大旅店。亦琼急急忙忙赶去旅店，心里连连对自己说，我聪明的父母，真
聪明！
亦琼在登记处查到母亲的房号，当她轻轻悄悄来到母亲的床位前，她睡得正熟。亦琼唤
醒她，母亲见是女儿，一骨碌爬起来，抱着亦琼说，亦琼，我的女儿，你来了！亦琼笑嘻嘻
地说，我来了。她带父母游桂林游阳朔，说到留言条的事，亦琼夸父亲真是想得到，想得好
。母亲急忙接过话头说，是我想到的，我听车站说湖南塌方，心想你晚一天总会到。催他几
遍写条子，他还说有啥用。我说你女儿是读书人，她会去看留言条的。这不就去看了，找到
我们了。亦琼暗想，妈和女儿之间还有一点灵犀呢，不由笑了，说妈妈真聪明。母亲有些得
意，说，我要是有文化，还会聪明一些的。
亦琼乘上去北碚的长途汽车，公路沿着嘉陵江岸边直通北碚，公路边植着一棵棵大树，
树干的下半截疤痕累累，有老痕迹，有新伤疤，都是给过往汽车撞的。也多亏这些树，它挡
住了不知多少辆不听使唤的客车、货车、小车开到山崖下和江中去。
涨水天已经过了，九月正是河水逐渐下退恢复到原有水位的时候，江水仍有些泛黄，两
岸被水淹过的河滩现出一道整整齐齐的水迹印，使得靠水边的树上半截是绿色的，下半截是
稀泥，吊脚楼房子下半截还挂着一些河里飘来的垃圾。前面就是鹰嘴崖了，那是一块伸出在
公路上空的石头，象鹰嘴一样，一边是江水，一边是崖壁。外省人看见这样的公路情景，常
常是胆战心惊的，一怕鹰嘴石掉下来砸到车顶上，二怕汽车一偏，栽到江中间。重庆人对此
已经习以为常，还把这鹰嘴崖作为一个自然景观，它也是进入北碚的标志。过了两个隧洞，
汽车就到北碚了。亦琼已有几年没来了，小城仍然保持着小成都的建筑格局，城建规划不能
在老城区修高楼。因此只有在进北碚街区的入口处修了一幢十层楼的公寓，街内建筑都控制
在四层楼以下，显得街道格外清爽。这样的风景区是适合养老的。
亦琼特地走大门进入学校，她想看一看她已经六年没有见过的大校门了。大校门的四根
石柱还是巍然不动地屹立在那里，格外雄壮威风。大门马路对面是几棵巨大的黄桷树，象伞
一样，篷成了一个阴凉地。亦琼看着它感到特别亲切。走进校门，让亦琼感到吃惊的是，校
门广场里的毛主席像依然耸立在那里，怎么还是有些象搞文化革命的气氛？只有在文化革命
中，各个机关、学校才是到处都竖着毛主席像的，而且一个比一个竖得高，竖得大，好象要
以此表白自己单位的革命态度和革命决心似的。但在打倒“四人帮”后，肃清文化革命流毒
的一件重大事情就是推倒毛主席塑象。重庆各所大学的塑象都被推倒了，怎么母校的塑象还
竖在那里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是要以极左的形式来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突出政治吗？
亦琼顿时感到了一种紧张和压力，她心里隐隐有些后悔，不知自己回母校是不是正确的选择
。
吃惊之后的喜悦是见到了周老师。她决没想到她读大学时，在图书馆补书，借书给她看
的周老师成了她的领导和同事，他是现任的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这有多么奇异和巧合呀！
亦琼已有六年没有见到周老师了，他更见清瘦，鼻子象座山峰一样兀立在金丝眼镜中间
，小眼睛总是带着笑，脸上没有一丝阴暗，很开朗。一眼看去，他是一个典型的肝精火旺的
小老头。他热情地握着亦琼的手，欢迎她到教研室来一起工作。她那分配的公函发得如此之
快，抢在了沙坪坝大学的前面，就是他一手办理的。他一看见亦琼的来信，马上对系里说，
这个毕业生不用再作任何考察，我们要，越快越好，不然别的学校会抢走的。他亲自去找学
校办理回函，亦琼也就这样被周老师挖来了。
周老师是５０年代初期外语系毕业的，搞俄苏文学。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了，俄语不吃香
了，他转到中文系搞欧美文学，到吴宓先生门下求教。
吴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学校，２５岁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获得硕士学位。１９２１年
归国，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主持国学研究院，主编《学衡》杂志，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
上的重要流派学衡派的代表人物。１９４９年国民党撤离陪都重庆的前夕，台湾大学校长傅
斯年和教育部的人找到他，动员他去台湾，他拒绝了。也不接受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的聘请
，“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３０日，在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的第三天，重庆解放了。解放军经
江北，过嘉陵江，同由长江破浪而上的登陆艇汇合朝天门码头，浩浩荡荡的入城式开始了。
重庆人民夹道欢迎，欢呼声震撼山城。下午两点，在重庆大学团结广场，全市高等院校师生
举行共庆解放大会，吴先生参加了。他没有回到北京清华大学，却留在了重庆，从１９５０
年起，在北碚的大学任教授，先后执教于外语、历史、中文系，而大部分时间在中文系，度
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２８年。这最后２８年，他在学校一直受到冷落。因他重国学，尊孔孟
，用古文写诗词文章，因此说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