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满足看看死后世界的愿望。当我们年老体弱余日不多的时候，不妨借一次偶然的事故，或制造一次意外的偶然，隐匿到我们的生活之外，让所有与我们有关系的人都确信我们已经死了，而实际上，我们正隐姓埋名偷偷地生活在某个角落。我们甚至应该使自己相信自己已经死了，进而带着这样的心态看世界。那同样是一种“到室外回眸一望”，我们看到的同样是我们“死后”的世界。
生命与死亡的诸多无奈，其实是完全可以转化为一种前行的能量的。这需要非比寻常的灵魂。
人可以经常站到自己灵魂的通常居室外面，回眸一望……
第二编 生命小心地活着
进入１９９７年的时候，我多少有些怅然。这一年，我２９岁了，进入〃二十几岁〃的最后一年。明年这个时候，便是而立之年了，这辈子便无缘再计算二十多岁的年纪了。
元旦前后心情一直不好，１月２日的晚上，几个文友在一位朋友家聚会，然后去楼下的餐馆吃饭。
《红楼梦》里，贾宝玉是爱聚会的，而林黛玉则相反，因为〃聚了还得散〃。我很矛盾，怕散，但更怕不聚，于是更多的便是在聚散之间的挣扎。终于将那聚会盼到了，但当众人刚聚到一块的时候，我便开始感受将要散去的伤感。
吃饭时，因为我坚决地拒绝抽烟和喝酒，便成了〃活得很小心〃的典型。我也的确活得很小心，便顺势讲起自己是如何小心的。逢到酒席，真有些馋酒，却也不敢喝。很讨厌肥猪肉，但自从一位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提出多吃肥肉可防癌，每逢就餐，竟也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狼吞虎咽。一向是饭后吃水果的，偶然看到篇科普文章，讲水果应该在饭后两小时再吃，否则不利于消化，于是便也不敢吃水果了。每天的早点是绝不敢放松的，一日三餐到了定时极准的地步，早八点三刻，午１２点，晚１９点，迟了半小时，便会饿得难受。２３点至凌晨１点的子时之内睡眠有助于健康，虽然因为读书、写作的习惯少有做到的时候，却一直对其心存一份向往。
这一套养生经如果出自中老年之口，也许会更自然一些。由２９岁的我说出来，在众人听来总有些喜剧色彩。更何况，讲着讲着，我积郁多日的抑郁情绪竟控制不住，大谈起生命的消极了。
我说，我们随时随地都在死亡着。我们从出生那一天起，便像即将到来的香港回归一样，进入了倒计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便是：每个人都会死亡。死亡何时到来作为最难确定的事情，使得生命必然灭亡的命运更具悲剧色彩。
相对于今天来讲，昨天的我们已经死亡了，而相对于明天，今天的我们也已经死亡了。我们坐到这里，走进餐厅之前的我们已经死亡了；我们在这里谈话，谈话开始之前的我们已经死亡了。正在谈话的我们仍在死亡着，我们每一秒钟都在死亡， 人活着的过程便是一连串大大小小的死亡的过程。不论我们怎样的努力，我们都不可能改变每时每刻都在死亡的命运，即使当我们努力摆脱死亡的时候，我们也在这努力中死亡着。我在这里谈论死亡，而谈论死亡的我也正在死亡。
每一个朋友与我，都有过一段从相识到熟悉，从熟悉到朋友的过程。相识时的我和朋友都已经死亡了，熟悉时的我和朋友也都已经死亡了，成为朋友的我和朋友也正在死亡着。我们曾有过美好的经历，处于那段经历中的我们也都已经死亡了。
死亡是一种状态，而活着只是一个过程。
于是有朋友说：〃你很矛盾。〃既然生命注定是一场悲剧，注定结束，再多的努力也不会有万分之一拯救的可能，你又何必这么小心地活着呢？你再难为自己，再小心，又有什么用呢？生命不是在你小心的时候正在死亡着吗？
我却说，恰恰最不矛盾。如果不是对生命有着无比的热爱，我又怎么可能如此真切地体验着死亡的恐怖？爱生命爱得真真切切，对死亡的体察便也入木三分。我种种小心翼翼的生活的方式，不正是对死亡的一种抗争吗？知道不可抗拒而去抗拒，是因为真正的热爱，真正地想活着。也正因为真正地想活着，才会被每时每刻都在死亡的现状困扰，才会对死亡说三道四，议论纷纷。
那天的聚会，死亡便成为中心话题。
一位电台的主持人因为有节目先走了，对于这次聚会来讲，她已经去了，或曰〃死亡〃了。餐桌边的座位空出来一个，好像人世间的座位空出一个，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我们已经看不见曾经坐在这个座位上的人了。
晚饭结束，我们走出餐厅，在餐厅里谈论死亡的我们也已经死亡了。
但是，正当我感叹又一次美好的聚会和一段美好的时光将成为永远的过去之时，我忽然发现，我所伤感的并不是这段时光中我的肉体的改变，而是我的精神体验的逝去。也就是说，又一段逝去的青春不足伤痛，真正使我伤痛的是逝去的一段精神享受。我明白，与其说生命被肢解成一段段时间，不与说生命被肢解成一段段精神了。真正理解生命并关心死亡的人，事实上都是在关心着精神的体验。果如此，物质世界的死亡不是便可以通过精神世界的修练得以再生了吗？我知道自己的求索不可能立即有一个终点。
我们是一些对生命真正负责的人，也因为我们将人生的意义看得很重，所以我们才格外关注自己在有限的生命时空中做了些什么，便也格外关心死亡的步步为营。
既然死亡是确定了的时候，而何时死亡是无法确定的事情，我们便只能小心翼翼地活着，使那无法确定的死亡时间尽可能晚些到来，从而使我们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做点事情，使我们的精神体验更为富足。
游戏人生
在生命开始的时候，我荷枪持弹地出发了。我将走过一段漫长的险途，奔向目的地，那里有我的理想。我可能是一位寻宝的探险家，也可能是一位救助被囚美女的大侠，甚至是一位执行秘密指令的勇士。总之，我是电子游戏机里的一个图像，这个图像是否真正存在，完全取决于我是否真正将其看作有生命的个体。
每个人都可以玩这种游戏，但是，绝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游戏中取胜。事实是，那些能走到终点的人，是微乎其微的。有些人并非真的对结果感兴趣，只是关注玩游戏本身，或游戏中绚丽的画面，有些人缺少在失败中站起来继续前进的勇气，有些人原本就不具备达到目的的能力，还有些人会面对途中的种种惊险畏惧，而去选择诸如俄罗斯方块之类更厮文的游戏。
我知道自己将一无反顾地前进，但我更知道，仅仅有信心、勇气和能力是远远不够的，我要实现自己的理想，需经历种种挑战。能通过这些挑战与磨难的人，往往被写进人类精装的历史。
我上路了。敌人随时可能出现，我必须有机敏的头脑，瞪大眼睛，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否则，敌人便会将我至于死地。我的弹药也是有限的，我必须节约使用。有时，一颗子弹可以消灭一串敌人，我需要在游戏开始后尽快掌握这一规律，这可以使我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我将有一些机会增加弹药的储备，但这些机会很容易失去，我必须发现它们，并且抓住它们。子弹就像是我的精力，我必须在最需要的地方使用我的精力，并且通过修养生息补充精力，我的射击水平就是我打击敌人的能力，只有具备出类拨萃的能力，才有希望通过一道道险关。如果我觉得射击很好玩，边走边打，将其看作一种娱乐，我便会在需要子弹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一无所有。
我还要有活跃的思维和灵活的举措，不能傻乎乎地总以一种方式前进。该跳跃的时候就跳跃，该匍匐的时候就匍匐，有时要走快些，有时则要放慢速度。
我的前途并非通天大道，有许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障碍、陷阱，我必须百倍地小心警惕，被障碍绊倒了虽然需要付出时间的代价，但我还有再爬起来的希望，落进陷阱却可能使继续前行成为泡影。前进的路上还有许多弯路、叉路，我很可能走错路，这将耗费掉我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如果走得太远，我可能会找不回正路，在生命终止时仍无法到达出发时选定的目的地。
因为我的时间将是有限的，我不可能永远走下去。如果我不能在指定的时间里完成计划，游戏将以失败告终，我的生命将以无为结束。
我是一个拙劣的游戏者，所以我经常在枪弹下或陷阱中丧生，游戏的设计者显然不希望太多的失败将游戏者继续玩下去的信心击倒，所以他们安排了电子游戏中的我有不止一次的生命。眼看着自己倒下了，以为荧幕将漆黑一团，但是，突然间我又站立了起来，一条崭新的生命寄居在我的体内，我又勇往直前，奔向自己的理想了。面对不止一次的生命，我对前途增加了信心，同时，对每次生命的珍惜度也降低了。知道自己还可以死后复生，在此生完成计划的紧迫感自然随之下降。
一种更大的恐怖是，游戏机里的我有一次次的生命，即使这些生命全部耗尽，我还可以重新启动，开始一次新的游戏，而游戏机外的我却只有一次生命，我不相信死而复生的可能，重头再来的梦想也很难实现，因为生命短暂得正随时从我们的失误中溜走。所以，我绝不能选错了目标，绝不能走错路，更不能被敌人击倒、被障碍绊倒，或是落进陷阱。我必须时刻看着自己生命的时空指针，集中我最强有力的生命力，向我的目的地进发。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失败的游戏可以再来一次，失败的人生注定是无法消除的懊恼。
玩电子游戏，看现实人生。
第二编 生命亦父·亦师·亦友（1）
朋友的电话在深夜打到我北京的家中，告诉我：“陈老师不在了。”我在原地坐了3个多小时，几次泪流满面，哽咽难抑。
我爱的先生走了！我的父亲走了！年长我41岁的朋友走了！
陈老师怎么会走呢？！在我的感觉中，他是一个永远不会死亡的人。我可以永远拥有这样一位朋友，这样一位父亲与师长！
每次回天津，都要同陈老师一起吃顿饭。一个月前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刚做了一次白内障手术。这位74岁的老人告诉我，他的全身上下没有任何毛病了。他仍然奔波在天津市的各大医院中，仍然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者，仍然每天坚持着写三千字的稿件。
他有那样好的胃口，我都无法像他那样大口地吃肉。他申请驾驶证时将年龄改小了10岁，每天骑着辆摩托车跑来跑去。他的精力是那样的旺盛，曾有几个周末，我旁听他的门诊，一天下来，我这个旁听者已经精疲力竭，而他仍神采奕奕，晚上仍要完成那每天三千字的固定写作计划。
这可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者呀！
陈老师多次说过，他活到九十岁没有任何问题。他还计划着八十岁之后开始写心理小说。他希望我为他写一本传记，他认为我是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选。
但是，先生却意外地走了，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嘱托。先生是2001年5月15日早晨，被家人发现倒在客厅的地上的，眼镜和烟灰缸摔在一边。那时，先生的脉搏已然停止了。救护车赶到的时候，心电图显示出一条直线。
此前没有发现任何疾病的先生，被认为死于心脏或大脑的突发病变。
我却以为，先生是累死的。
5月12日先生有全天的门诊；13日，先生既出门诊，又到电台的“悄悄话”节目做直播，14日白天出了门诊，而晚上，眼疾尚未全愈的他，还手持着放大镜写作。15日晨当人们发现突然故去的他时，还发现了书桌上尚未写完的文稿。
先生对自己的身体过于自信了，他长年这样高负荷地劳作着，从来未想过自己毕竟年过七旬了。事实上，他的心态也确实只有二三十岁。
1994年，为了写作《同性恋在中国》一书，最早接触陈老师。这是一个从来没有所谓长者的“身分”，以及名人谨持的人。他结交三教九流的朋友，与各种年龄、身分的人都发自内心地平等相处。他将《陈仲舜心理咨询手记》一套6册签赠给我的时候，用的称呼是：“方刚小友”、“我的老师”、“方刚学弟”。
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