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以几百亿美元和数十万军人的代价，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是因为它不了解毛泽东的性格，德林软件公司的成功，是他吃透了毛泽东这个男子汉性格中最本质的东西。
可毛泽东访苏时，却被斯大林晾在走廊里，等了几小时後才被接见。
（有志於为毛泽东立传者，千万不可忽略这个细节。）。
毛泽东在同蒋介石和蒋介石背後的美国交手时，已经同斯大林不动声色地较量过了。毛泽东大获全胜。大获全胜的毛泽东，此刻即便气炸肺，也只能像小学生渴见导师那样等著，忍著。他的国家亟需老大哥援助。倘若此刻可以拂袖而去，决定出兵朝鲜时，也就用不著一个星期不刮胡子了。
每个有志於民族腾飞的炎黄子孙，都不能不对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历史刻骨铭心。其中最痛苦不堪的，应该说是毛泽东了。几千年的大国，人口和国土的大国，只能任列强宰割，凌辱。毛泽东的天才赋予他一展宏图的伟力，却又为国力所束缚。天才与生俱来的并不都是成功和幸福，巨大的天才那痛苦也是巨大的。
毛泽东为一个民族立下了雄心壮志，并以他巨大的天才和魅力，唤聚起一个民族巨大的热情和献身精神。
在他做着看来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时，他成功了，在他做著看来似乎能够做到的事情时，他失败。在一场劫难结束不久，他又让全世界大吃一惊：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到功勋卓著的老帅，一个个竟那样轻易地从政治舞台消逝，直到从肉体消逝。在对应的另一端，林彪则像玩儿似的，由人而神而鬼。
这一切，都与毛泽东有甚麽关系？
在中国，在世界，毛泽东都不想接受“老二”的地位。可在一个民族的失声恸哭中，他给世界留下一个甚麽样的中国呢？
胜利和失败都是可怕的。巨大的胜利和失败尤其可怕。
绅士风度的英国人不讲良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烟刚息，就卸磨杀驴，把曾经拯救了一个民族的战时英雄丘吉尔哄出唐宁街，代之以写了本《幸运时刻的人》的艾德礼。
那位法国人引为自豪的战时民族英雄戴高乐将军，也是同样下场，任何人都属于特定的时间、地点、环境。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战时当个士兵可能完全不够格。领袖也是一样，各自属于各自的空间和时间，领袖和国家不能互换，和时代也不能互换。造就战时伟大领袖必具的才智和品格，在和平时期并不一定是人民所需要的。
无论中国人懂不懂得这个道理，礼义之邦的子民也决不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即便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人们也可能同样为曾经是巨人的毛泽东恸哭失声。
被割断了喉管的张志新那张千古悲愤的脸，在向历史诉说著甚麽？
再伟大的天才，也不能脱离其民族的历史而存在。
英国人信上帝，中国人信神。
神是历史的产物。
因而，神是悲剧人物。
林彪的“活思想”
丢了延安的毛泽东，在“流浪”途中，在临时首都西柏坡，和黑土地上的林彪电报往来，纵横辽沈大决战。
电报谈兵，也算中国共产党人一绝。
辽沈战役，用枪炮打了53天，用电报打了近半年。
林彪被魇住了
林彪在双城的青砖地上踱步，一颗心就像个钟摆，一会儿摆向长春，一会儿摆向锦州。
在“长春”和“锦州”上面，叠印看血红的“四平”。
如果锦州打成四平，黑土地上的共产党主力，就可能被国民党包了“饺子”。
1948年9月7日，“林罗刘谭”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
实际上还在去年就开始了大军进入冀热辽地区作战的战场准备工作。去年七月，子莘同志来哈尔滨时，东北局就提出了准备战场的各样具体问题，随後高岗同志的亲自到热河和冀东，以及今年克诚同志去热河工作，都是为了同时加强这一准备工作，此外，在去年冬天就开始了恢复郑家屯至通辽的铁路，以及重新修筑通辽到彰武的铁路，只是由於今年东北是五十年来所未有的大雨，致使通辽到阜新的铁路直到最近才完成。
1947年12月4日，林彪说：
明年作战，将主要依托冀热辽根据地，因此，该处的一切工作，尤其是群众工作，将有重大意义。⑽。
在南下北宁线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毛泽东和林彪是英雄所见略同，凭林彪的才智，即便没看清这一点，或是没看透这一行动举足轻重的意义，毛泽东一点拨，他也不能不明白。
唯其如此，林彪才一反常态地举棋不定。
冬季攻势後期，卫立煌在沈阳集结20万重兵，眼睁睁看看辽阳、鞍山、营口、四平一个个丢掉，硬是咬牙横心，按兵不动。
形势在黑土地上明摆着：除长春、沈阳、锦州三坨敌人，无仗可打，要打，就是攻坚，就是大仗，就是恶仗，沈阳是重兵据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先从沈阳开刀，只能在长春和锦州进行选择。
林彪先要打长春没咬定牙，後来南下也没横下心。
这可有点不大像林彪了。
他被四平那场血战魇住了。
扩大来的新战士，於战斗上有很大的问题，不能使他们打败仗，尤其是第一次不能使他们打败仗，这是对他影响最大，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所以，要打有把握的仗，最好是叫他们打追击与必胜的战斗。这样来一次就有了必胜信心。如果没有把握宁可不让他们打，这是决定他们部队一生的。⑾。
1938年林彪讲这话时是师长，如今“东北王”也当两年了。可在攻取坚固设防和重兵把守的大城市这门课题上，他还是个初学乍练的新兵，而且这个新兵第一仗就碰了个硬钉子。这一仗不可能“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但在打下锦州前，却像噩梦一样魇著他。四平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四平给曾经信誓旦旦打了保票的参战部队的印象大深了。在黑土地上打过仗的人，有谁会忘记1947年夏天的那座血城呢？
林彪大讲攻坚战，打大据点，“四快一慢”，“四组一队”，“攻城军”，“爆炸军”。他是下了狠心和真功夫的，那成果也是丰厚的，但在这一切还未实践前，他心中是缺少底数的。唯一的那次实践就像盏红灯，在他脑子里那个不停转动的车轱轳上，不停地闪著不祥的警号。
毛泽东批评林彪从双城动身晚了。大军作战，确实有个“四快一慢”中的“慢”的需要。更主要的，是林彪还未最後下定决心。
黑土地上的3年内战中，林彪曾两次要避免在锦州打大仗。第一次对了，第二次错了。
古今中外，没有不讲“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将军，但叫起真章来，在“有把握”与“无把握”之间，就不那麽容易把握了。
“诸葛一生唯谨慎。”林彪也把谨慎做为信条之一。纵观他一生指挥的战斗，除非不得已，他是轻易不违背这个原则的。
林彪首先选择打长春，是符合他的一贯作风的，具体动作起来，也是严格遵循这一原则的。刻意选择打过四平的1纵和6纵，首先进行试打，探探虚实，以求稳妥。
南下北宁线与奇袭威远堡门有某些相似之处，都是向敌人意想不到的要害部位突然袭击。应该说，这是善于运用智谋打巧仗的林彪的拿手好戏。而打巧仗，就不可能四平八稳，就要带几分冒险。不敢冒险的将军是平庸的将军。而比之“有把握”与“无把握”，在“不打无把握之仗”与“冒险”之间，是更难权衡、抉择的。林彪的冒险，是在把各种可能和意外，都尽量在脑子里那个车轱轳上轱轳出来的，再反覆轱轳出“把握”之後，才决定的。
眼下，面对一场更加威武壮丽的史剧，他完全有理由反覆思考，踱步。因为这是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大决战，他是前线最高指挥官，但他是太谨慎了，把困难考虑得太多了，步子迈得沉重了。
他太专注了，太精细了。太专注了容易钻牛角尖儿，太精细了会变得婆婆妈妈，于是，对于黑土地上的最後一战，他就显得似乎有些小家子气了。
决战前的林彪也太痛苦了，为他的“活思想”烦躁、痛苦。
据说，林彪非常喜爱女儿林豆豆。平生唯一一次打女儿，就是在这个时候，把4岁的女儿踢了一脚。
有人说林彪“不打锦州打豆豆”。
这很容易使人想起四平撤退後，他在舒兰掀了李作鹏等人的桌子。
军事学术大研讨
林彪为难下决心而痛苦，毛泽东为林彪而焦灼。
这段时期，毛泽东给林彪的电报，有的文章说是“几十份”，有的说是“七十多封”，有人说是“83”封。林彪给毛泽东的电报，数字大体相当。
焦点在於战役应该首先从哪儿打起？
毛泽东瞩目北宁线。
打长春便于集结兵力，便于根据地支援。敌人增缓和突围，在漫长的600里范围内，也便于运动中歼敌。而且，打下长春，可以免除後顾之忧，便于集中兵力南下作战。可从战争全局分析，情形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撤退东北，10万大军被困长春是个原因。打掉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为他打出退向关内的决心，从而保住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集团。这对共产党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
林彪则属意长春。
4月18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致电军委，在谈了攻城打援的决心和部署後，说：
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我军和打铁岭或抚顺本溪或新民，敌均能立即组织三个师以上的兵力守，而集中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增援。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妨碍，我军攻城打援皆不便。本溪与铁岭两点，如我军主力向该方向前追时，敌甚至可能暂时撤退，让我军扑空；如我军主力向义县前进，义县之敌必然自动撤至锦州；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比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人打通锦沈辽，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人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而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其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士气必降，逃跑必发生，在我主力南下情况，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沈锦线。如我军以很多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占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仗，又无小仗可打，陷於无用之池。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⒀。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瞧，一个“均”字，把我的意见否了。
4月22日，毛泽东在覆电中说：
“此次如攻长春，我们拟以新老八个纵队直接投入攻城，以两个纵队阻援。我攻域兵力与守域兵力对比，不到三与一之比，但即三与一之比，打援兵力则绝对是悬殊，故要攻城则不能同时打援。如敌不增援，我军在攻域中逐个争夺，消耗必大。能否维持消耗到底，而获得解决战斗的结局，尚无把握。有可能消耗到战斗末期，连队人数大少，无力续攻，使战斗出现僵持局面。届时敌增援，则可能与守敌会合。”
“目前对长春地形条件还不够具体了解，不知地形条件对我是否有利，须得实地侦察後才能看出。因此，我们对此战局无最后的确定见解。”⒂。
署名“李梁曹杨”⒃的电报”，在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守城敌军的兵力、工事和战斗情况後，说：
经过我们仔细反复的考虑，认为目前作打长春除突破外要在纵深全歼长春守敌，占领该城的把握不大；如果打得不顺利，将付出很大的代价，其结果便我军有生力量遭受相当的消弱，仍难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全军中真能经受激烈巷战考验。战斗较强的尚不很多。但若有校长的时间付出较大的代价，亦有全歼长春敌之可能。
署名“黄赖黄”⒄的电报＊，全文如下：
据俘虏供称：长春敌军虽有十一万人，但持枪作战者不到七万人。今日各师首长会议初步研究，无论政治情况。敌之设防与敌我优缺点之比较，胜利把握，较大问题是打的方法问题。必须周到考虑并继续搜集材料再研究後详报。
试打一下，林彪和李天佑有点怯手。倒是黄永胜魄力不减，觉得“胜利把握较大”。而且，他谈到了“政治情况”。无形的士气对比，无疑是敌情我情中必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