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影响。注意：这些可都是大有来头的哩，如果我们仍照常
规办事，将来我们在主权这样的基本问题上蒙受羞辱，也不是
不可能的事情。
割裂中国领土的世界性阴谋——决非危言耸听——正反映
在国际事务的微妙变化之中。
像澳大利亚这样的我们长斯认为是无害的国家，最近都叫
嚣着要加入“保卫台湾”的行列之中，列呈明了我们要缩短解
决台湾问题日程的急迫性。
爱情往往是一秒钟之间发生的，量变到质变的奇观也与之
类似。台湾问题，尤其是离心主义的量变迹象充分反映在岛内
岛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一连串动作和言论之中。
李登辉与司马迁辽太郎的谈话曾经引起人们的惊骇。那种真实
而悲痛的独白，平心而论，不能简单地认知为心理扭曲使然。李
氏经过日占时期，我看过一部台湾乡村电影，很惊异于台湾社
会生活被日本同化的程度：青年人整洁而笔挺的学生制服、和
蔼而热心的乡村警察、农妇头顶的白色头巾、房舍内的榻榻米，
俨然一个亚热带的日本。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台湾小调，其
风格明显的承袭于东瀛。不能否认它们构成许多台湾人温馨童
年的一部分，李与一堆和他有同样感情经历的人，都是在这种
氛围中长大的。我亦认识到李是一个有政治敏感度的人，他走
过的探索之路恐怕是当年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他描述“一二
。八”血腥之夜时的惊悸心情，也是厌恶黑暗的中国人的共同
心情——顺便说一句，国民党当局“一二。八”大屠杀给台湾
人民的心灵创作也是台独势力的情感煽动法宝之一。历史亦写
道：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发展的某些照顾和部分台湾人的某些栽
培优于当时的“满洲国”（统治历史长、同化程度深的缘故）——
至少我是这样理解李氏的感情背影的。我确认李的生涯决定了
他在台湾方向上的隐晦言行的内在真实性，其个人经历也折射
了台独理念的由来。
由此我不能不提到日本，在为台独势力的日本背景不逊于
美国。日本国内要求突破宪法以实行集体自卫权的喧闹不权引
起亚洲周边国家的担心，而且顺理自然的，会埋下未来中日对
抗的种子。根据“集体安全”的法则，日本可以有根有据地向
它的关系密切的国家提供道义以外的援助。——我们可以由日
本同台湾省的历史关系及国际势力对台独（或叫事实台独）的
推动，进行一次危险的推理：假如台湾宣布“独立”，假如日本
国权丰满完毕，那么我们未来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同盟？那时
候的我们，将出于对孤立的顾忌和人民安宁幸福的考虑，忍痛
放弃既定目标。台湾海峡将筑起一道无形的哭墙，我们目睹那
一湾浅浅的海峡，心底流泻着千年长恨。
我们认为：至少是中国的普通民众，应将那句克制的警告
再递进一层（“坚持和平解决……不承诺放弃武力”）；至少我
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
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全世界的危
险势力每时刻都在引导台湾的偏航，我们为什么要怕这怕那！
我们还记得早年间的那句话：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
打。
武力不仅是维护尊严的手段，有时候也是赢得和平的法宝。
现在言战，会以我们的五年计划为代价，可能波及面更深更
远，甚至于造成我们国家前进的一度滞迟，但如果一切凌辱无故
而加之，我们有勇气不惜代价。
这种代价与未来的永恒的代价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将
因我们的某些牺牲换来更多的补偿，世界将炎之重著编年史。
有道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当美国青年开发始怀疑，为祖国应
征去死是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这种价值观早已被其父辈所认
同）。那反，中国是不是有责任帮助美国人民彻底确信这一点？在
华盛顿，耸立着两座战争纪念墙，一座是越南战争阵亡军人纪念
墙；另一座是朝鲜战争阵亡军人纪念墙。中国游客来华盛顿
时，总是怀着激动而感慨的心情在其中的一道墙前面留影（那墙
上刻满了美国青年的名字，至今我们可以屏息听到墙体内传出
的诅咒）——中国人很有必要到那里走一圈，因为美国有史以来
第一没有取得胜利的战争——奉陪者是中国大兵。
由此我联想到将来，将来若有那么一天，美国人在台湾问题
凌迫我们再奉陪一次，我们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
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预备刻上更多的美国青年的名字。我们深
信，那座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墓地。
论“费厄泼赖”还是应当缓行
英国著名外相麦克米伦说道：“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
的利益。”这句话已经逼近了国际合作中永恒的真相的核心。
在本章开宗明义地检讨亲美情结时，我曾毫不犹豫地道出
对苏联帝国主义的厌恶心情——顺便指谪几句我国社会的“标
准”用语，动不动“前苏联”、“前苏联”的，好像一夜之间谁都有了
历史沧桑感的样子。苏联就是苏联，它是一个永恒的具象，且在
时空中它望远是现实。我毫不掩饰地说：如今我有一种较彻底的
回归，我对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有着前所未
有的好感。这种好感，从苏联解体那一天起便达到了质的飞跃。
一个广大而壮丽的国家在一次狩猎之后，便四分五裂，这我
感到一种宿命式的悲哀。
同样，作为强大国家而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似乎在一夜之
间化为乌有（这种很强大的积累是以民用消费品短缺为代价赢
来的）。同样令我感到震惊和困惑。
民主德国的实例也能印证我的困惑，民主德国曾在世界经
济排行榜上紧随英国，在东欧阵营中光彩夺目。然而在完成统一
以后，却变成西部财界的巨大无底洞，这不得不让人们发问：到
底咋啦？
理念的崩溃、秩序的崩溃一夜之间发生了，当这些国家在痛
感中翻过身来，似乎变成了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发出了丧失言说
能力的嘤嘤。
五年以前，俄驻北京大使馆曾热情支持一本中国企业专题
画册在俄境内的传播，那本画册充斥了白砂糖、猎肉之类的产
品。一时间，独联体国家的萧条令我们有许多嗟叹。
可是我们差一点忘掉了基本概念：即使俄罗斯在世界风景
中继续黯淡许多，她也望远不可能是一个二流国家。就像我们
越发痛责自己，越发不满足于我们硬件和软件的缺乏，我们就越
发坚信我们作为现代化大国的基本素质已经具备——一样，一
回事情。
我们欣喜地看到中俄两国基于未来宏大目标的合作，我们
热情地注视着中国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亲善。我们以尊敬的心
情看待俄罗斯的痛楚，认定这是“天将大任于斯人”的福音。着眼
二十一世纪，中国和俄罗斯必将成为思想上和利益上的盟友。同
样的着眼点也将放在未来世界事务中比较有前途的国家或国家
联盟，如德国、东欧、东盟和南非。这绝不是一种诗意式的跳跃，
而是基于世界变化趋势的深刻事实。
我们的利益守恒原则是基于未来的不求回报的原则，这出
自于东方佛教的“功德”观。因为我们深信世界大同的思想源泉
在中国——关于这一点，已经由拿破仑起造了两个多世纪的舆
论，今天已经拥有了实现的空间和模具。
对远大目标的企盼不意味着对现实的轻弃和对西方采取孤
立主义态式。
因此，利益守恒原则对于西方主要国家需采用双重标准，哪
怕是缺乏大度的、睚眦必报的。麦克米伦小语：“只有永恒的利
益。”
李鹏总理出访法国，带去一大堆订单，全然不顾英美人幽怨
的眼神。此举我双手赞成。我极端赞成对西方贸易的“长官意
志”，——不要跟我奢谈“政治和贸易是两回事情”，这一守则对
西方政客们不合适。在我们看来，西方七国对我国市场的争夺正
好是我们贯彻“麦克米伦精神”的最好契机。
“费厄泼赖”——公平竞争对于西方大国来说，从来就不是
商业成功的法则。对于顽冥不化的西方列强来说，取消订单才是
医治他们忘乎所以的最好药济。
坚决赞成把订单交给尚有思想活力的法国。
同样的，坚赞成把订单交给具备良好大国雄心的德国。
以后也赞成把订单源源不断的交给那些治上表现一贯良
好的发达国家。
只有这样做，才能在根本上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一言概
之，才是最大的“费厄泼赖”。
同样的，关于《论“费厄泼赖”还是应当缓行》的题目，也想试
图就中国对于不发达世界的责任做一点探究。
我们曾有过“坦赞铁路”这样的工程。
因此谈到责任问题，我们的民众有一些逆反心理。
我们可以完全不理睬台湾当局的“银弹外交”，——跟他们
较劲没多大意思。但是我们是否要用一种更博大的战略，以
铺开我们的善果、找开我们经营、丰富我国劳动者的世界经
验，为我们走向全球做更全面的预备呢？
要知道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相比，后者是无法“费厄泼赖”
的。我们曾经有过同样的痛苦经验。
因此增加对世界贫穷地区和弱小民族的援助也是中国最大
的“费厄泼赖”。
“沉默的大多数”就要发言
尼克松曾经一语而譬之的“沉默的大多数”，可以启示我们，
什么是决定政治进程的内在动力。
时髦人物的政治花样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景观来丰富新闻的
可视性的。但是不能否认——时髦人物（或事物）容易引起错
觉，就像我看《阿甘正》传重温那两首著名歌曲《答案在风中
飘》和《圣弗朗西斯科》，我长斯以为——反战和嬉皮士就是那
个年代的美国社会主流。克林顿就是搞反战出身的嘛，但克林
顿为什么又如此费神地否认那段革命历史呢？克林顿也偶然吸
过大麻，但克氏干吗又要请求美国人民的谅解呢？试看吧：“特
种战”照样在打，柬埔寨照样在炸，海岸线照样在查。这就是
美国的基本历史和现状。所以不要认为那些可以上头版新闻的
校园抗议、亚拉巴马暗杀是构成现实的头等要素。美国人热衷
于输出这个，有没有标榜其社会生命力的居心？我看是有的。我
喝天津的美国牌子可乐，这是一种纯外销（指美国以外——作
者）产品，里面有一股让人腻歪的浓浓的砂糖味，而我知道美
国人自己喝的可乐没有这样重的糖份，美国人卖给我的香烟，尼
古丁含量也比他们自己抽的高得多。所以静下心来，思量一番
到底我的错觉出在哪里。
当我年过三十，我意识到我亦加入人生当中的“沉默的大
多数”了，尽管——特点是不太那“沉默”。我在电台工作，
曾同“美国之音”业务上有所联系，这些同行们工作上非常认
真，从他们寄资料的行动中也看得出他们很有财力，我向他们
的认真和慷慨致敬。我相信他们作为美国政府的雇员，和我一
样也属“沉默的大多数”——不太那么花哨的中坚势力，我至
今认为他们对我们在业务上的帮助是开卷有益的。
但是我要说：“美国之音”在整个亚洲的推广，从汉语、泰
米尔语到乌兹别克语民源源散布的一切，从社论到摇滚乐
节目，又何尝真正占领过亚洲的心灵？当它竭力鼓吹世界的一
种“变化”时，它又何曾看到了另一种更为深刻的变化？后一
种即是世界格局的“多数”，今天也不算是太沉默寡言的“多
数”。
“沉默的大多”概念——或称思维方式，首先适合于我们。
我们长期以来认识政治全貌喜欢用一种轻巧而浅薄的方式，即：
高层内幕、时髦人物的沙龙怪谭才是决定国家方向、透射国家
真实现状的权威窗口这种肤浅的见解，缘由于我国人民千百
年以来独特的政治热情以及——怎么说呢？——长期以来政治
权力受压制的历史。直到今天，我们尚对政治频道传播的正统
讯息存有疑虑，存有很大程度的不满足感。老实说，对这种心
情，我是有同感的，我也对现状有很大的不满。但我可以肯定
地说，每一个普通人从政治频道接受的讯自，包容了他所迫切
了解的国家进展的基本大势。从这一点上说：大众媒介所传播
的一切是真实而有份量的，国家的进步、社会的思潮的演变——
尽在你认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