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进一步激对方道：“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世凯当即发誓：“你以我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袁世凯这番话，连一身侠骨的谭嗣同听了也感佩不已，连连称赞他是“奇男子”。
送走谭嗣同，袁世凯沉浸在前所未有的亢奋中，巨大的冲动推搡得他难以自已。大清国惊心动魄的政治决战已经进入白热化，帝党、后党都在争夺他这枚砝码。要是换成一般庸人，面对呼啸而来的风暴，早就惊恐万状，惟恐躲之不及。但袁世凯不是这种人，他对风云突变总会产生莫明的冲动。他决不轻举妄动，权衡利弊尚未透彻之前，绝对不会将手中筹码押给任何一方。
袁世凯在法华寺寓所来回踱步，急剧思索。他知道留给自己决断的时间非常有限，生死荣辱，将取决于他出手投下筹码的那一瞬间。
帝党与后党大会战的战鼓自这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擂响。这天，亲政不久的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战幕拉开后，帝后两党在决定性的用人战线上展开没有硝烟的搏杀。
光绪帝宣布变法的第四天，慈禧逼迫光绪帝连下三道谕旨，罢免支持变法的帝师翁同担任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职务，并逐回江苏原籍。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头，临行前要见自己学生光绪帝一面都不可得，只能在滂沱大雨中遥拜紫禁城，一把泪水一把雨水地作别京城。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命王文韶入京陛见；任命他的心腹荣禄重新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辖驻于直隶境内、拱卫京师的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陆军）三军。同时明确，今后朝廷臣子蒙赏加品级，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须具折诣太后谢恩，各省将军、督抚、提督等官亦同。实际上，慈禧是将朝廷官员和高级将领的任免权收归自己手里。
乱中取胜（11）
高冕
紧跟翁同罢官的第二天，青年皇帝打破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旧例，在仁寿殿召见正六品工部主事康有为，命他在总署章京上行走，并给予专折奏事特权。康有为遂以著书进呈方式指导变法。
光绪帝召见康有为的这一天，慈禧太后调兵遣将，命刑部尚书崇礼署理步军统领，安排这位心腹大臣统率京城卫戍部队。随后，又命亲信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官兵及鸟枪营事务；命刚毅管理健锐营事务。总之，用自己的亲信掌握枪杆子，护卫各要害部位。
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维新派骨干、康有为大弟子梁启超，赏其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此后三天，慈禧太后命亲信裕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七月二十日（9月5日），光绪帝赏拥护新政的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时称这四位受皇帝重用的人物为“军机四卿”。他们拥有批阅奏折、草拟诏书的权力，成为事实上的“新政宰相”。
第二天，慈禧太后亲信怀塔布、李鸿章亲家杨崇伊潜赴天津，同荣禄密谋于九月上中旬（10月底）慈禧、光绪同赴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废除光绪帝。
康有为这时已察觉维新派没有抓住兵权的弱处，郑重向光绪帝举荐袁世凯，并通过谭嗣同呈递密奏，请皇上将袁世凯掌握手中，以备不测。此前，康有为已对各将帅进行暗中审察，最后将关注的目光留在了袁世凯身上。种种迹象表明，袁世凯似乎是维新变法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当年二月二十五日（3月17日）袁世凯拜访翁同，晤谈中“极言非大变法不足以保全，非维新不足以济时艰”。为响应维新，他提出撤销军务处为新建陆军增募三千兵员的计划。离开翁府时，他还愤然留下一份西洋人绘制的瓜分中国的画报。七月份（8月）举行的强学会开幕式上，袁世凯作为首批参与者，发动与会者募捐会费，一举得款数千金，解决了会费问题，其中袁世凯一人捐银五百两。有一段时间，他每逢周六就从小站赶到城里，在维新积极分子、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家彻夜长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慷慨激昂谈论维新。经常参加通宵聚谈的，还有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严复、育才馆教授兼《国闻报》编总夏曾佑等维新积极分子。袁世凯不论在京城还是在天津，逢人便谈维新变法和改练新军。在康有为眼里，袁世凯“素机警，又夙驻高丽，颇知外国事，曾与同办强学会”，可以引以为助，但又“知其与荣禄厚，未必就范”。因此，袁世凯这个武力后盾，是维新派非常需要拉拢但又恐难以拉拢的人物。康有为心中不托底，暗中安排亲信弟子徐仁禄入袁世凯军幕，考察袁的志向，并对其进行游说。徐仁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袁赞同康有为维新变法主张毋庸置疑。光绪帝接到康有为奏折后，于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降旨，指示荣禄通知袁世凯速即来京陛见。
此后二日（13日），光绪帝到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同意开懋勤殿以议制度，遭慈禧太后一顿痛斥。
光绪帝感觉大事不妙，于翌日（14日）赐康有为、杨锐密诏，谕知维新变法面临的严重危机，要他们速速拿出应对良策。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破格提拔他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袁世凯由正三品文官按察使升为正二品侍郎，乍看属正常提升，明眼人一看则是破格超擢。清代官制，京官望重而外官望轻，各省正三品的按察使，内调担任京官时往往只能得到正四品的鸿胪寺卿或大理寺卿。袁世凯原官直隶按察使，若正常晋升，往好处说最多只能得一个三品京堂，骤获二品侍郎，实属皇恩非常。当晚，康有为与弟子梁启超正用晚餐，看到光绪帝破格提拔袁世凯的上谕，拍案叫绝，说：“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策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
荣禄立即作出反应，征得慈禧太后同意后，火速调整军队驻防，命聂士成部驻天津，董福祥部进驻京师门户长辛店。
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争夺战，进入决战阶段。袁世凯何等明白之人，他强烈意识到自己已陷于帝党与后党两个巨轮之间，稍不留神，就可能被碾得粉身碎骨。若是胆小怕事之辈，早就跳出是非之外，以求保全身价性命。但袁世凯天生不是这类人，他在两个隆隆作响的巨轮之间，心不慌，胆不颤，亢奋而镇定，在极其微妙的、极为有限的隙缝里，骑墙观望。他知道，看清投筹情势，不要站错队，这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
袁世凯支走谭嗣同后的当晚，在法华寺“反复筹思”。光绪帝名义上是大清国第一人，至高至尊，实际上近乎傀儡，有名无实，支持他维新改良的都是一帮清口白牙的书生，手无一兵一卒。而慈禧太后掌握朝廷权力三十余年，铁杆心腹遍布朝廷内外，占据要职实权，尤其是枪杆子紧紧掌握在听从她指挥的爪牙手里，维新派要想搞她，岂不是蚍蜉撼树！置身于生死十字路口，经过急剧思考，何去何从的答案逐渐清晰起来。在这万般关键的时刻，袁某人不管投靠谁，对方都将铭心刻骨、感激万分。问题于在，若是投靠光绪帝，最终将丢掉脑袋；若是投靠慈禧太后，就能青云直上，极有可能取代李鸿章的政治地位。夜幕下的法华寺沉浸在静谧之中，袁世凯踱着方步、捋着胡须，将关系生死荣辱之事想个通透。
乱中取胜（12）
高冕
解读袁世凯一生所作所为，不难发现，他骨子里是倾向于康梁维新变法主张的。但当践奉政治主张与攫取权力发生冲突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政治主张。在他人生天平上，权力始终是最重的筹码。为追逐权力，他可以抛弃一切。
八月初五日（9月20日），袁世凯请训返回天津，光绪帝赐予密诏，命他保护新政。袁世凯辞别皇帝后，掉转屁股乘上火车驰抵天津，直奔直隶总督衙门，求见荣禄，将维新派绝密计划和盘托出。荣禄虽对正在发生的事变有所察觉，但不曾料到来得如此紧急、如此严重，听罢袁世凯的告密，犹如当脑门挨了一焦雷，惊问：“子意云何？”袁世凯道：“特以告公者欲破奸谋，卫慈圣耳！”当晚，荣禄进京，紧急求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大惊失色，命荣禄连夜赶回天津控制军队。次日黎明，她率人马从颐和园抄小道进皇城，直奔皇宫，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以光绪帝病重不能理政为由，宣布自己训政，并大肆搜捕维新党人。初十日（25日），她急电荣禄来京，随后谕令他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兼管兵部事务，特简为钦差大臣，仍节制北洋各军。维新派在后党的白色恐怖和血腥镇压中分崩离析，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亡香港和日本，“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维新派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等数十人被革职罢免。不到一个月，新政举措除京师大学堂硕果仅存外，其余全被废除，戊戌变法皂泡一般破灭。
维新派的鲜血染红了袁世凯的红顶子。作为对袁世凯出卖维新派的奖赏，荣禄进京那日，慈禧太后令袁世凯暂行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令袁世凯垂涎已久的职位，虽只让他过了十天的瘾，但体现了慈禧太后在风云突变之际对他的高度信任。荣禄对袁的忠心十分欣赏，当时后党中曾有亲贵大臣认为袁世凯“既同谋又出首，首鼠两端”，不可信赖，应予惩处。荣禄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为他辩护：“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这次变乱，袁世凯再次成为大赢家。他既保住了光绪帝超擢的候补侍郎官衔，又提升了自己在慈禧太后和荣禄心目中的地位。从此，袁世凯其人，不仅进入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视野，而且进入她的心灵。为表示对他的宠信优渥，十一月（1899年1月）慈禧太后特别召见他，准许他在西苑门内骑马，并乘坐船只拖床，给予赏银四千两。第二年，也即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1899年3月31日），清廷宣布成立武卫军，归荣禄统率，其中聂士成率武卫前军，董福祥率武卫后军，宋庆率武卫左军，袁世凯率武卫右军，另由荣禄组建并亲率武卫中军。于是，袁世凯获得与大清国著名宿将同等的地位。这年五月初九日（6月16日），袁世凯晋升为工部右侍郎，正式跻身二品大员行列。
有首歌谣道破袁世凯乱中投机的真相：“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纷乱的局势，再度为袁世凯创造了乘乱而起的机会。
甲午战争失败后，长期在山东、直隶、河南一带活动的反清秘密组织义和拳，改变反清立场，提出“扶清灭洋”口号，将斗争矛头指向设在中国的洋教会和外国势力。清廷为利用义和拳，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1月）颁发上谕，承认义和拳为合法群众团体。义和拳遂改名义和团，且声势大振，以山东和直隶为中心的义和团运动迅猛爆发。曾经残酷镇压过义和拳的山东巡抚毓贤，是清政府官员中较早改变对义和拳立场，倡导庇护义和拳的人物，义和拳的仇洋排外运动在山东风起云涌，迅速蔓延。西方列强对毓贤非常不满，要求清廷撤换山东巡抚。他们认为，袁世凯是继任山东巡抚的最佳人选。英国驻京公使窦纳乐在写给本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的信中说：“关于今后山东北部的局势，我认为，最有希望的前景是挑选袁世凯充任巡抚。这位官员曾担任多年的中国驻朝鲜大臣的职务，并且最近统率驻天津附近受外国人训练的军队约八千人。他已经宣布，必须将全军随他调往该省；同时，他性格果断，而且在必要的时候立即使用武力，这是他一生中在各种危急形势下进行活动的特点。所以，使人们有可能期望，在他所管辖的省份中，顺利迅速地平定叛乱。”西方列强对袁世凯特别青睐，主要原因是此人手中掌握着中国最新式的一支武装，而且他仇视义和团，更乐意按洋人眼色行事。列强在中国的代表人物，数度对清政府婉示以袁世凯取代毓贤的愿望。不知什么原因，清廷与西方列强的意愿竟然不谋而合。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1899年12月6日），清廷谕令将毓贤调离，山东巡抚一职，由袁世凯署理，并命袁世凯仍统率武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