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六十五次”，接着是一张清单，列举了看过的戏和电影、听过的音乐会、参观过的展览会。
六十五次——是多还是少？
似乎是多了。话说回来，我也没有把握，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个比法。同我比吗？问题正在这儿——我就没有计算过，说不出我一年看几场电影，听几回戏，参观几次展览会。连大约摸的数字，我也一下子说不上。更说不出情况有什么变化：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这个数字发生什么变化，我看多少书。看的书是逐年增加还是逐年减少。科学书籍和文艺作品的比重有什么变化？我写多少封信？每年有多少时间用在路上，用于交际和运动？
我心中没有一个准数，对自己没有一个准数。我有什么变化，我的工作精力、我的爱好和兴趣有什么变化……说起来，我原来倒是以为了解自己的，可是一接触到柳比歇夫的那些总结，我才明自我其实是对自己一无所知，一点也不了解。
“……一九六六年，第一类工作共计一九o六小时，原计划为一九00小时。与一九六五年相比，增加二十七小时。平均每日五·二二小时，即五小时十三分。”
了不起！每天有五小时十三分钟搞纯学术工作，天天如此。整整一年没有休假，没有节假日！五个小时的纯工作时间，也就是说，五个小时内没有什么歇一会抽支烟的工夫，没有聊天谈话，没有遛达散步。仔细想想，这可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一连几年的数字结算如下；
“一九三七年一八四0小时
一九三八年一四O二小时
一九三九年一三六二小时
一九四O年一五六o小时
一九四一年一三四二小时
一九四二年一四四六小时
一九四三年一六一二小时”等等。
这是基本科研工作的时间，其它一切辅助工作都没有计入。这是创造和思考的时间……
任何一项最最繁重的工作，恐怕都不会规定这样的制度。人要给自己规定这样的制度，只能出之于自己的主动。
柳比歇夫的工作比有的工人还重。他大可以象大仲马那样，举起双手，叫大家看看他手上的老茧，以此证明其言不虚。一年写了一千五百页！洗印了四百二十张照片！这是在一九六七年。他可是已经七十七岁了。
“俄文书共读五十本四十八小时
英文书共读二本五小时
法文书共读三本二十四小时
德文书共读二本二十小时
七篇论文付印……。
“……由于长期住院，阅读的时间自然多了，但主要工作的计划还是超额完成了，虽然有许多事没有办好，例如《科学与宗教》一文占用的时间要比原先预计的多四倍。”
年度总结的详细，比得上整个企业单位的总结。逝去的时间，轮廓勾勒得多么精致多么清楚——那么些表，那么些图，那么些系数。柳比歇夫被公认是最高明的分类学家和数学统计专家之一，确是名不虚传。
在其它项内，列入没有看完的书留下的尾巴——欠下的债。
“达尔文《造物的神殿》五小时
德·布洛埃尔《物理学中的革命》十小时
特林格《生物学与情报》十小时
陀布尔让斯基二十小时”
欠债的账单每年重复一次，债务没有减少。
有些材料是出人意表的：游泳四十三次，同朋友、学生交往——一百五十一小时，最欣赏哪几部影片……
他的总结看起来挺枯燥，研究起来却很有味儿。
人在一年内能干多少事，能见识多少东西啊！太多了！每一份总结都显示了人有多大的潜力，每一份总结都使我们为了人有那么充沛的精力而感到骄傲。人的精力，如果明智地利用它，能创造多少成果啊！此外，我头一次发现，一年原来有那么大的容量。
除了年度计划，柳比歇夫还把他一生的时间制订成一个个五年计划。每过五年，他把度过的时间和平过的事分析一通，可以说是做个总的鉴定。
“……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八年……在跳甲属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我如果能在下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论述大田跳甲属的专著，就满意了。搜集完毕，但我并不指望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能确定各族系之间的差异……由此可见，虽然在形式上我哪一项都是连一半也没有完成，然而各项工作都有显著的进展……”
他的工作，面一般铺得很广。上面提及的那个五年计划，要搞数学、分类学、进化论、昆虫学和科学史。所以，总结也好，计划也好，都分成许多项、许多小项。
时间统计好当然是好，可是对不起，这到底有什么用呢？有做统计的时间，是否不如去干些实际的事呢？节约出来的时间是否浪掷在这些思绪上了？
尽管我们赞佩惊叹，还是有人提出许许多多讥讽嘲笑的问题。
当然罗，首先在心灵深处一定是在挖苦：谁需要这些总结？说实在的，谁会去看它？不客气地说一句，他要向谁汇报呢？并且还用书面汇报。
不管怎么说，心灵并没有把做这些总结简单地看成一项自愿的、从实用出发的工作，所以总在探究某种秘密的原因和动机。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是关心自我——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对自己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关心和兴趣。是研究自我？真奇怪。他反正是怪人。我们要做到心安理得，最好把他看成怪人：人世间怪人还少吗……
正文 第八章 这一切需要多少代价，这代价值得不值得付……
第八章这一切需要多少代价，这代价值得不值得付……——
这些总结要用多少时间？这项支出原来也统计过了。每份小结、总结的末尾都注明了它们的代价——多少小时多少分钟。详细的每月小结要耗费一个半到三个小时。统共才这些。再加上制订下个月的计划用一小时。合计是三个小时，而每个月的预算有三百小时。百分之一，至多百分之二。因为每月小结是依据每日的记录，而每日的记录只用几分钟，不会更多。仿佛是那么轻巧容易，谁想这样办都可以办到……几乎是习惯成自然了——象上表一样。
年度总结耗费的时间要多一些，十七八个小时，也就是说，要花几天的工夫。
做年度总结，要求进行自我分析、自我研究：效率有什么变化，什么没有完成，为什么……
柳比歇夫以他的总结作为镜子。这面镜子的水银有点儿特别：它照出来的不是人现在的面目，而是他过去的面目，才过去不久的。在一般的镜子面前，人在他自己的目光逼视之下，总要装出一副样子，装成什么样子倒无所谓，主要的是要装。镜子里照出来的，是他希望的那副模样。日记也会歪曲，不能真正反映人的心灵。
柳比歇夫的总结公正客观地反映了过去一年的历史。柳比歇夫的方法，以它细密的网眼，抓住了变幻无常的、老想溜掉的日常生活，抓住了我们没有察觉到的、损失掉的、不知去向的时间。
我们的记忆是靠什么？靠事件。我们的生活是拿事件来做标志的。它们仿佛是路标，路标之间却是一片空白……比方说，我自从写柳比歇夫的小说以来，最近这几个月的时光都跑到哪儿去了？伏案写作的时间本身并不多，这些日子都干什么了？我可是干事儿来着，一直忙得很；究竟忙些什么，却记不起来。是瞎忙还是忙的正事——这九十天该怎么总结呢？光这几个月倒也罢了……以往，年轻的时候，每逢过年，我总猛然想起，一年又过去了，我决心要做的，并且也向别人保证了的，又没有做成——一部小说没有写完，诺沃戈罗奇纳没有去成，有些信没有回复，同谁没有见成面，又是什么没有做……拖啊拖，结果是无可再拖了。
如今我尽量不去回顾。随遇而安吧，干了就算了。债务太多了。
当然，我也不愿意承认我是破产了。最好不去想它。最聪明的办法是对自己的生活别去思考。
用柳比歇夫的榜样来责备自己吗？这还得研究研究。这些个统计和总结会把人变得干巴巴的；唯理主义和时刻表会把机体变成机械，幻想丧失殆尽。我们本来就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计划压得透不过气了——什么学习计划、广播节目表、科室计划、休假计划、冰球比赛程序表、出版计划。不管什么事，一切都事先计划得好好的。意外的事情凤毛麟角。奇遇是绝无仅有。连偶然性也绝迹了。至于事故，报纸上一星期只登一次，在最后一版。
把自己的生活逐时逐分地事先计划好，安排得象工厂里的流水作业——这值不值得？眼面前放着一台计算机，不停地计算着你的失误以及你对自己的放纵——这未必愉快！
驴皮记是最可怕的一个传说。不，不，人最好别跟时间发生直接的、公务以外的关系；不管你多留神，这个该死的时间是怎么也躲不过去的，连最著名的哲学家面对着它那黑黝黝的吞噬一切的深渊也会张是失措……
柳比歇夫的方法，推翻它要比理解它容易。何况柳比歇夫并没有把它强加给任何人，并没有推荐给大家使用——它无非是他个人的工具，方便而不起眼，好比眼镜、用惯了的烟斗、手杖……
说不定这个方法是一种无休无止的克制？再不然——谁知道呢——是一场延续多年的论战？……同什么论战呢？同一般的生活论战。同颓唐萎靡的愿望，同周围一般人那种大手大脚、对几分钟满不在乎的愿望论战。
正文 第九章 作者照例要做到自圆其说，并找出一个人人满意的公式
第九章作者照例要做到自圆其说，并找出一个人人满意的公式——
看了他的总结和日记，部分是看了他的信，一个钢铁般的人出现在我面前；什么都阻挡不了他去完成既定的任务。计划生活的骑士、机器人、献身于他的方法的苦行僧。
一九四二年，他儿子符赛沃洛德阵亡的噩耗传来，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尽管满腔悲痛，却仍是一丝不苟地继续工作。
一九四二年的计划，他是这样规定的：
“……（1）我全年在普尔热瓦尔斯克。
（2）不放职。
（3）在应用昆虫学方面我本人不准备做很多工作，只限于领导以及研究伊塞克…库尔州的动物志……。因此第一类工作总量，计划可达到一九三七年的水平（该年的效率是创纪录的），但，第一，由于战事，无法出书；第二，我在基辅的学术文档肯定已全部被毁；第三，以我的年岁说，不能再拖了，必须立即开始完成我一生的主要计划——《理论分类学与自然哲学》。根据以上三个原因，一九四二年的基本工作方面不拟写成什么学术著作，只有三个不长的学术政治性报告要完成。”
计划了，也完成了。一九四二年是效率最高的年度之一。个人的悲剧仿佛没有波及他的工作精力，在日记、总结和计划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到时候了，到不能再拖、必须立即开始的时候了。他似乎计算过，他还剩下多少时间去完成他一生的大业。
私生活和心境不能妨碍工作。心境及其它的喜怒哀乐自有它们的时间，统统放在“家务”栏里。
我这话说得唐突了。虽然第几研究所的遥控实验室主任——一个三十岁的技术科学副博士，他对我说，这并不是唐突，而是强调人所需要的品质。他说，眼泪无助于消弭痛苦，人要控制自己，越快越好；为死者哀恸——这是宗教感情的残余；死者不能复生，哀恸有什么意思？
“殡葬仪式已经过时了，”他说，“您一定会同意，追悼会上那些动感情的讲话只会叫亲属伤心，不会有任何安慰。这办法不合理。现代的人应当是唯理主义者，而我们却对我们的理曾感到难为情，思想滥用感情，叫自己温情一些。”
他建议我通过柳比歇夫创造一个现代科学家的理想典型。计划性达到最大限度，不动不必要的感情，善于从周围环境中获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同时当然又要高尚正派……
“……顺便说说，我可以奉告足下，这是理智的结果。意志和理智是两个决定性的因素。如今，必须有钢铁般的意志，和理智配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在学术上取得什么成就。唯理主义者老是挨骂。说实在的，为什么要骂？如果一切都出之于理智，这又有什么不好？理智同道德并不矛盾。恰恰相反。真正的理智历来反对卑鄙和任何下贱的行为。聪明人懂得，归根到底，道德要比不道德有利。”
他的既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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