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治下的市内监狱，自己投到原来的要塞监狱，为的是要和克莱莉娅见面。克莱莉亚的父亲康悌将军原本就是莫斯卡伯爵的政敌。他准备把法布利斯毒死，幸亏克莱莉娅解救了他。
在吉娜向艾尔纳斯特五世的求情之下，法布利斯被赦免。但这位大公也迷恋吉娜的美色，向她提出非分要求。吉娜为救法布利斯只好违心地答应。法布利斯出狱后，吉娜为了逃避委身大公的痛苦诺言，从此离开了巴马。
法布利斯出狱后提任了副主教职，后来又当了巴马的大主教。可是尽管地位显赫、富贵双全，还是闷闷不乐。他一心想念的克莱莉娅已经同克里申齐侯爵结了婚。
法布利斯经过种种努力，暗中与克莱莉娅相会，并且有了一个儿子。但孩子几个月后不幸病死了，克莱莉娅悲痛而死。法布利斯也万念俱灰，辞去了大主教职务，退隐到巴马修道院。
《巴马修道院》是继《红与黑》以后的对封建复辟社会的再批判。所不同的是，《红与黑》离现实的社会生活太接近，所以只能通过于连这个人物的命运，对波旁王朝进行影射式的揭露和批判。而在《巴马修道院》中，这种批判已经成为正面进攻了。巴马小朝庭和它的统治者艾尔纳斯特四世，虽然都是虚构的，但那的确是当时欧洲神圣同盟君主国的缩影。艾尔纳斯特四世是个专横而无能、残妨而胆层的君主。他在公国内进行残酷镇压，把反抗者和具有新思想的人成批地送上绞架、投入监狱。但同时他对人民又害怕得要命，总是提心有人要暗杀他。朝廷内部骄奢淫佚、腐化堕落成风，官僚之间勾心斗角，甚至君臣之间也你争我夺，争风吃醋。简直是封建贵族社会的一幅群丑图。
司汤达对封建复辟王朝的批判，还体现在对法布利斯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法布利斯出身贵族，从小养尊处优，但基本上是法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的产儿。他的性格在有些方面同于连相仿。如崇拜拿破仑，因为时代改变了，从军的愿望不能实现，只好走上神职的道路。他们都冒过险、坐过牢、有着曲折的人生经历。但他们最大的分别是出身不同。法布利斯多次落难，都有人保护他，营救他，因为他同贵族社会仍然有着联系和纠葛，所以总能化险为夷。而平民出身的于连却要一切责任自负，背景离乡，被排挤出神学院，最后走上断头台。于连付出了全部努力而没有得到的大主教的位置，法布利斯得到了。但无论怎样，法布利斯的结局也是悲惨的。他得到了大主教的位置又怎么样呢？最后还不是万念俱灰，隐居修道院，郁郁而死呢？而同还并没有于连的那份悲壮！作者通过法布利斯的形象告诉我们的是，即使是有着先进思想的，有抱负、热爱自由的青年人，在那个黑暗的复辟王朝中，也找不到理想中的位置，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聪明才智和充沛的精力也得不到正当的发挥，往往只得用于谈情说爱和游戏人间的胡闹，在喧哗中度过毫无意义的一生。这样的结果，完全是黑暗的复辟时代所造成的。
《巴马修道院》这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司汤达仅用了五十二天工夫就写成了。但艺术上却不失精美。人物性格鲜明，充满激情，并且情节曲折，进展紧凑，结构完整。特别是小说的第二章末和第三章、第四章中对滑铁卢战役的描写，受到了后来的读者和研究者的一致赞扬。他通过法布利斯莽莽撞撞来到滑铁卢战场上的一天的经历，带领读者在距地上巡游了一周，让人们看到战场的各个角落、战争的各种景象以及这个战役的发展、变化和结局。虽然描写滑铁卢战役的章节在小说中只是处于“序幕”的地位，但司汤达那支犀利的笔，却从此有力地翻开了需要人们注目审视的1815年后的一个反动黑暗的历史时期。此外，全书自始至终充满了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和深刻尖锐的批判精神，体现了司汤达创作的新成就。
《吕西安·娄凡》
《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是司汤达的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作者于1834年开始写作，1836年左右完成了前两部的写作。后因转而写作自传《亨利·勃吕拉的一生》，未能写作第三部。在他逝世以后，这部未竟的长篇小说于1894年第一次出版。
小说的第一部《绿色的猎人》写了吕西安·娄凡在外省的一段经历。吕西安·娄凡是一个大银行家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控制着交易所，左右着宫廷政治。吕西安是个又漂亮又活泼的青年，而且生来富有。他在巴黎宗合工科学校上学时因具有共和派思想而被学校开除了。父亲就安排他进入军队，当上了一名骑兵少尉，驻在外省南锡。他穿着紫红色骑士军服，骑着一匹出众的战马，但很快就对这支为银行家的国王效力的军队的沉闷生活感到厌倦了。上司要求他们多接触当地的上流社会，每星期天要去做弥撒，禁止到书店去。吕西安在南锡工人区看到工人们的苦难生活，在郊外看到农村一片荒凉，所遇到的农民都是受苦受难的样子，“到处都是令人心酸的活生生的贫困现象。”同时也看到资产阶级的骄奢淫佚和政府的贪污腐化。吕西安因为有钱，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就很受欢迎。但他觉得生活很平淡。他认为作为军人，就应该凭着勇气到马伦哥或者奥斯特里茨战场去搏杀，博得晋升，可是热衷于赚钱的国王却只是用军队去“征讨”住在城里的贫民区的工人。这些都使吕西安感到失望和忧郁，但他无法改变这一切。于是，吕西安开始用虚伪来对待这个社会。他到城里最受欢迎的教学去，买一份每日祈祷书，假装在研究；他奉承主教大人，在公开场合只读些保守派的报纸，“不久，吕西安便深知他必须对他们说些什么，以及他们将会如何回答。”在吕西安看来，不能大声说出他真正想说的话，这种烦恼是一切痛苦当中最大的痛苦。
后来，吕西安结识了美丽的德·夏斯特勒夫人，给仓郁闷的内心带来了一种尉藉。夏斯特勒夫人是一位年轻的贵族寡妇，她虽然温和宽容，却很高贵，有着孤傲的内心世界。许多崇拜者在她那里碰了壁。吕西安经过多次失败后，终于被她所接纳。他们热烈地相爱了。当地的贵族青年伯吕西安把他们所崇拜的偶像带走，就设了一个圈套离间他和夏斯特勒夫人的关系。他们制造出一些无耻滥言，使吕西安相信夏斯特勒夫人行为不检点，还生了一个私生子。这个阴谋终于导致了他们之间的破裂。他抛弃了军职，动身回到巴黎。
小说的第二部《电报》，写吕西安回到巴黎后的经历。在父亲的安排下，吕西安担任了内政部长的秘书，卷入了卑鄙的政治活动。在这之前，他那老银行家父亲就露骨地给他上了一课，要他准备好做一个流氓。他说道：
少尉先生，您能成为这样一个流氓吗？您能够面对一连串的阴谋诡
计熟视无睹吗？您作为下属，愿意帮助部长，还是阻止他做这些事
呢？……一句话，这是傻瓜们所说的最荣耀体面的职位，但是，您能够
流氓气十足地胜任它吗？
吕西安到职后，很快就发现新任内务部长德·韦兹伯爵热衷于交易所的投机生易。他利用职务之便，出卖政府电报情报，与大银行家勾结，在交易所进行投机，赚钱以后分成。吕西安自然得充当这肮脏色当的中间跑腿人，来往于父亲和部长之间。吕西安对这种差事感到厌恶。更使他感到气愤的是，这位自己屁股不干净的部长，还要落井下石，让吕西安整理材料，捕风捉影地指挥前任部长做投机生意，被吕西安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但他进入了成串的政治阴谋中以后，已经变得身不由己了。内政部长虽然对吕西安的傲慢、不听指挥极为恼火，但碍于他的大银行家的父亲的势力，也无可奈何。何况他还要充分利用吕西安和他的父亲去办一些别人无法办到的事情。
这段时间，吕西安内心非常苦闷，经常想起在南锡时热恋的德·夏斯特勒夫人，因而常常愁眉不展，引起上流社会人们的猜测。人们议论他是圣西门主义者。吕西安的父亲为了使他摆脱这促形象，堵住别人的嘴，就交给他一万两千法郎，叫他去追女人，树立一个唐·璜的形象。但吕西安对上流社会的那些搔首弄姿、娇柔造作的女人们毫无兴趣，他心里惦念的还是夏斯特勒夫人。
新一轮选举到来了，内政部长受国王之命让吕西安以特派员的身份到外省的几个地方去策划和操纵选举。他们不惜拿出重金，采用一切不可告人的卑鄙手段，来阴止资产阶级共和派侯选人的当选。吕西安在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时，遭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人们甚至把泥巴甩到他这个特派员的脸上，搞得他非常狼狈。
司汤达在这部小说中，研究剖析的对象转向了七月王朝，转向了路易·菲力浦政权，又一次显示了对政治斗争的深刻洞察，表现了七月王朝时期政治斗争的特点。七月王朝是一个“银行家统治”的社会。这些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有时宁可与封建贵族联合，来对付资产阶级共和派。司汤达真实地再现了七月王朝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和社会现实。在这部小说中，司汤达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以吕西安·娄凡的父亲老娄凡为代表的金融贵族。老娄凡不仅财力雄厚，而且在政治上极有权势。他是国防部长的密友、内政部长的后台。老娄凡本人也是一名议员，并且在议会里拥有自己的派系，能够操纵议会的表决。国王要使某一提案得以通过，也必须求助于他。正象马克思后来所揭示的一样：“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路易·菲力浦便是这个公司的经理。”
后来老娄丸突然病逝，吕西安失势，很快导致了破产，只求到一个到驻罗马使馆提任二等秘书的职务。按照司汤达原来的计划，小说第三部是写吕西安·娄凡在罗马的经历，可惜没有能完成。
小说的主人公吕西安·娄凡是一个复杂的形象。这个人物体现了一定的社会阶级关系。他是大银行家的儿子，内政部的实权人物，但同时又对人民的苦难有所同情；分具有共和思想，但又在为君主立宪制的政府服务，没有决心做本阶级的叛逆；他对七月王朝的黑暗腐朽深有所感，但又始终沉浮其间。总之，他是一个不满现实的有识者，而终究没有摆脱自己的阶级圈子。
由于这部小说是未竟之作，作者来不及对它进行修改润色。同时，作者对七月王朝时期的社会生活还不象对波旁王朝认识那样深刻，所以其艺术形象也远不及《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中描写的那样丰富生动。
司汤达在理论上的贡献
司汤达不仅写出了《红与黑》这部批判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作品，而且在文学理论方面也是一位敢于向传统、权威挑战的英勇斗士。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新兴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猛烈地冲击着古典主义的堡垒，当然也遇到了堡垒中的权威们的殊死抵抗。古典主义是盛行于十七世纪法国，后来流行于欧洲各国的一种文学思潮，它是法国君主专制时期的产物。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国内消灭了封建割据，政权集中有国王手中，法国的专制政体发展到了极盛时期。路易十四得意地宣称“朕即国家”，宫廷成了国家政治生活和文化活动的中心。政治上的集权统治，当然要求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消除无政府状态，实现规范化，要求文艺创作有统一的法则，有必须遵循的权威。在这样的条件下，一种拥护王权，崇尚理性，以古代作品为艺术规范的文学思潮——古典主义便应运而生。国王路易十三有个枢密大臣叫黎塞留，此人于1635年拉拢一些文人成立了“法兰西学士院”，选拔了诗人、作家、戏剧家、画家、建筑师、音乐家等共四十名“不朽者”作为院士，让他们专门研究文化艺术方面的问题，制定文学和语言方面的法规。学士院成了法国宫廷推行文化政策、控制文学艺术的官方机构。在黎塞留和法兰西学士院的倡导下，古典主义便逐渐成了法国文学的主流。
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主要有三个特征。第一是政治上拥护主权；第二是注重理性；第三是强调模仿古人，重视规范和格律。在文学的规范格律中，最著名的是戏剧创作中的“三一律”。
1822年7、8月间，英国的潘莱剧团到巴黎来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古典主义文学高潮产生以前写的，当然不会符合“三一律”的要求，因此受到一部分观众和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