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写作·恋爱·生活-司汤达和红与黑- 第20部分

　　1822年7、8月间，英国的潘莱剧团到巴黎来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古典主义文学高潮产生以前写的，当然不会符合“三一律”的要求，因此受到一部分观众和舆论界恶意的捣乱和攻击，不得不停止演出。司汤达对此感到极为气愤，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文章在《巴黎每月评论》上发表，标题为《拉辛与莎士比亚》，同时还取了一个副标题：“为创作能使一八二三年观众感兴趣的悲剧，应该走拉辛的道路，不是走莎士林亚的道路？”后来又发表了《笑》和《浪漫主义》两篇文章。作者将这三篇文章合在一起，编成一本小册子，以《拉辛与莎士比亚》为题出版。1824年4月，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奥瑞发表宣言，开始向浪漫主义进行讨伐。因此，司汤达又奋起写了《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二部分，回击这位古典主义卫道士的落后保守的观点。

　　司汤达同古典主义文学传统展开论争，选择了戏剧作为突破口，首要的攻击目标是戏剧的“三一律”规则。

　　现在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挞伐的戏剧创作上的“三一律”，到底指的是什么。所谓“三一律”，即戏剧动作、情节发展必须是单一的；戏剧情节发生地点必须在一个地方，比如一座建筑物内或一个城市范围内；戏剧时间限于一昼夜，戏剧情节发展不超过二十四小时，或限于情节发展的最后三十六小时。历史地看，“三一律”的创作规则在法国戏剧的发展上是起过一定作用的，十七世纪禄的法国，戏剧创作逐渐走向繁荣，出了很多剧作家和戏剧作品中。但有些戏质量较差，情节结构松散，舞台场景杂乱，戏剧冲突不突出，不能集中反映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古典主义戏剧以其结构严谨朴素，故事情节集中，不浪费笔墨，没有不相干的插曲，受到观众的欢迎。到了三十年代，“三一律”便成了古曲主义剧作家共同遵循的规则，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杰出的古典主义戏剧作家和优秀的作品。比如高乃依和他的悲剧《熙德》，拉辛和他的悲剧《安德洛玛刻》和《费得尔》等等。

　　因为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把拉辛和莎士比亚分别作为古典主义和流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所以有必要对这两位剧作家作些了解。莎士比亚出生于十六世纪中叶，是文艺复兴高潮时期英国著名的戏剧家和诗人。因为他太著名了，丛书有专著介绍，本章不赘述，只简要介绍一下拉辛。拉辛是后起的古典主义悲剧作家，也是古典主义悲剧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本人做过路易十四的史官。他写过十一部悲剧和一部喜剧。其中以《安德洛玛刻》和《费德尔》最为著名。这两部戏是典型的古典主义悲剧。它体现了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的原则，故事情节均取自于古希腊著名的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严格遵守“三一律”规则，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然而到了司汤达的时代，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前滚动了将近二百年。这时整个欧洲的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运动在高涨，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对社会有很大影响。在这个时期，其他国家的作品也大时地被介绍到法国，如英国的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雪莱，德国的歌德、席勒以及意大利但丁的《神曲》、西班牙的民歌等等。这些作家和作品的介绍，使法国作家大开眼界，同时也使得古典主义文学的弊端和它的法则对文学以展的消极束缚作用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司汤达公然向古典主义文学传统进行挑战，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创举。他的《拉辛与莎士比亚》，尽管在理论上还稍嫌准备不足，但他发表此书和第一章，比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大师雨果写出

　　《克伦威尔》序言这篇著名的声讨古典主义的檄文要早四年时间。这说明司汤达对历史发展的趋势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这是他所得天独厚的。他对推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开展所起的作用和作出一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下面我们来列举出《拉辛与莎士比亚》中几个重要的观点，来了解一下司汤达的文艺思想和他与古典主义文学派别论争的情况。

　　一、司汤达认为，戏剧创作应突破时空的限制，更自由地反映社会生活

　　他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一章，以浪漫主义者与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对话的形式，对古典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古典主义认为悲剧表现的行动必须限制在二十四小时或三十六小时之内，场景的地点不许变换，即使变换也只限于同一处王宫的不同部分。因为将一星期或一个月时间长度容纳在两小时演出时间之内，是不逼真的；在很短的时间内，例如象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剧中，演员从威尼斯到赛浦路斯，或者象都《麦克白》中，演员从苏格兰到英格兰王宫，都是不逼真的。司汤达对此提出了异议。他巧妙地运用了归谬法，指出在戏剧演出的两小时内，要表现二十四小时或三十六小时的戏剧情节也是不逼真的。即使是古典主义悲剧，也需要观众发挥想象力。他说：“你同意观众能够想象时间经过的长度比他坐在剧院里的时间要长。那么，请告诉我，观众是不是可以想象比实际的时间更长一些。长两倍，三倍，四倍，以至百倍？我们有止境吗？’“舞台上的时间与剧场中的时间不一样，舞台上的时间以另一种步伐前进，即使是你的巴黎观众，也早已习以为常了。这个事实你无法否认。？

　　司汤达年轻时候就曾向往当一名歌剧演员。他虽然没有写过剧本，但他从来都是剧院的热懦观众，有着极强的鉴赏力。他运用自己丰富的戏剧学知识，运用心理分析方法，通过观众看戏时的心理活动，来证明观众是完全能够适应剧情的变化，适应时间的大跨度和场景转移的。他们不仅能够被剧情所吸引，沉入“幻想”，而且不会陷入幻想不能自拔。

　　司汤达以莎士比亚和拉辛来分别作为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倒并不是想否定拉辛这位天才的悲剧作家。他认为拉辛永远是伟大的天才之一，这些伟大的天才曾经引起人们的惊奇和叹赏。但要求所有的人都按照天才所定的规则来创作，就违背科学了。司汤达说，如果拉辛今天还活着，而且敢于按照新规则创作，他肯定写得胜过他的优秀作品《伊斐日尼》一百倍。他会使观众泪如泉涌，而不只是引起赞赏敬慕，有点冷冰冰的感情。司汤达主张戏剧创作要发展，应该走莎士比亚的道路，因为他没有带来那么多条条框框。

　　二、司汤达认为，喜剧应该给人带来更多的快乐和笑声

　　法国古典主义喜剧的代表人物是莫里哀。当时法国的评论家宣称莫里哀是现在的喜剧家中的第一人，也是过去和未来的喜剧家中的第一人。司汤达在第二章《笑》中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不否认莫里哀是十七世纪法国最有影响、最有成就的古典主义喜剧家之一，但要说他空前绝后，就太绝对了。未来不可预测，他就列举出古希腊的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苍来与莫里哀比较。

　　司汤达认为，莫里哀的喜剧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比较起来，浸透了太多的讽刺，以致往往不能提供愉快的笑的感受，使人笑不起来。人们看喜剧，是为了寻求快乐，希望获得狂热的想象，象个小孩似地笑个不止。司汤达敢于举出受到普遍肯定的莫里哀的代表作《达尔杜夫》来说明他的观点。1822年12月4日，《达尔杜仄》上演，由法国著名的女演员玛尔斯出演女主角，盛况空前。但在整个演出过程中，虽然人们多次为讽刺尖锐有力或因某些暗示而鼓掌喝采，但观众的笑声不多不少只出现过两次，而且笑得矸分轻描淡写。一部卓越的法国喜剧居然并不需要笑，这是喜剧中的悲剧。司汤达认为在这一方面，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恰好相反，他的事业是使这样一个社会发笑，这个社会是由可爱而愉快的人组成的。他们总是通过一切途径追求幸福。

　　当然，不可否认莫里哀是一们伟大的喜剧大师，他的《达尔杜夫》也经过了历史的检验，是一部杰出的喜剧作品，直到现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剧院还在上演这部喜剧。而且深刻的讽刺也正是这部戏成功的地方。但是，司檀锏墓鄣阋膊失为一家之言。作为喜剧，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让人们欢笑和娱乐，是应该追求笑声的。否则就会失去喜剧的最显著的特征，成了讽刺剧、悲喜剧或别的什么了。

　　三、司汤达主为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

　　司汤达说：浪漫主义是为人民提供文学作品的艺术。这种文学作品符合当前人民的习惯和信仰，所以它们可以能给人民以最大的愉快。古典主义恰好相反，它提供的文学是给他们的祖先以最大的愉快的。古希腊的戏剧家索弗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都是当时的浪漫主义者，他们的悲剧是按照当时人民的道德习惯、宗教信仰、对于人的尊严的固定的看法创作出来的；莎士比亚是浪漫主义者，因为他首先给1590年的英国人表现了内战所带来的流血灾难，并且，为展示这种种悲惨的场面，他又大量地细致地描绘了人的心灵的激荡和热情的最精细的变化。意大利的但丁是浪漫主义者，他崇拜诗人维吉尔，但他所创作的《神曲》却与维吉尔的代表作《哀乃依德》毫无相似之外。而古典主义在反映现实方面却谨小慎微，倘使没有荷马史诗中的某些句子或者西塞罗的某种哲学观点暗中作为依据，他们是不敢前进一步的。

　　司汤达呼吁作家必须同战士一样勇敢。他推崇莎土比亚，认为莎士比亚是浪漫主义者，但他并不劝人直接模仿莎士比亚的戏剧。他指出：“我们应该向这位伟大人物学习的是：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研究方法，和为我们同时代人创作他们所需要的悲剧的艺术。”

　　在读司汤达的理论文章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他已经在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看待文学现象了。他已经能够辩证地、历史地来研究分析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发展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等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了。今天来看，也许我们会觉得很平常，但对于一百七十年以前的人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司汤达在这本书中虽然是在为浪漫主义文学呐喊，其实他的理论中已经带有十九世纪后半叶所兴起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某些理论因素了，这使我们不能不佩服司汤达思想的深邃和敏锐，意识的先进和超前。

　　四、司汤达大胆地提出浪漫主义悲剧就是时间经过几个月、地点变更多次、用散文体写的悲剧

　　司汤达对浪漫主义下这样的定义，实出无奈。他是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二部分中提出来的，当时已是1825年，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们在编纂《法兰西学土院辞典》时，遇到“浪漫的”一词需要解释，需要对这个词下个定义，这就成了院士信对浪漫主义表示不满、口诛笔伐的导火索。我们通过1835年版和1879年版的《法兰西学士院辞典》对“浪漫的”一词的解释，就可以了解当时的院士们对浪漫主义是如何的反感。1835年的辞典解释道：“浪漫的，指自称摆脱了根据古典作家范例建立起来的文章结构与风格的规则的束缚的某些作家，亦指这些作家的作品……。”1879年版的同一种辞典，其解释就有了很大变化：“浪漫的……与古典的相对而言，指革新文学形式的作家流派。亦指这些作家的作品。浪漫主义：浪漫作家的思想体系、文学流派。”当时学士院的奥瑞先生发表了反对浪漫主义的宣言。古典主义者纷纷严厉地责问，究竟什么是浪漫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司汤达写了《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二部分，以古典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之间书信来往的形式，展开与古典主义者的论争。书中共收入了十封信，其中古典主义者三封，浪漫主义者七封。司汤达对浪漫主义所下的一义，就是在第一次答复古典主义者的信中提出来的。因为当时在法国浪漫主义成熟的作品还不多，司汤达还无法总结概括出浪漫主义许多本质特征，只能从突破“三一律”规则的创作形式上，来针锋相对地提出浪漫主义的定义。实际上这还远远谈不上是定义，只不过是浪漫主义文学形式上的部分特征罢了。

　　司汤达在论争中，并没有否定古典主义的作家所取得的成就，只是反对用古老的条条框框来束缚现代人的创作。对伏尔泰拉辛、莫里哀这些作家他说道：“谁又敢妄想和这些伟大人物并驾齐驱？这些伟大人物曾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