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文集- 第2部分

　　我跟代表地主再切下去，加上第三户佃农，地主分成率再下降，而总收入再增加。我又再切，赫舒拉发大声问：“你要将那块地分给无数的农户吗？”我答道：“不是的。农户愈多，地主的分成率愈低。开始时地主分成率下降会有较

　　高的总收入，但到了某一点之后再切下去，地主的总收入就会下降了。只有一个农户数字使地主得到最高的总收入，而若其它情况不变的话，只有一个分成的百分比是与竞争没有冲突的。”

　　会上一时鸦雀无声。过了良久，赫舒拉发说：“我明白，我同意，但我还有其它不明白的地方。”转到第四页，他们又吵起来了。晚上十时（研讨了五个小时），艾智仁一看手表，站起来，走了。其它的人皆去，余下来的只有

　　E。Thompson。他是个奇才，会中反对得最激烈的是他。他继续和我争论，但我无心恋战，他说他的，我想我的。晚上十一时，我到加大邻近的一家餐室吃点东西，忍不住挂个电话到赫舒拉发家中，说我三年来认为可以交出去的论文大纲只

　　有那十一页，但那么多人反对，感到很失望。他响应道：“其它的人怎样想我不知道，但我就没有见过自己的学生有这么精彩的论文。”

　　过了一夜，清早艾智仁给我电话，说我的理论与传统的是两回事。他要把我那十一页大纲在课堂上跟学生讨论，结果怎样再通知我。我当然高兴，而艾老当时的研究班学生大都是我的同学，不少是好事之徒。每过几天，就有同学给我

　　电话，说没有谁找到我大纲内有任何错处。

　　过了一个月，艾老给我电话，说我可以动笔了，准备要写两年。我问他一年够不够；他说不够。论文八个月后就写完，艾老说是奇迹。他可不知道，要不是我当时全职教书，又搞什么摄影展览，再快三个月应该没有问题。

　　理论这回事，要不是想不出来，就是灵机一触，三几天就可鸣金收兵。我当时的困难不是佃农理论的本身，而是要怎样去验证这理论。验证这回事，要快也快不来。要是理论的主要含义被事实推翻了，理论怎样精彩也无补于事。这是

　　艾、赫二师当年对我的严格要求。

　　我当时收集了不少关于台湾农业的生产数据，很详尽的，要怎样处理，怎样来验证自己创立的佃农理论，是不容易的工程。那时计算机正开始兴盛，一般写论文的学者，把数据大量地打上当时所用的纸咭上，一盒一盒的，然后由计算

　　机统计分析后，选出自己认为可用的放进论文内。但这样做显然是自欺欺人，与科学扯不上关系，是令我鄙视的。

　　我当时想，自己为了好奇而在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上下了数年苦功，心领神会，究竟所学有没有用场自己总要知道。我又想，经济是一门科学；科学不是求对，而是求不被推翻。自己的佃农理论在逻辑上找不到错处，那么依照科学的方

　　法，验证时我得设法把理论推翻，若推翻不了，理论就算是有用场。

　　一九六六年六月，我集中于以台湾土地改革的农业资料来推翻自己的佃农理论。苦思两个星期，我写下可以推翻这理论的多个假说或含义。我想，这些含义那样清楚，用不什么高级的统计了，而把数据谱入计算机，所需时间多于用人

　　手加加减减，乘乘除除——这样算出来的推翻了理论就再找题材吧。

　　一九六六年的暑期，我和一位学生助手从早到晚加加减减、乘乘除除，用的是当时的机械计算器，震耳欲聋。数以千计的数字，算出来的会否推翻理论的多个含义，要两三个月后才知道。

　　当时长堤大学的同事Eldon　Dvorak知道我预先把多个推断写了下来，包括在台湾土地改革的地主分成约束下，不同种类的农产品会怎样转变，不同土地的收成会怎样转变，不同县区又会怎样不同，等等。他很替我担心，因为他知道我

　　这个人在学术上很自信：对就对，错就错，懂说懂，不懂说不懂，从来不左闪右避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初，所有数据的多个总结都算出来了，没有一项不是三个月前推断了的。成竹在胸，写论文是举手之劳。

　　（之三）

　　好些年后我才知道，凡是思维有了轮廓、资料实力充足而大可动笔之际，是我平生最快乐的时刻。这好比一个青年遇到一个自己喜欢而又愿意跟自己谈恋爱的女人，在要谈而还未谈之际也。但学术毕竟与女人不同：跟学术谈恋爱是苦

　　恋。也是好些年后我才知道，以学术而言，明知是苦恋也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尝试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我第一次尝试，事前可想不到，一旦正式下笔，思想的集中易发难收，昼夜不分，连自己要授课的时间也往往忘记了。当时在长堤共用同一办公室的Dvorak明白发生什么事，处处维护我。后来（大约四个月后）我要在

　　长堤艺术博物馆开摄影个展，他替我从校方取得五百元资助，而又因为不够钱，亲自替我造了数十个木镜框。

　　论文第一章的初稿是六六年十一月完成的，隔行打字四十多页，寄到加大的赫舒拉发及艾智仁。过了一个星期找他们听意见。赫师一见我就赞个不休，把修改了少许的文稿交还给我。再去见艾师，他交还给我的文稿改得面目全非，用

　　铅笔写得密密麻麻，没有一句完整无改的。我一看，差不多哭了出来。

　　不高兴地离开艾师，回到长堤家中，惘然若失，晚饭后坐在书桌前细读艾师在文稿上的修改与质疑，越看越心惊，越看越佩服，到全部消化了他的评语时，一看手表，已是隔日的上午十一时了。就这样，一夜之间我判若两人。

　　此前我曾经在英语行文上下过数年苦功，懂得舞文弄墨，但艾师的评语使我恍然而悟，知道舞文弄墨是大忌！模棱两可的字一概不能用，术语一定要有所解，思维要连贯，文字要简单，也要直写。后来论文交卷时的第一句——“这研

　　究有两部分”——那种手起刀落、开门见山的文体，反映艾师的教诲。希望后学的人知道，简单直写说易颇易，说难甚难，但用起来其妙无穷也。

　　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写好了第一章的第二稿——是后来出书的第二章及第四章的一部分——自觉大有改进。（其实我每一稿都写五、六次。）艾师读后只简单地说：“将来替你写推荐信时我会说你懂得写明朗的文章。”我高兴万分，因

　　为出自艾师之口是很高的评价。他一向认为绝大部分的文章都不堪一读，而又屡次强调思想要清晰，不容许任何拖泥带水的表达。任何人都懂得说文章要清楚，但办得到的却不多见。我从艾师学到的，是先要思想清晰，然后简单直写。

　　我见当时的第一章有独立性，又得艾、赫二师认可，就急不及待地寄到两个地方，希望发表。其一是高不可攀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说明只是论文开头的一部分，其余的还未动笔。该出版社的经济学编辑很快就回信，说只要余下的有

　　相近的水平，他们乐意立刻出版。只看一章，不用评审，而出版社又那样大有名望，这回应朋友们都说是奇哉怪也。

　　其二是寄到大名鼎鼎的《美国经济学报》（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过了两个月，编辑的回信是评审员认为文章不错，但众所周知，佃农分成的百分比是由风俗、习惯决定的，所以我要修改，以风俗习惯定分成率为依归。我

　　想，要是我那样改，整篇文章就废了。我又想，那样大名的学报，主编和评审员怎可以没有大学一年级的水平？那是我在学术生涯上唯一的文章不被立刻取录的经验，而又因为这经验，我后来对“名”学报与不知名学报一视同仁，漠不关

　　心。可不是吗？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写后埋在地下三尺，总会有人发掘出来。

　　也是在六六年十二月，我在长堤奇怪地收到E。Domar寄来的邀请咭，要我在新年除夕到他家里聚会。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在经济发展学说上很有名，当时他在洛杉矶加州大学邻近的兰克公司造访一年。Domar的大名如雷贯耳，但

　　他怎可以知道我这个人？依约赴会，见到的都是教授或兰克公司的人，学生只有我一个。独自在厅上一角喝酒，会到中途，听到Domar大声说：“谁是史提芬，请站出来。”我回应后他带我到厨房去，说：“赫舒拉发把你论文的一章给了

　　我，我读后认为你不属于长堤。要不要到麻省来碰碰运气？”

　　过了几天收到Domar的信，说麻省理工没有空缺，但他已把我那一章寄给芝加哥大学的D。G。Johnson；他又说芝大每年有一个博士后的奖金，是要到芝大一年的，促我申请。Johnson是当代的农业经济大师，发表过另一套佃农理论。我

　　在论文中毫不客气，说他的理论全盘错了，所以不便申请。

　　到了一九六七年三月，过了申请的限期，赫舒拉发给我电话，要我立刻申请。

　　赫师的盛情难却，我就寄出一封简单的信。两天后收到芝大经济系主任Harberger的电报，说我获该奖项，要我到芝大一年。不用付税，不用教书，没有任何职责，年薪八千当时极为可观（长堤“教餐死”的年薪，缴税后只得五

　　千）。Harberger可不知道，只要芝大肯收容，一文不予我也会去的。

　　后来G。Tolley告诉我，Johnson看了我那一章之后，就不考虑其他的申请人，只等我的申请信。但在那一章，我对Johnson的批评下笔甚重。胸襟如此，使我肃然起敬。三十三年过去了，这样的胸襟我怎样也学不到！

　　（之四）

　　六十年代的博士后奖金与七十年代之后的很不一样。六十年代找工作易，找不用工作的奖金难。芝大的那项奖金，在我之前拿得的有阿罗（K。Arrow1921…）、蒙代尔（R。Mundell1932…）等人，是比较特别的了。问题是，我的论文当时

　　只写了一小半，而该奖说明是“博士后”，怎幺办？

　　我硬头皮挂个电话到芝大给Harberger，说论文离交卷之期尚远，可否改迟一年。他回应道：“芝大所有教职员都是先生或女士，从来没有谁管你什幺名衔的。”既然“博士”无足轻重，我就没有理由延期。然而，论文没有完工总是

　　不妥，于是立刻赶工，六个星期后就写好了。

　　这段“赶工”包括论文最困难而自己又认为是最满意的一部分——出书时的第八章。这章的内容是前文提及过的、六六年暑期我和一位助手从早到晚加加减减的收获，其中验证理论的含意我早就想清楚了的。搁置了近半年，其间天天

　　想，动起笔来很痛快。

　　该验证的困难是这样的。在台湾土地改革下，地主的分成被规限为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依照我的佃农理论，佃农劳力的边际产量会下降，而土地的边际产量会上升。这样一来，佃农劳力的边际产值会低于自耕劳力的边际产值，而佃农

　　土地的边际产值则会高于自耕土地的边际产值——这二者违反了边际产值相等的市场规律。问题是，边际产量只能在有控制的实验中出现，在真实世界是看不到的。我找到的所有数据，是土地的平均产量而不是边际产量。

　　困难的重点明显不过。我要以土地平均产量的转变来证实边际产量的转变，而又要把劳力与土地的边际产量分开。我手头上的详尽资料，是多种农作物的土地平均产量及其转变。要将这些看得到的平均转变来证实看不到的几种边际转

　　变，是前人没有尝试过的。

　　这章写好后立刻寄给艾、赫二师，过几天就到加大去问意见。首先见赫师，他当然知道我的来意，说；“不要问我，刚才艾智仁到我这里来，把你验证的那一章捧到天上去。你去见他吧。”我兴高采烈地去找艾师，他竟然说：“我怎

　　知道你文内的数据资料不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

　　赶回长堤，过一天的清早又到加大找艾师，把搜获的资料原版给他看。他竟然又说：“你怎知道这些资料不是台湾政府刻意制造出来的？”我被逼再与台湾的有关机构联络。

　　当我把细说收集资料的方法的台湾回信给艾师看时，他站起来，望出窗外，说：“我们早知你是可造之材，所以要严格一点。现在你知道学术研究是怎样的一回事了。”

　　毫无疑问，验证理论的第八章最有分量。当我在一九六八年给夏理．庄逊（HJohnson1923…1977）看时，他读到开头说文内要以土地的平均产量转变来证实劳力与土地的边际产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