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夫娜定了跟另外那个剪裁师同样的薪金。先前放在她那儿的一笔红利，现在按照她的请求被放回到出纳室里去，只给她留下作为剪裁师的应得的那部分，其余的钱用来办了一个“金库”。几乎有一年的光景，韦拉·巴夫洛夫娜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工场里度过的，她的工作时间确实不少于其他任何人。当她看到有可能不用整天待在工场了，于是她就减少了工作时间，随之，报酬也少拿了。
怎样分红呢？韦拉·巴夫洛夫娜希望大家来平分。这一点直至第三年年中才实现，那以前她们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开始时是按工钱的比例来分红。她们首先认识到，如果一个女工因病或其他正当缘由缺了几天班，那么，为此就减少她那份红利是不对的，因为红利的获取不是仅在这几天里，而是在工作的整个过程中，并取决于工场的总体状况。后来她们还同意，剪裁师和其他管送订活和干别的活儿的女工已经拿了补贴，这笔额外的薪金收入用来作报酬，就足够了，要是比别人还多分红利，那就不公平了。没有兼职的普通裁缝很谦让，当她们发现原先定的办法不公平的时候，并没要求改变。而兼职者充分理解新办法的精神，本来受优待，自己就觉得过意不去，所以都谢绝了。不过应该说，在各项事业不断有所改善的情况下，这种暂时性的谦让——有人容忍，有人谢绝——算不上是特殊的功绩。最困难的倒是加强这种观念：普通裁缝应该得到同样多的红利，显然有的人挣钱比别人多；工效领先的裁缝已经得了较多的工钱来作为自身工效的报酬，就已经足够了。这是分红方面的最后一次变动，在第三年年中已然实现，当然全工场的人都明白：红利的获得不是对某个人的手艺的报酬，而是工场的总的性质的结果——是靠它的体制和它的宗旨，而这个宗旨便是尽可能使参加工作的全体人员同等享受工作带来的利益，不管她们个人的特点怎样；工作人员的分红取决于工场的这种性质，工场的性质、精神和办法又是靠全体人员的同心同德，而每个参加者对这点都同等重要：对于维持和发展有利于全体人员和整个事业成功的制度：一个最胆小或者最无能的人的默许，其作用不亚于一个最有魄力或者最有才干的人的积极奔忙。
我省略了许多细节，因为我不是要描写工场，而只是为记述韦拉·巴夫洛夫娜的活动需要涉及到它时，我才多少讲一点。即使我提到某些细枝末节，那也仅仅为了表现韦拉·巴夫洛夫娜怎样行事、怎样一步一步地、耐心不倦地经营业务，怎样坚持她立的规矩：不下任伺命令，光是劝告、解释、协助，在执行她的合伙人的决定时，助她们一臂之力。
每个月都分了红利。最初每个女工拿到红利后就各自分散地花掉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迫切需要，并且不习惯于统一行动。随着她们经常参与工场事务，养成了考虑工场整个工作进程的习惯，这时韦拉·巴夫洛夫娜就叫她们注意到：在她们这个行业里，一年之中各个月份承接订活的数量多少不等，用旺季的红利来弥补淡季的不足，一定不错。她们的帐记得很精确，女工们知道，如果她们当中有人离开工场，立刻就可以领出她的那份保存在出纳室里的红利。因此她们赞成这个建议。于是有了一笔不多的储备资本，数目还渐渐增加。她们开始探索利用它的各种形式。从最初起，大家就懂得可以使用它来进行借贷，为入股人解决燃眉之急。谁也不愿意在借款上加算利息：穷人有一个观念，认为最佳的经济援助是不要利息的。这个“金库”刚一创办，紧接着就设立了代购处。女工们发现通过工场去购买茶叶、咖啡、食糖、鞋子和其他许多食物要更合算，工场成批进货，所以比较便宜。过了不久，她们又前进了一步：她们考虑，用这个办法购买面包和其他食品，一定合算，这些东西一直都是每天在面包房和杂货铺买的。可是她们马上看到，为此大家必须靠近些住。她们便在工场附近租了几套住宅，集中在一起，几个人住一套。于是工场里就有了面包房和杂货铺的代销点。大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几乎全体未婚女工都已经住进了一所大的住宅里，拥有公共食堂，用大庄户人家的办法储备食物。
一半女工是独身，其中有的女工有年老的女亲属——母亲或婶母；有两名女工供养着老父亲；许多人有年幼的弟弟或妹妹。三名未婚女工因有亲属关系不能搬进公共宿舍里住：一个女工的母亲不合群；另一个的母亲在官府供职；不愿跟粗人为伍；第三个的父亲是酒鬼。她们跟那些不是姑娘，而是已婚妇女的裁缝一样，只能享用代销点提供的服务。除这三人外，其余凡是要供养亲属的未婚女工都住公共宿舍。她们自己与亲属分开住，两三人住一间房，她们的男女亲属从各人的方便出发，得到了安顿：有两个老太太各住一间房，其余的老太太住在一起。小男孩们有自己的一间房，另有两间房住女孩。按规定，男孩可以在这儿住到八岁，八岁以上的分别安排学手艺。
一切都经过很精确的计算，大伙都深信不疑：人人不吃亏，人人也不受损。单身女工的房租和伙食费简单易算。经反复斟酌后，确定向八岁以下的弟妹收成年女子费用的四分之一，向八岁到十二岁的女孩收三分之一，十二岁以上收二分之一，女孩如果没有找到别的工作，从十三岁起就可进工厂当学徒。照规定，她们从十六岁起可以成为工场的正式工人，只要被公认为熟练地掌握了缝纫技术。对成年家属的收费自然是跟裁缝一样多。住单人房间要支付特别的租金。所有住工场宿舍的老太太和三个老头儿，几乎都担负了厨房的活计和其他的家务，因此也得给他们计算报酬。
这一切口头上说起来很快，一旦就绪实际做起来也很容易、简单、自然。可是得慢慢来，才能安排妥当。每个新办法都需要经过多次议论，每个变革都是一连串忙碌奔波的结果。假如我也像谈论关于红利的分配和利用那样评详细细地来谈论工场其他方面的办法，那就太冗长，太枯燥了。有许多事情根本无需来谈，有的方面只稍稍提一下即可，以免惹人厌烦。比方，工场设立了代销点，卖那些在无人定货的淡季缝制的成衣，当时工场还不能有独立的门市部，不过已与客商街的一个铺子订了代销合同，还在旧货市场上设了个摊位，由两个老太太来经管代销。不过工场生活中有一个方面我必须稍微详细地来谈谈。
韦拉·巴夫洛夫娜从办场的最初的日子起，就开始带书来。她布置完工作以后，便开始朗读，读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如果不是需要处理什么事，她是不会中断的。女工们听一会，休息休息，休息过后再读，读后又休息。不必说，女工们从一开始便迷上了朗读，有些女工原来就对这爱好。过了两三周，工间朗读形式便固定了下来；又过了三四个月出现了几个朗读能手，于是决定由她们来代替韦拉·巴夫洛夫娜，每回朗读半小时，这半小时的朗读算工作。韦拉·巴夫洛夫娜在朗读时还间或穿插讲解，等到她卸掉了朗读的任务后，讲解得更多更长了。后来讲解发展成为类似普及各门知识的简易讲座了。再往后——这是个很大的进步——韦拉·巴夫洛夫娜看到有可能正规上课：女工们的求知欲是这样的强烈，她们的工作又进行得如此地顺利。她们决定在工作日当中，午饭之前安排一大段时间来听课。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有一次韦拉·巴夫洛夫娜在梅察洛夫家中对他说，“我有件事求您，娜塔莎已经同意了。我的工场要变成为传播各门知识的学校。您来当教授吧。”
“我能给你们上什么保呢？难道上拉丁文，希腊文，或者逻辑学和修辞学！”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笑着说，“我的专业本来就没什么意思，您是这样看，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看，我也知道这人是谁。”
“不，正是您这样的专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有您才表明我们的品行良好，教学方向端正，您能起保护伞的作用。”
“这倒也说得对。看来没我，你们就要有不轨行为了。那您就指定课程吧。”
“比方俄国史，简明世界史。”
“好极了，这我去讲，还把我算作专家，太妙了。身兼二职：教授和保护伞。”
娜塔莉妮·安德列夫娜、洛普霍夫、两三个大学生，韦拉·巴夫洛夫娜本人也都是他们所戏谑自称的“教授”。
除了上课，她们还安排了娱乐。她们举办晚会，进行郊游，一开始次数不多，后来钱多了，娱乐活动就更经常了。她们订了剧院中的包厢。第三年的冬天，她们在意大利歌剧院①里长期包了十个边座。
①一八五O至一八六O年间，每个戏剧节（从秋季到次年初夏）意大利歌剧在彼得堡的米海洛夫斯克剧院（即今天的小歌剧院一八三三年创办）上演。
韦拉·巴夫洛夫娜有多快活，多幸福。同时她遇到了很多的麻烦，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当然她也有痛苦。
工场里一名优秀女工的不幸遭遇不仅对于她，而且对于整个团体都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萨申卡·普里贝特科娃是韦拉·巴夫洛夫娜亲自挑选的三名裁缝之一。她长得不错，性情温和，她有个在官府供职的未婚夫，一个善良的好青年。有一次，天相当晚了，她在街上走，一位先生钉上了她，她加快脚步，他紧跟她，一下子抓住她的手。她猛地一冲，挣脱开了。但是她在挣脱时，手碰了他的胸口一下，竟把这位道貌岸然的先生的怀表打落在人行道上，发出当啷的声响。这道貌岸然的先生理直气壮地扭住普里贝特科娃，喊了起来：“小偷！岗警！”两名岗警跑了过来，把普里贝特科娃送进了拘留所。工场里的人有三天都不知道她的情况；谁也想不出她会到哪儿去了。第四天，一个好心肠的勤务兵给韦拉·巴夫洛夫娜带来了普里贝特科娃写的一张字条。于是洛普霍夫便立刻去奔走斡旋。人们对他说了许多粗话，他也加倍地回敬了他们，然后就去找谢尔日。这时谢尔日和朱丽正在远方参加一个盛大的野餐会，第二天才返回来。谢尔日回来两小时后，警察分局长就向普里贝特科娃道了歉，又乘车去找她的夫婚夫道歉，但是他没有碰到未婚夫。原来未婚夫在头天晚上就到拘留所找普里贝特科娃去了，并从关押她的岗警处了解了那花花公子的名字，已去找他要求决斗了。花花公子还不知他要提出决斗，以戏谑自嘲的口吻认了罪，道了歉；而听到决斗要求后，却哈哈大笑起来。这位在官府供职的公务员说道：“这样的话，你可不能拒绝决斗。”立即打了他一个耳光，花花公子抓起一根棍子，公务员就推了他胸口一把，花花公子跌倒了，仆人闻声赶来，老爷已命归西天。他在重重倒地的时候，额头撞在楼花桌子脚突出的尖棱上。公务员下了监牢，一场官司开始了，难以预料这场官司何时能结束。后来怎么样了？后来也没有什么。不过从那以后，人们都不忍看普里贝特科娃了。
工场里还发生过几件事，虽不是这种刑事案件，却也叫人不痛快。事情平平常常，姑娘们为之长久动容流泪，年轻人和上了年纪的男子却当作是一时的解闷消遣。韦拉·巴夫洛夫娜知道，在今天的观念和情势下这些事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人们对女工怎样关怀，也无论女工自己怎样多加小心，都是永远不可能不出事的。这就像古人在学会预防天花之前，一定要生天花一样。现在谁再生天花，那就该怪他自己了，尤其该怪罪他的亲人们；而以前并非如此，谁都不该怪，除了可恶的流行病或可恶的城市和乡村，也许还有那种得了天花却去接触别人、在复原之前不去防疫站隔离的人，才是该怪罪的。现在发生这些事也一样，总有一天人们能避免生天花，避免的方法已经掌握，不过还是不愿采用它，就像从前人们很久很久都不愿意采用防治天花的方法一样。韦拉·巴夫洛夫娜知道，这可恶的流行病必然会在城市和乡村蔓延，不断地把人的生命夺走，就连小心翼翼看护着的双手也挽留不住。但是如果你只知道“你的不幸不怪我，也不怪你自己，我的朋友”，那么这不也还是得不到什么慰藉吗。这每一件平常的事毕竟给韦拉·巴夫洛夫娜带来了许多痛苦和更多得多的麻烦：有时她需要先探明原委好进行帮助，更经常的是无需追究，只要进行帮助就行：安慰安慰，振作她们的精神，找回她们的自尊，开导她们：‘别再哭了，只要止住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