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平房借用洗手间的时候，就跟在伦敦一样，我看到维迪亚跟帕特还是分房而睡。只要稍稍瞥见某几本书与衣饰，我就一切了然于心。这类的卧室暗示着失眠与孤寂。
我说：“我们该走了。”
“喝了茶再走吧，”帕特说着，“还有茶点蛋糕呢。”
我们用了茶，吃了水果蛋糕，我还尝了点葛利格斯太太的苹果派。维迪亚思索着蒙大拿。他说，他会回千里达过年。我们穿上外套准备告辞出门的时候，他说：“再见到你真好。放心，你不会有问题的。”
帕特说：“再回来看我们喔。”
步出平房，室外一片漆黑中，我听见维迪亚叨叨絮絮地，抽抽噎噎。然后，他说：“我真不想让你走。你走了，我一定会难受沮丧的。”
“维迪亚，”帕特柔声安抚着他。
村野夜幕中，他的身形益发矮小，逐渐模糊，威尔斯佛德庄园的高墙暗影，加深夜色，像在我们身后关上一道厚重的大门。
一路上漆黑无亮──乡间道路上一盏路灯也无。我太太不发一言，兀自沉思默想。
好半晌，“之前，你说他们过得很快乐，”她才打破沉默说道，“我觉得才怪呢。他们一点儿也不快乐。”
“难道你不高兴我们过来这一趟吗？”
“没错。我可怜帕特，不过，我也替自己庆幸，还好我见过她了。我绝对没打算落到那种下场。”
我们开过整个威尔特郡，回到多赛特郡，一路上，她都不再开口。一直到前方闪现多彻斯特市的灯光，她才像是憬然初醒一样，接着，她又开口说话了。
“不过，他一点也不在乎我。”
“他在乎的。”
“他根本连问都不问我过去做些什么。他也没提到过我们的孩子。就是你们两个，男人跟男人一道，谈着你们写的东西。”
“我想，有女人在场的时候，维迪亚总是觉得不自在吧。”
“不，不是不自在。女人让维迪亚生气。他讨厌女人。他嘲笑婕尔妲，可是，他究竟又知道她什么来着？他嘲笑女性主义。那可能意味着女人让他发狂地着迷，不过，他痛恨这种想法。”
我认识维迪亚六年之久，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想过他。
“别在意，”我太太说道，“反正，他是你的朋友，不是我的。”
回到铁工厂，我继续埋首写作我的小说《圣徒杰克》。同时每个星期，我都会写上几篇书评，一篇给《华盛顿邮报》，一篇给《泰晤士报》。不过，稿酬还是入不敷出。我开始动用我微薄可怜的存款以应生计。我太太说：“你看吧？”我满怀希望，但愿卖了《圣徒杰克》可以恢复偿债能力。我再一次申请古根汉基金会的出版奖励。铁工厂收到一封信，告诉我再度落空。古根汉基金会的拒绝信拼错了我的姓氏，不晓得为什么会让我光火难抑。我跟维迪亚抱怨此事。
“你该高兴，幸好他们拒绝你了，”他说，“那些基金会是专门奖助补贴二流写手，一些玩弄艺术的家伙。你用不着他们。你不会有问题的。”
我们打电话谈事情。三十岁了，我装了毕生第一部电话。平房离铁工厂有好一大段路──几个小时的蜿蜒车程，乡间巷弄上，铁牛当道，牛车驾驶慢速蜗行，老人踩着脚踏车，闲散出游，牛只成群，好不热闹。不过，我们都沿着同样一条铁路线，从爱克西特开往滑铁卢的路线。最靠近我家的车站是克鲁格恩，刚巧越过索美塞得郡界边；维迪亚家的车站则是萨尔斯伯里。
第二部：作家的作家伦敦午餐行（1）
时序入冬。伦敦房产市场荣景非凡，意味着我们也许一辈子都供不起一栋伦敦房舍。没关系，我乐在乡居，终日写作，白天把孩子托在宾明斯特的托儿所，晚上上酒馆打弹子。同在酒馆饮酒的农场工人叫我称奇不置。他们一开口净扯些恶毒意见，满脑子仇外意识。“我跟那个搞屁眼的讲，‘你干吗不滚你妈的回你老家去’。”有一天，新闻传来，一群小学生进行校外旅行时，碰到突发性雪飑，遂于凯恩格姆附近失踪，结果，七个小学生冻死在大雪中。
老福雷德，坐在加洛普营的壁炉旁，说道：“冻死活该。我念书的时候，从来就没这么好的事情，上什么苏格兰校外旅行。”
每两个星期，我都会搭火车上伦敦一趟，交书评的稿，顺便将评过的书卖给贾斯东书店，换取现金，就跟维迪亚五年前的行径一样，吃午餐，溜达溜达，再搭晚班火车回多赛特去。在火车上用晚餐：“要不要再来点烤马铃薯呢，先生？”万家灯火飞驰而过，暗夜中，村落光点闪闪烁烁。
某次，我们在电话里聊起来，维迪亚说着：“我们去伦敦吃午餐。”
“惠勒斯怎么样？”我第一次到伦敦旅行的时候，我们曾经在那里共进午餐。当时，我只知道这家馆子，即使如此，我还是避门不过，因为在此用餐所费不赀。
“康诺特更好，”维迪亚说道，“虽说，你有许多同胞都在那里用餐，还是瑕不掩瑜，餐点服务都好。康诺特餐馆，我们就这么说定吧。”
我说：“好啊。”
他说：“那你就去订位吧。”
我们相约火车上见，9点50分开往滑铁卢的班车，我还得提前一个半小时在克鲁格恩站上车。耶佛尔、薛尔伯恩、吉灵汉、谢夫茨伯里，再到萨尔斯伯里，而他就站在月台上，短小精干，服装整洁，额上黑发浓密，酷寒中包裹得密不透风——围巾、竖领、手套──偏偏还是异国风味十足，几乎蔚为奇观。1971年，萨尔斯伯里车站月台上，站着一个矮小的印度人，身边的英国人，人人高出他一截，个个小心翼翼地装做没看见他。他也丝毫不加留意。
一看到我，他略略点头，眉间舒展。他轻轻推开车厢门，捡了个对面的位子坐下。其他旅客纷纷转移目光，反而看来更加专注。我在薛尔伯恩看到一个高个儿男人上车，说不定是来自那里的学校，当时顺便就将一本布面装帧的小开本书——布面颜色褪淡，凑近他的面孔。他心不在焉，无意阅读，反而侧耳旁听，因为，维迪亚已经打开话匣子，跟我讲起话来了。
“保罗，保罗，你心里有事。我看得出来。”
“没，我没事。”
“你太太不高兴，对不对？我有预感。”
“她想找个工作。”
“好啊！挣几个蹦子儿回家。”
“你最近怎么样？事情都顺利吧？”
他说：“我好比一只折翼飞鸟。”每当他说起自己精疲力竭，几近崩溃的时候，通常他就会这么说。不过，他继续解释：“过去十五年来，一直有股强大的紧张压力逼迫着我。”他僵了一下，挤个苦脸，以兹说明，然后，他就变得软瘫瘫的，“我现在已经体力透支了，创作让我胆颤心寒。我累了。我懒了。失眠，老兄。不过，看看你，你写小说的点子多多。告诉我，你去伦敦要跟什么人见面？”
我跟他说了。
维迪亚说：“这人是个无名小卒啊。”
我又提到另外一个名字。
维迪亚说：“他，谁啊？他是哪根葱？”
我又跟他讲了第三个名字。
维迪亚说：“那是仿冒品啊，老兄。全都是些假货。他们根本连边都沾不上。”
“可是，他们对我都挺好的──我是说，他们给我文章写。”
“当然。你写你的文章。你忙你的。你从来不缺点子。不过这些人会榨光你的精力。你跟他们见过面以后，总是累个半死，不是吗？”
“我想是吧。”不过，这又能证明什么？每次我跟维迪亚见过面，我也总感到虚脱啊，有时候，我还会头痛，脑子里嗡嗡作响。
“他们要吸干你的精神。”
一听到“吸干”这两个字，车厢角落里坐着的薛尔伯恩学校教师，从书中抬眼掠过我们，随即又赶紧捧着小书，堵住脸孔。
第二部：作家的作家伦敦午餐行（2）
“他们会毁了你，”维迪亚说，“他们都在玩弄艺术。我跟你讲个故事。你提到的第一个人”──维迪亚巧妙地避开，省去指名道姓──“那人没有半点才华，偏偏还写了本小说，‘我是个小说家’──纯粹乡下人土风。他出身小地方。他写些假仙小说。不过在玩弄艺术罢了。他还写了另外一本──讲些农民、土里土气的。可是，他住在伦敦。他只是新闻报道而已。接着，他就打算移到更大的圈子里，还是在玩弄艺术。他那个乡下老婆就很不开心。她还以为他是天才。她不晓得他只是在玩弄艺术而已。后来，他跟女人胡搞，给人家捉奸在床。这是他的天赋人权。他是艺术家啊，小说家啊，他可以做这种事情的。可是，他的老婆就绝望透顶了。结果就自杀了。为什么呢？”
现在，那个学校教师坦坦白白地张口结舌，我也一样。
“因为他玩弄艺术的关系。”
平畴绿野，甚至比非洲夏日田野还绿，车窗外的树丛快速退移，一段跳跃的风景带。乌鸦振翅飞起。
“不要玩弄艺术。”
我们停在安多佛。无人下车。一个女人上车，落座在我们车厢里的最后一个座位，当我开口响应时，仿佛吓了她一跳。
“我会谨记在心的，”我说，“我到处都看到《自由国家》这本书。”
“真的吗？恐怕我对出版商铺书一点也没兴趣。”
“这本书一定会登上布克奖最有希望得奖书单的。”
“什么奖来奖去都是骗人的。我反而觉得美国人的想法很正确。专心卖书就好，甭在那边费事找人给奖了。”
“我是说，你真有先见之明，预先就看出东非印度人迟早要给撵了出去。”
“这本书很重要。”
“不晓得他们在东非怎么看待这本书。”
“那个汤米·马黑鬼不会喜欢的。”
坐在角落的男人再度抬眼望来。
“不过，这实在是一本大书。”
列车行经巴辛斯多克附近一座桥梁时，桥下石墙上写着历历分明的大字：禁止有色人种移民。
维迪亚直直地凝视前方，说：“你跟康诺特订了张桌子吧？喔，好。”
到了滑铁卢站，众多旅客下车，车厢顿然空荡无人，我们就要下车时，我一眼瞥见，先前我以为是个学校教师的那个男人，手上那本布面褪色的小书，遗留在车厢角落的座位上。没错，我的臆测无误，他果然是个学校老师。那本书是西塞罗的《演说精选集》，拉丁文文集，扉页上无人签名，页缘上倒是用铅笔写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维迪亚说：“我们把书拿到失物招领处吧。”
一路往失物招领处走去时，维迪亚信口诌起，想像中书主跟别人的对话。我的书掉了，我很确定。接着，你怎么不去失物招领处问问。说不定，有人捡到你的书，送过去招领。然后，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接下来，我们一定要过去看看。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我们将书留给失物招领处的办事员，他座位周围全是些雨伞跟外观不祥的包裹。
维迪亚手上也有书要卖。我们就先规划路线：先搭出租车到贾斯东书店，再上烟草商店买一罐玩家海军棋，接着去通讯社，然后再坐出租车到卡洛斯广场的康诺特。我发现，两趟出租车资都叫我出钱时，微微略感困惑。
康诺特的门僮，头戴高顶丝质礼帽，穿着黑色带披肩的阿尔斯特大衣，接缝处镶着绿色滚边，两颊通红，鬓角飞张。门房两撇仁丹胡子，机警不懈；裹着长礼服与条纹长裤。玄关附近一尊花瓶里插着鲜花。酸蚀雕刻镜面闪闪发光。这一切狄更斯式的表现在指明，康诺特可不是等闲消费之处，这是个昂贵的地方。
侍者在玄关迎接我们，领着我们进入烧烤用餐室一张餐桌旁边坐定。侍者带有英国人颐指气使的态度，一面阿谀卑从──同样糟糕的征兆。菜单送上，维迪亚要来酒单。他捏拿着酒杯，调到正确角度，极端专注地端详着酒单，足足长达一分钟。他似乎已经胸有成竹，选定要点哪一瓶，接着他抬头看着我。
“你在这里会有发展的，”他说，“麦克·瑞特克里夫非常欣赏你写的书评。”
瑞特克里夫是《泰晤士报》的文学编辑。
我说：“可是，我讨厌写书评。”
“他们总是要你判定一本书。所以说，书评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