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强，不过，这也是他好命的地方，身为杰出作家的小弟，他出版的路子走起来也顺遂得多。想当然尔，西华企求外界能将他跟他的兄长分别评价，让他矗然独立，挣脱父兄的阴影。然而，他在选择写作主题时，却好像有自残的倾向，这些主题好像只能让两兄弟更加凸显为彼此的翻版，重点都非常相近。两人都将殖民主义写得像一段离奇闹剧一样，非洲旅行之琐碎无益，加勒比海沿岸权势阶级之腐败，第三世界又为何是个死胡同，印度停滞不前的错综复杂的环节因果，还有，毫不留情地问起疏离的问题：我究竟归属何方？这方面，他们两人同样执迷坚持，谁也不在乎他们的归属。
有时候，西华的文学偏执几近仿作。西华批评挞伐加力骚的文章，读来像在模仿维迪亚。他们的散文文风中，可以确切看出相似之处，西华连措词用字都选用一些维迪亚偏爱的字眼──“玷污的”、“幻想”、“苦恼”、“失落”、“骗子”等等──甚至表现得完全一致的挑剔苛求，借着夸张铺陈，读者怎能不注意到两者如此类似。
就这样，西华·奈波尔在斯里兰卡一家中餐厅午餐，这对任何地方的旅人都是件稀松平常的事。他落脚在一个滨海小镇，加乐（Galle），挺漂亮的一个小地方。可是，在西华笔下，却是一段令人作呕，不洁到难以想象的经验。
“我吃得极少，心惊胆跳，避开端到我面前，印着拇指指纹的玻璃水杯。现在，我步行穿过撤空了的格林区，海岸边浮升起下水道的玷污恶臭，叫人不担忧也难，我怎能不想起，警觉心也益发高涨，那双漫不经心的手，如何随兴所致地脏污了我的餐盘、我的餐刀、我的叉子。”
有人居住的地方就会相当地脏。西华似乎从未憬悟到，他这样夸浮的描述，毫无着墨于这个世界，反而将他自己的吹毛求疵说明得一清二楚。维迪亚对于脏乱的恐惧，传奇般地揭露他的肛门强迫性格，不过，每当他写到这一点，他总会扩大自己的论点，涵括到种姓制度或是文化议题。西华却只是把自己写得像个胆怯又爱小题大作的家伙。
维迪亚，身为一个真实的殖民地居民，当他谈到他的疏离感时，往往颇为可信，虽然，任何一个读者都可回他一句：“那又怎样？我们还不是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毕竟，他写的也不只是发达多金、生活优渥的中年族群，以及固定通勤于威尔特郡与肯辛顿的中产阶级的人性状况──只写自己，无暇他顾。西华，后殖民地时期，20世纪60年代的叛逆小子，70年代的保守分子，再将自己塑造成流亡人士或是流浪者，就不足取信了。他明摆着讨厌旅行。不管怎样，他算哪门子流浪者？他心目中，全世界最糟糕的旅行，不过就是远足到某家中餐馆。他的旅行通常都迅速快捷。他攀上一门知名的报人，入赘岳家，他在伦敦日子好过得很，他喜爱参加宴会，人尽皆知。
他总是单身赴会，如果没喝得酩酊大醉，也是踉踉跄跄地，伤感地吃吃傻笑。他醉到最高点的时候，还会放纵自己对着女人，含混着印度绅士口音，大献殷勤（“瓦的老天哪，泥灰藏的美丽”），而他如此执拗，女人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在追求，还是侮辱。
西华不管写什么，写得都不顺畅。他总喜欢引述维迪亚关于写作难于蜀道的抱怨，改编成某种吹嘘的形式。“我一个字也没动。真是艰难挣扎啊。”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他第一本书还广获认可，出版商慷慨大方，伦敦坊间各家报纸对他都极礼遇。
我尽量不避开争论，生恐自己看来像在蔑视他的痛苦。
他说：“我每写一本书，就像生了场大病一样。”
“当然。”
“不过，你只要随便搅和搅和，书就一本接着一本出版，保罗。”
“你真的这么想吗？”
“搅和”这样贬损的字眼，让我心里想起一根棍子和一个桶。
“你现在又在搅和什么了？”
他又纵声大笑，有如犬吠，还过于尖锐，不仅是单纯的牢骚，或许也意味着再度打断，让我无从辩答。
他说：“你写书最简单了。”
我在伦敦越来越常听到这类的侮辱字眼──在美国反而没听人家这么说过──羡慕给予英国人出言冒犯的鲁莽信心。西华是始作俑者，也许是因为他憎恶维迪亚对我父执辈一般的关怀与明白的赞赏。而我未曾怨叹写作之困难，适足证明我只是二流写手；西华之挣扎煎熬则充分显示他的天赋文才。
第三部：维迪亚爵士的影子兄弟俩大不同（3）
“他酒喝得太多了，”维迪亚说，“他身材都走样了；他肥了。你注意到他脸颊鼓得多高吗？他根本不运动。那是个懒惰、自私的身体。”
这又是维迪亚的正义观点中的另一层面向：你的身体就是你应得的。依维迪亚判断，身体发肤说明了当事人的一切讯息：皮肤不好，因为你是个恶人；肥胖则视为道德上的缺陷。维迪亚书中的肥胖角色，若不是头疮脚脓的罪犯，就是无法信赖的惫懒家伙。
维迪亚曾经在接受访问时指出：“我非常自豪于拥有健美的体格。”接着又说，“身体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身体就像是个皮囊，里头装着我们的灵魂。”尽管如此，也曾有好几个人跟我提起，由于他身形矮小，再加上气喘缠身，维迪亚总深深感觉体型上的自卑。
谁都看得出来，西华不快乐。我不知道其中缘故，不过，一定不脱与维迪亚之间的关联。我依旧认定，多加了解西华有助于深入认识维迪亚──虽然，维迪亚或许会否认──亲兄弟总是援引了解其他手足的关键。偏偏奇怪的是，西华跟我反而越来越像是兄弟，而我们的交情也因为几近于手足对峙而消解不存。
“星期天过我家来用茶吧，”某天晚上，西华在宴会中对我说道，“带你全家一起来喔。”
听起来很不错。那还是早先时期。我们各自的妻子与孩子都还没碰过面。西华的房子地址在艾赛克斯。地图上看来，是一条直线的车程，不过，当天却因为下雨和路况恶劣，还有英国村庄（“这里一定就是嘉斯菲尔德了”）奇特又叫人烦恼的瓶颈路段，我们困在我的小车里辛苦地摸索了三个小时。一路上，我不断地向我的小家庭成员保证，这一趟远行的花销一定会有价值的。我们见到了西华的泰山大人，一位声名远播的广播人。一屋子挤满了人──西华还真是左右逢源。可是，我们到达的时候，他正在接电话，而当我试着跟他打招呼，说哈时，他却对我气急败坏地绽唇一笑。
“你没看我忙得不可开交吗？”接着又是一阵沉郁的笑声。
我们用过茶点之后，逗留一个小时就起身告辞了，开车回伦敦南区，回程还有一段长路呢。他几乎没跟我讲上话。
我太太问道：“哪一位是西华啊？”
我向维迪亚提起这段插曲，我们大老远开车赴会，却觉得自己不受欢迎。
维迪亚说：“他跟我说过，他一看到你就觉得沮丧。”
“我无法想像，这又是为了什么。我从来不跟他提我的书。我只是听他讲自己的东西而已。”
“说不定，就是因为这样子吧。”
“因为我只听不说？”
“不，因为他厌恨他自己。”
第三部：维迪亚爵士的影子举轻若重的西华（1）
另外一段时期，西华搬进伦敦公爵阁地区一家书店楼上的大型公寓里。这种安排看来非常有格调，他置身各色各样的风云事件之中，尤其是公爵阁一带不拘小节的多元文化表现。我们则捉襟见肘地住在遥远而毫无生气的卡佛区，车程一个小时，越过伦敦才到得了。而今，我们两家已经是彼此居家晚宴上，不情愿却还是经常造访的宾客了。
第一次在他的公爵阁公寓晚餐时，我就注意到西华面前上了一道特殊的餐点：分量较大，菜色不同，看来较为可口。
我问道：“那是什么？”
西华伸出双臂，交合在餐盘前面，护着他的大餐。他的太太解释道：“西华只吃素食。”
某人说道：“可是，我看他那盘像鸡肉。”
“是鸡肉没错，”西华说，“鸡肉不像牛肉那么糟糕。”
我们的茄片夹肉里就合着牛肉，而我觉得，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垂涎着西华的特殊待遇。西华解释说，他自小就吃些特定的食物长大。我猜想，奈波尔家族一定把鸡肉当作一种蔬菜，因此也加深了我对维迪亚的了解，尤其是他在饮食方面的别扭怪癖。
另外一次做客西华家，饭后我帮忙清理善后，我将一些剩菜收进冰箱时，看见许多层层相叠的餐盒，上面还清楚地标注着：星期三午餐，星期三晚餐，星期四午餐等等。
我跟他太太说：“你真是有条有理啊。”当时，她在洗碗槽一边忙着。
“喔，那个啊，因为我星期二要出门。”
她进一步说明，只要她得离家出差，就会事先帮西华准备好餐点，她离家期间，他需要的所有餐点。食物都预先煮熟，菜色配料各自不同，只要热过就可以上桌了。西华不愿，或是不能烧菜给自己吃，因此，如此奶妈照料──或是，母亲呵护──就变成精心对应的解决方案。
她看我脸上泛出微笑，随即翻脸反应，说道：“维迪亚还不是不会做菜。他还不是让帕特从头到脚，侍候得妥妥帖帖地。”
那也是真的，与我的生活或大部分我认识的人的生活都有一段距离。奈波尔兄弟的生活究竟是组织完善得滴水不漏，还是因为他们都娶到任君摆布的太太？这一点，说明了太多太多千里达故乡老家的生活。当然，他们两个都给过度宠溺，结果，如果不说害得他们幼稚无能的话，只至少说让他们看来大不中用。
即使，有人要帮我煮饭，像奶妈一样照顾我，我还是会严加拒绝。撰写《蚊子海岸》的时候，为了保持身心平衡，写作进展如此稳定，我也变得迷信起来：我不要在生活里出现任何变化。我住在伦敦。每天中午，我上同一家餐馆午餐，点同样的餐，炸鱼条。我专注地冥思默想着我的故事里的言外之意，思索着我的人物。我深深以为，我周遭任何差池改变，都会扰乱我的叙述。
小说完稿的那个月份，1981年4月，我写信给维迪亚，他立即狂喜地回复，“那本小说听来非常了不起──正是那类你会发挥得非常好的主题。故事主轴既简单又吊人胃口：所有的好点子都该是这个样子。”
两年用功在一本书上，大功告成之际，那正是我最想听到的话。维迪亚可是再慷慨宽容不过的了。
“你的精力过人，叫人赞叹；你在写作上诸多的杰出成就，似乎让你更加精力充沛。不管我走到哪里，都会碰到你的著作和你的大名，而我也总是感到有荣焉。”
经过了这么多年，他还是我的朋友，持续为我加油打气。我乐于取悦他。他读过了这本新的小说。
他说：“这是一本大书。”
1978年，发生在盖亚那琼斯镇，人民庙堂公社成员集体自杀事件，西华和我都倍受震撼。在我而言，那是毕生所见最为毛骨悚然的惨案了。也是形式最为暴力与梦魇惊恐的偏执妄想。移居盖亚那的弥赛亚，吉姆·琼斯，在他的追随者之间，营造疯狂气氛，正是激活我构思《蚊子海岸》一书的人物，虽然，书里情节完全不同。西华也写了一本关于琼斯镇的书，《去向不知何处之旅》。他经常迂回提及他这段恐怖经历，因为，他在九百多具尸体尚未装袋搬移之前，就抵达了琼斯镇。他说自己从未曾见过如此不堪的场景。这段见闻令他丧志失神，让他封笔无言了好一阵子。写那本书的时候，他饱受近乎精神崩溃的煎熬。当时，我理解到，他之所以如此缺乏安全感，不是因为自负或虚荣或幼稚，而是因为某些相当基本的东西：他已经饮尽了高脚杯，而就在他准备扬首照杯之时，却发现恐惧潜伏在杯底，正如，我过去教过的一出戏里，一行可怕的台词：“我已饮尽，却看见蜘蛛。”
沮丧之下，西华行文越发虚浮累赘。派对扩大成“饮宴作乐”，演说加码为“正式致词”。可以直截了当地表达：“机械取代了劳工”的地方，他会写成：“机械已经颠覆了集体肌肉劳动的奴役状态。”
讲到千里达人的时候，他会说：“吾人有所体认，包裹着未曾言明的率直，我们在帝国制度之中，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