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88-维迪亚爵士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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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8-维迪亚爵士的影子- 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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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千里达人的时候,他会说:“吾人有所体认,包裹着未曾言明的率直,我们在帝国制度之中,微不足道的状态。”这只不过是在虚张造作地说:“我们感到,我们在不列颠帝国里无足轻重。”


第三部:维迪亚爵士的影子举轻若重的西华(2)

    在事实突破了拼凑混成的表现手法之时,效果就显得庸俗乏味了,而他所尝试营造的风格,既不自然又徒劳无功。他也如实坦承。他说自己深感挫折。现在,他写的东西,形式都像在吹毛求疵。    
    “我整天坐在书桌前,”他告诉我,“我一事无成。我想写,可是,什么也写不出来。”    
    这可不是十年前慵懒的艺术家夸辞,而是种苦恼哀求。也是种忧惧。    
    “有时候,一直到下午5点,我什么事也做不成。有时候,什么也写不出来。”    
    我们身边没有别人,他不再嘲弄我,不再格格傻笑;他郑重严肃,他的样子看起来狼狈透顶:脸色苍白,浮肿,近乎狂乱,一手握着一杯酒,一手夹着香烟。    
    “我哥哥以为我懒。”    
    他的语音疲惫。他是个包袱沉重的男人,而今,我明白这绝对不是做戏。他似乎即将放弃,听天由命。1984年,甘地夫人遇刺身亡时,他专程飞到印度,写了篇愤怒追思的悼文。仿佛为了逃避他已经开了头,写书的严肃承诺,他文章写得更多更勤了:他写第三世界──否定这类地方的存在;写澳洲──厌恨那整个国家;写他自己和他的兄长──期盼着他的困惑可以理解,同时承认维迪亚可能是世上惟一了解他的人。    
    即使是最不费力的举手之劳,都会害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说:“我变得好累。”而他说话的语气,让我相信,他的健康一定很不对劲。我问维迪亚,有没有我们帮得上忙的地方。不过,他只是旧调重弹,活该西华自作自受。他讲话的时候,流露同情,却也爱莫能助,也不晓得如何补救。    
    真的,当你听一个三十九或四十的男人向你喊累,你不会想到他病了,只会猜他是不是工作过度,或是根本就在夸大其辞──夜里混得太晚了,玩得太疯了,他一定是疏于照顾自己。你绝对不会猜想,这人是不是病到垂危关头了。然而,西华却是如此。    
    当时,他的澳大利亚书正写到某个章节,正讲到一个名唤提萨的风趣的锡兰人,提萨跟他说起男性雄心在斯里兰卡可谓无用武之地。西华写下提萨的提问:“在你们岛上也一样吗?”然后,他就死了。    
    他的心脏一直衰弱。说明了所有他说过的话与做过的事,以及他所有的感觉。剥夺了他所有的气力;使得他疲惫瘫软。这也是为什么他会不住喘气,大汗淋漓,为什么他每每吹嘘夸言,为什么所有的事情,他都举轻若重。    
    他瘫伏不治在桌上,还是被他的儿子发现的,就像三十三年前,西华发现自己的父亲逝世一样。    
    我写信给维迪亚,尽可能地婉约措词。他回信,写道:“我严重忧郁几达临床症状,于事无补的那一种。每日醒来之前,噩梦总会降临,或是攻击我。其实,我总是被这些噩梦给惊醒。”    
    而他在信上结尾写道:“真好,能够在此时此刻,握住你伸出的友谊双手。”    
    仿佛,我才是那个活了下来的手足。可是,维迪亚持续悼念,而当他写完《到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一书时,他题献给西华,他说这本书,“死亡就是主题。”


第三部:维迪亚爵士的影子重要作品

    维迪亚中年晚期的某个时刻,当他专注在某一本书上,闭门遁世,案牍劳形,他的笔迹因焦虑与专注,字体越写越小,在他描述手头上正在进行的作品时,他就会打断自己的话头说道:“这是重大作品。”他夸张地肯定,“重大”二字就非大写开头不可了。    
    过去,他曾经说过:“这本书很重要。”或是:“这是本大书。”一面抬眼望去,好像看到这些书就在空中盘桓,正如先知约瑟夫·史密斯凝视着天使莫罗尼手中,金光闪闪的摩门教金盘一样。好几次,维迪亚也曾经用同样的话语赞美过我:“《蚊子海岸》是本大书。”我的非洲主题小说都是些大书,它们甚至还是重要的书。不过,这些书都算不上杰作。《大河湾》才是部杰出作品。维迪亚就是这样子,他一再重复:“这本书意义重大。意义重大。”    
    他在挖苦自己吗?据我所知,他可没这个意思。他只要一提到自己的作品,语调间就流露出至高无上的尊崇。我从来没见过别人像他这样完全投入写作的。那就是他的身教。他的投入与信念,令我着迷,也鼓舞着我,于是,我追随着他,卑微地说出相当于“伟大的主,我该做些什么好事,才能成就永恒的生命呢?”的话,来求教于他。维迪亚对于写作的信念已经近乎神秘魔幻,因为文学创作是某种形态的祈祷,某种扰人不安的祷祝。他可不是那种跟读者平起平坐的作者,相反的,他是类似高僧宣教的作者。他也绝对不会违逆他的誓言:倘若他说某本书意义重大,他就是当真的。    
    维迪亚的写作多半像是文学皮影戏一样,充斥着质感僵硬的侧面剪影,各个都是经过他敏锐观察刻画的暗影,对维迪亚而言,阴影的意义似乎远高于投射或是形塑暗影的真人实物。他完成(虽然不是他首部出版的作品)的第一本小说,《米奎尔街》最后结束在一次戏剧性的离别,正如叙述者说的:“我离开了他们,所有的人,快步走向飞机,我不回头顾盼,只是盯着自己眼前的影子,像个手舞足蹈的侏儒跳跃在柏油路面上。”    
    《自由国度》一书最后一个句子,同样也有着这样晦暗的预示。“十七个月以后,这些人,或是诸如此类的人,就会知道沙漠中完全的挫败;而直升机低空拍摄的新闻照片显示他们迷路了,他们企图步行回家,沙地上投射出长长的身影。”    
    或许是因为书名阴暗无亮,《幽黯国度》的阴影也不少,不过最佳形象却出现在阿姆利则 ,“每个锡克教徒都附带着一个敏捷的黑影。”而在他最新出版的《超越信仰》(Beyond Belief)一书中,几乎看不到任何关于山川、气候与色彩的描述,他特别写到阴影,在伊朗“晴空之下,天光云影恒常地形塑,又形塑了濯濯不毛的灰棕色山脉的山脊与低坡”。同一本书中,他多以树影评断树木,而非树叶,就像他写到巴基斯坦白夏瓦外围的树丛一样:“细长的杂交白杨木,几乎不留下树影。”而吉隆坡的赛马场上,“浓绿,久经日晒,仍旧,树影暗黑”。而德黑兰的城墙,“投射出斜长的墙影,逐渐变细到顶,再消失无迹。”甚至,活人也可以徒留身影,例如巴基斯坦的佣人,“每个巴基斯坦人家家里的下人,细瘦肮脏的影子”。    
    仿佛,在维迪亚看来,投影自有其实体。    
    当然,他不会轻浮地玩弄文字。他特别字斟句酌,因此,他也是个严苛的倾听者。他用的每个字都是刻意的,经过推敲长考;他力求简约,而他特别擅长使用原色,发掘出模棱两可与细腻微妙的字义。就他而言,使用诸如deliquesce(潮解、溶化、液化)这种字眼,是非常不寻常的,虽说,他也曾经用过一次,出现在《幽黯国度》中;nigrescent(发黑的)则仅见于《神秘的按摩师》。他宁可采“坐垫形状的”(Cushion…shaped)一词,而舍“垫状的”(pulvinate)不用;偏爱“强韧如皮革”,无视“革质”;他总是选择“延误”(delay),舍弃“蜗步迟滞”(cunctation)。任何带有炫技意味的措词,或是刻意表达风格、夸耀、虚矫的材料,任何只是为了制造效果而拼凑的文字,他一概齿冷鄙视。写作本身绝对不能招惹读者的注意。“我只是希望我的散文非常简明易懂。我不想佶屈聱牙,让读者读得结结巴巴地。”他执拗于叙述事实,毅然决然地连跟拔除作品中任何虚张浮夸的地方,以他钟爱的字眼构成演变出某种风格,某种表达意念与意念本身的方式,像是说话语气的语调,铺陈着容易辨认的句子结构。他的风格形成的自然而然,也最为突出,因为,这种风格就在于摒斥风格。他独出一格,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早期作品中的轻灵快捷已经消失了,大部分的幽默也不见了。他现在的作品内容更紧密了,更见平易,剥除了一切花腔文藻。他总括地描写山川风貌的技巧依然和过去一样有力,却简明扼要多了,文字效果完全集中在几个画龙点睛的字眼上,日光乍现,气候豹变,敏锐凸显石头,或是木材,或是一道褪去的光线。他此时的作品更添加了一层淡漠的冷静,充塞着单一色彩的不同细微变化,也因为单色而益显有力;失去了华丽的辞藻,不过,他从来就不放心华丽辞藻。而今,他尝试创造出新的游记文学形式,他让行旅中接触到的各色人等自由抒发,自剖表白──有时候,一连十几页的独白,整本书读来像在聆听一群人絮絮叨念着他们的生活,一连串的人声话语,而他则鲜少插嘴介入。    
    我总能从他的作品当中,汲取教训。我不敢断言,当地人滔滔不绝的独白,就是描写一个偏远异国最好的方式。维迪亚总是说:“让读者一目了然,自行判断。”所有的谈话,就像俄国小说中,长达十页的忏悔性演说一样,反而模糊了我的视线。他最近出版的书,翻来就像是史塔德·特柯尔誊写录音带记录的叙事,只不过,维迪亚的叙事属于冷酷而经过刻意选择的那种──带有预设立场的(tendentious),又是一个他几乎不会用到的字。    
    他不是在开自己的玩笑,不过,他紧守住自言自语的习惯,唠唠叨叨念着:“这是重大作品。”也是他在我身上探测其可能性的方法。    
    我全盘接受。他也试验出满意结果,同时,在他心里,他确实相信,这本书将是重大作品。    
    


第三部:维迪亚爵士的影子相知相惜的友谊

    有一天,他说:“你能到肯辛顿来见我吗?”    
    我说,可以,就跟维迪亚在约定的地方会合,我们约在一条小街上,一座鲜红的电话亭见面。    
    他说:“请帮我打一通电话。”    
    按照他的指示,我拨下电话号码,接通电话,请帮我找某个女人讲话;维迪亚告诉我,那个女人的名字叫做玛格丽特时,我缄默而不多评论。语气冷漠地接听电话的男人,召唤玛格丽特过来接电话,男人言语间仿佛怀疑其中有诈。我对玛格丽特说,维迪亚会在某个特定时间致电。    
    我挂断电话以后,维迪亚说:“这话要解释起来就太无聊了。”    
    他不需要解释。我也不会纳闷奇怪,如此优秀的作家能将自己手上尚未完成的作品称为“重大作品”,还是一位参加白金汉宫花园宴会的贵宾(女皇陛下授命张伯伦爵士邀请……),下一刻却像个小孩一样,哀求我帮他拨个电话号码,因为毋庸置疑?──他担心,他自己那一口无法变化的语音,恐怕会招引一记闭门羹。他不想听人家喝令他滚蛋。他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啊。    
    现在我懂了,只有朋友才能如此理解,尽管表面上,他使出浑身解数,一力擎天,其实,他也有脆弱、不确定的时候,此外,为着他冷酷挖苦的癖性,有时甚至还不公道。他盯着食指繁浩的非洲大陆说:“弓箭蛮族!”或是“卡非!”他目光掠过英吉利海峡,眺向荷兰说:“专吃马铃薯的!”他对着整个中东地区蹙起眉头,喃喃抱怨:鸡仔先生。”    
    可是,他也曾经细腻地描绘过非洲,写到欧洲则不胜感激,至于中东地区,他写了一整本有关伊斯兰的书。因此,当我试着更清晰地看待他之时,我总是避免评断一些我无法理解的事端。    
    最深刻的友谊,不在于勾肩搭背与气氛热络地相互举杯时,热诚而意气相投的欢宴作乐;相反地,深刻的友谊应该是种庄严的相互理解,彼此也鲜少论及。真正的朋友,很少会讲到“友谊”两字,也很少提及两人之间如何相连。友谊之中,存在着某种信任,只有非常少数的人能够彼此呼应;某种照料,只有非常少数人能够帮忙:诸如此类的事例,就是对于友谊的考验。你抑制了自我,接受了这个人──他的要求、他的沉默──而这也是互惠互利,有来有往的。友谊关系中没有同门手足对峙的复杂恶意──那种斗争就像是一篮螃蟹彼此倾轧。友谊同样也缺乏浪漫爱情的炽热,或是婚姻关系的契约关联。然而,只要你一察觉到对方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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