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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八日，鄂辉等人之折送到北京，奏称巴勒布王子复遣大头目赴营禀称：“情愿具表纳贡，永归王化”。乾隆帝降谕：巴勒布王子上年即欲呈献贡物，因驻藏大臣隐瞒不奏，未及举行。“今复遣头目抒诚进贡，恭顺可嘉”，俟其来使赍表贡至京时，“予以封爵，并赏给该头目等职衔，用示鼓励”。著鄂辉派委妥当官员，护送来使进京。［17］鄂辉又奏，沙玛尔巴呼图克图红教喇嘛说：“巴勒布王子、头目，尚能听我言语。但现在虽能约束，若再有接续之人，令在济咙附近庙宇居住，方有裨益。”乾隆帝知悉后，予以嘉奖，称其“能沥诚相告，甚属可嘉”，命巴忠至扎什伦布安排。［18］不久，巴忠等人奏：“扎什伦布各庙宇，系沙玛尔巴呼图克图所建，现在系伊弟子掌管”，可无庸议。［19］
廓尔喀贡使于五十四年六月出发，七月抵扎什伦布，十月初十日至打箭炉城，于“经过各土司地方，礼貌极为恭敬”。而各土司素奉佛教，见“远夷来归，接替应付夫马，莫不踊跃输将”。［20］
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十二日，乾隆帝御山高水长大幄次，赐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安南、暹逻、廓尔喀等国使臣宴。第二日，他又于此处赐上述人员条果并赏赉物品。随即他降旨封廓尔喀王子喇特纳巴都尔为廓尔喀国王，封其叔巴都尔萨野为公爵。
巴忠、鄂辉等人欺骗君主封爵许贡之事，就这样办成了。不久，成都将军鄂辉荣任四川总督，四川提督成德升任成都将军，好象真是万事大吉，但事实终究是事实，这一欺君误国大案的真相很快就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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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122；页9、l0。
［2］《圣武记》卷5，《乾隆征廓尔喀记》；《清史稿》卷525，《西藏》。
［3］《圣武记》卷5，《乾隆征廓尔咯记》。
［4］《清高宗实录》卷1323，页13；卷1332，页4。
［5］《清高宗实录》卷1309；页48、50。
［6］《清高宗实录》卷1309，页48…51。
［7］《清高宗实录》卷1310；页2、8、16。
［8］《清高宗实录》卷1310，页14、15。
［9］《清高宗实录》卷1314，页19…24、42。
［10］《清高宗实录》卷1314，页23、42、43；卷1315，页5。
［11］《清高宗实录》卷1314；页43、49。
［12］《清高宗实录》卷1315，页4、5。
［13］《清高宗实录》卷1323；页42、43。
［14］《清高宗实录》卷1326；页10。
［15］《清高宗实录》卷1333，页4、5。
［16］《清高宗实录》卷1333，页28…35。
［17］《清高宗实录》卷1334，页22。
［18］《清高宗实录》卷1334，页23。
［19］《清高宗录实》卷1339；页21。
［20］《清高宗实录》卷1342，页5。
二征廓尔喀
第三节 二征廓尔喀
一、廓尔喀再侵后藏 乾隆帝发兵追剿
正当乾隆皇帝为新招属国而高兴，鄂辉、成德沉醉在升官晋职的大喜日子里，突然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送来紧急报告，廓尔喀兵于五十六年七月初七占据聂拉木，噶布伦丹津班珠尔及戴绷被围，顿使朝野大惊。
原来五十四年初廓尔喀在与西藏噶布伦议定撤兵退地的文约中，要求西藏每年交银三百锭。一锭折合内地银三十二两，三百锭为九千六百两，西藏根本无力交付，当年就未交清。五十五年廓尔喀王叔派人来讨，没有结果，五十六年又来索要，西藏达赖、噶布伦派丹津班珠尔携带元宝三百锭，欲与廓尔喀来使谈判，交出这笔银两后将文约撤回。廓尔喀当局本已十分恼怒，移住其国的红教喇嘛已故六世班禅之弟沙玛尔巴呼图克图，因恨其异母同父之兄仲巴呼图克图独吞已故班禅的巨大赀财，遂宣扬扎什伦布富饶无比，班禅金银珍宝无数，煽动廓尔喀出兵，再侵西藏。
五十六年七月初，廓尔喀当局遂以唐古特人欠债不还、达赖失约为辞，发兵大举入侵，很快攻占聂拉木、济咙等处，八月二十日进围班禅所住的扎什伦布，“并扬言欲分三路直入前藏”。藏兵及各寺喇嘛因仲巴呼图克图尽吞已故六世班禅的珍宝财物，分文不布施各庙及藏兵，因此不愿为仲巴击敌，纷纷溃逃。仲巴见势不妙，于敌兵未到之前，即“将细软、物件搬至东喀尔藏匿，”扎什伦布寺内的孜仲喇嘛与四名堪布喇嘛，“在吉祥天母前占卜，妄称占得不可与贼打仗”。具体主管后藏事务的仲巴呼图克图既已逃窜，孜仲喇嘛又以吉祥天母的名义宣称不可与敌对抗，这样一来，僧俗“众心惑乱，不复守御，皆行散去”，廓尔喀兵占据扎什伦布，在庙中肆行掳掠，将塔上镶嵌绿松石、珊瑚等摘去，金银佛像抢去大半，金塔顶、金册印皆被掠走，大头目玛木萨野即在班禅额尔德尼静房内居住，一时后藏大乱。班禅因早已被驻藏大臣移住前藏而得免子祸。中廓之间的第二次战争便这样爆发了。
乾隆帝于五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看到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第一次呈报廓尔喀兵入侵围攻聂拉木的奏折，立谕军机大臣，指示处理办法，主要讲了五个问题。其一，起事之因。由于从前鄂辉、成德、巴忠未将西藏欠廓尔喀之债查明清还，含糊办理，交噶布伦私自还给，唐古特人“性本琐屑，复不照原议给发，致有此事”。差去的噶布伦又不善办事，末与廓尔喀讲明限期还结，并拆毁桥梁，致廓尔喀人怀疑生变。其二，委官前往。保泰闻信，即赴后藏，如已查明办妥，固属甚好，若暂时不能完事，即令四川总督鄂辉前往处理。其三，少派兵士。鄂辉不必多带兵丁，仅挑五十名绿营兵带往即行，彼系总督大员，领兵前往，廓尔喀自必闻风胆落。西藏现有达木蒙古兵丁，如再需要，可于土练番兵内就近调取一千余人，内地太远，不需征派内地兵士。其四，班禅不动。保泰所奏迁移班禅于前藏，“亦属太过”，班禅住在扎什伦布，人心安帖，倘一移动，“后藏人众必致纷纷扰乱，不成事体”，保泰决不可轻移妄动，“致惑众心”。但设若真有变乱，不得不移，亦不必拘泥于此旨，亦可迁移。其五，谕示廓尔喀，尔等前经悔罪归顺，封锡王爵公爵，“膺受恩典”，唐古特纵有欠债负约之事，亦当诉于驻藏大臣，“恳求剖断”，自能代其查办，并责处失信的噶布伦，乃并不呈明驻藏大臣，擅自围攻聂拉木，“大肆猖狂”，著鄂辉、保泰多写示帖，严行晓谕，使其畏惧慑服。［1］
乾隆帝的这道谕旨，可说是不明病因，药不对症。如若真象他所指示的不移班禅，鄂辉只带儿十名兵丁入藏，不调内地兵丁，发几张告示恐吓一下，廓尔喀就会震惊求降，藏事即了，那可真要出大祸，不仅后藏会遭受更大的骚扰，说不定班禅还可能被敌军掳去，乱子就更大了。当然，不能责备乾隆帝糊涂无能，不会应付突然事变，这位已经君临天下五十六载的万岁爷，应当说是一位能文能武的英君明主，他之所以犯此错误，完全是由于不明真相，被庸臣蒙骗了。他既不了解巴忠、鄂辉、成德伙同噶隆丧权辱国纳银赎地的真相，对鄂辉等人所呈“一切事务俱已妥为安置，欠项俱已还清”完全相信，又误信鄂辉之言，以为廓尔喀兵不堪一击，一听大军入藏，即便仓皇撤归，因此才轻视廓尔喀兵入侵之事，下此谬误谕旨。但是，他毕竟不愧为有为之君，很快就揭穿了鄂辉等人的骗局，了解了真情，确定了征剿廓尔喀的正确方针。
就在保泰之折到京的第二天，八月二十三日，巴忠因请求赴藏“效力赎罪”未被允许，便“投河淹毙”，乾隆帝非常惊异，马上感觉到必系巴忠自恃系多年御前侍卫和钦差夭臣，“凡有事件，俱系自专”，今见滋生事端，心怀疑惧，短见自戕。
过了十三天，五十六年九月初六日，乾隆帝知悉廓尔喀兵占据了聂拉木、济咙，驻藏大臣保泰调派藏兵和达木厄鲁特兵二千防守各隘，便谕军机大臣传谕阿桂、福康安奏陈对策，并着重指出，如保泰不能完事，“必须动兵时，即遣福康安前往办理。”
藏区接连传来不好的消息：廓尔喀兵侵入扎什伦布，抢掠后于九月初七日撤回本国，留千余兵屯据聂拉木、济咙等处；驻藏大臣保泰惊慌失措，防御无方，竟奏请将达赖、班禅由前藏移至青海泰宁，幸好为达赖拒绝，才未移动；总督鄂辉、将军成德畏敌惧战，缓慢前进，御敌无方，拥兵四千余名，听敌抢掠后退走，又不猛攻余兵。乾隆帝感到，不发大军征剿，难以收复失地，更难制止今后廓尔喀的再次入侵，因此，下定决心，委任新帅，准备大举进攻廓尔喀。
九月二十日，他革去保泰、雅满泰驻藏大臣之职，命福建水师提督奎林和副都统、原驻藏大臣舒濂代之，以后，又将保泰枷号示众，革鄂辉总督和成德成都将军职，授奎林为成都将军，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士毅摄四川总督，命和琳为驻藏大臣。
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帝谕召两广总督、协办大学士、一等嘉勇公福康安入京，面授方略，授其为统率大兵进攻廓尔喀的将军，后又为崇其品级，封为大将军。他又任猛将二等超勇公海兰察和成都将军奎林为参赞大臣。
乾隆帝遣派乾清门侍卫、巴图鲁、章京额勒登保、永德、珠尔杭阿、阿尼雅布等一百员随军从征。九月中，鄂辉、成德己调派汉屯兵二千二三百名、滇兵二千、察木多兵二千及换班兵一千二百余名入藏，乾隆帝又调索伦达呼尔兵一千、川兵三千、金川、德尔格、三杂谷、绰斯甲布屯练土兵五千，合共一万四千名左右。大学士兼摄四川总督孙士毅遵照帝旨，竭力筹办粮食，除西藏粮台存粮三千石、喇嘛商上现粮四千石以外，又发银在藏内采买。藏族人民积极支援大军进藏驱逐入侵的廓尔喀兵，踊跃出售粮石，孙士毅又每石加价一倍，亦才三两，较之内地运去一石需银三十余两，省费十倍，共筹集粮食七万余石，还有可供食用的牛羊一万八千余只，足够大军一万五六千人一年多的食用。藏民还愿继续售粮，达赖亦愿再供粮数万石。
乾隆帝拨发巨量银两，以供军需之用。孙士毅在五十六年九月中买粮时，是动用四川藩库“备贮军需”银一百零五万两。乾隆帝予九月十五日下谕，命户部于四川就近省分拨银二百万两解往四川供军需用。五十七年正日，两淮盐商拱箴远等呈称，大兵进藏，剿除敌兵，愿捐银四百万两，“以备凯旋赏赉之需”，帝令收银二百万两，存贮运库，听候部拨。二月初一日，又纳受长芦、山东盐商捐银五十万两、浙江盐商捐银五十万两。二月二十七日，帝谕户部拨银一百万两解赴川省，供孙士毅使用。不久又拨银二百万两解往四川。
乾隆帝除命福康安责令官兵携带枪炮弹药弓箭赴藏外，又令其在西藏采办。济陇呼图克图及藏内各寺堪布、扎萨克、喇嘛、噶布伦，“因办理军务，均各奋勉图报”，将达赖库内存贮火药二千四百佘斤、铅子二万八千斤、大小炮三十余位，“尽行交出备用”，又将各人自养之马献军。为运输军粮、达赖、班禅、噶布伦、戴绷、第巴、营官、各寺呼图克图“踊跃趋事”，将自己所养之牛“助出乌拉”，很快就筹集牛一万五千头，“分派各粮台，往来运输无误”。［2］甘肃、青海蒙古王公、土司、部民亦积极支持大军，甘肃庄浪土司鲁孙氏以大兵进剿廓尔喀，情愿赶办干柴十二万斤，以备应用，于五十六年十一月运至丹噶尔交纳。青海各扎萨克于福康安进藏时已备马数千匹，达赖又遣人前往青海，晓谕蒙古，购实马匹以供军用。乾隆帝十分高兴，几次下谕嘉奖达赖等人，赐达赖哈达、珍珠串，赐出力之堪布、扎萨克、喇嘛、噶布伦缎子，授鲁孙氏之子承袭指挥使世职，加恩赏戴花翎，达赖等人交献的马牛、火药、铅弹、大小炮位，亦予加赏，“酌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