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等公哈达哈，勇将总兵任举之子任承恩，一等海澄公黄梧之玄孙黄仕简，皆因在“十全武功”中贻误了军机而被诛戮或削爵。乾隆六十年中惟一算是略有帅材的仅是定西将军、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能算得上勇将且屡立功勋的，也只有一等超勇公海兰察一人，另外，一等武毅谋勇公兆惠、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一等襄勇伯明亮、忠锐嘉勇贝子福康安，也还算是颇能征战之将，其余多达数千名的将军、副将军、参赞大臣、提督、总兵、副将，就很难说有过什么重大贡献了。六十年之久稍能算作是帅材、将材之人，就只有上述屈指可数的几位，而且都是新涌现出来的。八旗士卒也是积久疲弱，不敢言战，十大征战中，清军主要由绿营、土兵组成，满兵仅占少数，而且还多系东北满兵和索伦兵。这样的将帅和士卒，其战斗力之弱自然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二征金川，以十万之兵对付区区二三万“番人”，还打了五年，用银七千万两，这种武功的确是来之不易。
其五，庙谟常误。乾隆帝在“十全武功”中的指挥，应当说还是卓有成效的，在大多数战役战斗中，他的决策和部署还是明智的、正确的，这是主流，不能抹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也常出差错，调度欠妥，第一武功的金川之役，便是在选错了对象、时间、将帅的条件下进行的，只能以不胜而结束。征准部的前一阶段，“以准攻准”的谬误，任帅不当，定回疆初期的小看对手，错攻缅甸轻敌冒进，等等，都曾导致军事上的重大挫折，损兵折将，一败再败。
这些重大问题本来应在总结十次用兵的《十全记》中反映出来，可是乾隆帝却对此只字不提，这只能说明他的自满骄傲讳过喜功已经到了万分严重的程度了。
三、学士尹壮图直言时弊 皇上错估政局文过拒谏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乾隆帝下达了一道极为错误的上谕，斥责内阁学士尹壮图所上奏折之非。此后直到五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将尹降职为止，在近三个月里，他多次下谕，历数尹之奏述系“希荣卑鄙，饰词谎奏”，不厌其烦地重复盛世恩典，一时成为震动京师的大事。尹壮图所奏为何？特别是皇上如何批驳，值得一究。纵观此事原末，才知乾隆帝此举，既系非常荒谬，又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其之内心境界实为低下。原来，尹壮图奏称：近来规定，总督、巡抚有过，可以“罚银数万，以充公用”，而贷其罪。此制不妥，因为督抚如能自请认罚银两而获宽免，则“在桀骜之督抚、借口以快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希望属员资助，“日后遇有（属员）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因此，“是罚项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请永停罚银之例、将罚项改记大过若干次。如才具平凡，或即罢斥，或量予京职，毋许再膺外任”。［3］
尹壮图此奏，本不算是错误，奏中所讲督抚派令属员交银，以及属员藉此挟持上司之事，早已层出不穷，若从制度上加以预防，未必非计，即使所见欠妥，尽可置之不理，几十年来臣工进呈几千几万道奏章，真知灼见者有几？还不是“报闻”了结，不值得大惊小怪，此章亦可照此办理嘛。不料，乾隆帝阅过此疏后，甚为不满，于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下谕，指责尹壮图所言对“贪黩营私自蹈重罪”之官，处以罢斥或改用京员，是“名为严之，实以宽之”，“各督抚必感尹壮图此奏矣”。他也讲到，尹壮图这样上奏，可能已知实有其弊，命其指明违法之督抚、属员的姓名，如果察实，必重治其罪。［4］
尹壮图遵旨复奏说：“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弘”，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等省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疆臣中惟李世杰、书麟独善其身”。［5］尹壮图确实是个书呆子。这个在乾隆三十一年就已考中进士之人，经过二十四个春夏秋冬，却始终在礼部主事、郎中、御史、学士中转来转去，外而抚台、藩、臬之位，内而九卿之缺，皆未谋上，可见其从政乏术。他也不想一想，这样的复奏，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之奏疏不是仅只指责某省某位总督或二三省、三几省的制台大人、抚台大人，这已经蕴藏着很大危机，他还将全国各省的总督、巡抚通通囊括在内，一网打尽，斥责他们是“声名狼藉”，所辖省区是“吏治废弛”，商民对官员之贪婪横行是痛心疾首，“蹙额兴叹”，并且是“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这样一来，尹壮图谴责的范围就太广泛了，涉及之人太多了。不管尹壮图是出于何种考虑，是有意还是无意，但事实上他的矛头是直接对准了整个官僚集团。总督、巡抚固然是其命中之的，藩臬二司、道、府州、县官员也不能幸免，全国的地方官都是贪官劣员，各省吏治俱皆废弛。而且，进一步看，这几千名“父母官”是怎样上任的，还不是由大学士、军机大臣、吏部户部尚书等九卿，亦即中央机构高级官员推荐、奏准而委派的，他们这样声名狼藉却能安然无恙稳坐大堂，自然是朝廷没有觉察，如其罪过属实，京师部院大臣和阁辅皆有失察之过，俱有徇情容隐之责，并且还可能有纳贿交结通同作弊之嫌。这样一来，从朝中一二品大臣到省府州县官员，不是赃银上万两的贪官墨吏，就是隐恶、徇情、党庇的庸相劣臣，由这上万名官员组成的官僚集团岂不是腐朽透顶，岂不应予清除，重建新的执政集团？尹壮图更没有想到，照此追究下去，必然要涉及到当今皇上。京师、地方官员如此贪婪、无能，自诩明察秋毫任人惟贤的乾隆皇帝又当何罪？如果民皆怨叹，爱民如子自封“盛世”的万岁爷又该有何想法？英明天子岂不成了重用劣员、残害百姓的暴主昏君，皇上能不生气？将生何种后果？
局势正是朝着不利于尹壮图的方向迅速发展的。尽管尹壮图所说，确系实情，讲清了时弊，但是，执政初期曾多次下谕鼓励臣僚直言诤谏之乾隆帝，这时却大发雷霆，屡降明旨，严责尹壮图。他于五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即览尹之疏的当天，便下达专谕说：自己勤政爱民，惩治贪官；“从不稍存宽假”。“自御极以来，迄今已五十五年，寿跻八秩，综览万几，自谓勤政爱民，可告无愧于天下，而天下万民亦断无泯良怨朕者”。“若如尹壮图所奏，则大小臣工等皆系虚词贡谀，面为欺罔，而朕五十余年以来，竟系被人朦蔽，于外间一切情形，全无觉察，终于不知者”。著尹壮图将何省亏空等弊一一指实复奏，否则将“自蹈欺罔之咎也”。［6］
他随即连下谕旨，继斥其非，并命户部侍郎庆成带尹壮图往查各省仓库。庆成所至省府，“辄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核”，当地官员早已设法挪补，故所察仓库皆完满无亏，尹壮图毫无办法，只有自认罪过请求处分。乾隆帝抓住此事，多次下谕严厉斥责尹壮图。现将其于五十六年正月初十日一道总结性的渝旨，摘录如下：
“前据尹壮图具奏，督抚因有赔项，派累属员，以致仓库多亏，小民兴叹，屡经降旨询问，尹壮图全改其言，虚誉朕爱民勤政。及至讯其实事，尹壮图节次复奏，总不能指实一人一事，因令庆成带同赴山西、直隶、山东、江南等省，盘查仓库，俱无亏短，是尹壮图逞臆妄言，其罪已无可逭。……
至其所称吏民蹙额兴叹之语，则实造作无稽天良尽泯之言，不可不辨。试思我国家列圣相承，厚泽深仁，洽于寰宇。圣祖仁皇帝御宇六十一年，普免天下钱粮一次、漕粮一次。世宗宪皇帝十三年中，整纲饬纪，内外肃清，爱民实政，不可殚述，其时因筹办西北两路军粮，未暇议及普蠲之事。迨朕缵绪承庥，临御五十六年，偏灾赈恤，蠲贷频施，以及修筑河工海塘，捍卫民生，所费何止万万。而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漕粮二次，为数又不啻数千万万，孚惠闾阎，有加无已。朕历观史册，自胜国以溯汉初，仅有汉文帝赐农民田租之半，史臣已侈为美谈，从未有如我朝普免正供再三再四者。朕爱养黎元，如伤在抱，惟恐一夫不获，施惠犹以为不足，是以宵旰忧劳，勤求民瘼，迨今年逾八秩，犹日孜孜，无事无时不以爱民为念，虽底小康，犹怀大惕，从不肯矜言示惠。……乃尹壮图忍为此蹙额兴叹之言，直似方今天下民不聊生，不特诬及朕躬，并将亿兆黎民爱戴悃忱，全为泯没，故不得不将朕子惠元元之实政实心一为剖析。……兹如尹壮图所言，竟已民不堪命，何以百数十年海宇清宁，地方无事，即有王伦、苏四十三、田五、林爽文等一二乱民聚众滋事、亦无不立就扑灭，民皆安堵。……
至于宫中嫔御，以及给使女子，合之皇子、皇孙等乳妪使婢，约计不过二百人，实从古宫闱所未有。朕以躬行节俭为天下先……
至现在纪纲整肃，内外大臣实无敢有营私枉法者。康熙、雍正年间，虽法度严明，吏治整饬，尚不免有明珠、徐乾学、索额图、噶礼、隆科多、年羹尧诸臣窃权交结，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亦尚有三家鼎峙之说。自朕临御以来，大学士傅恒为朕倚任多年，恪恭奉职。讷亲亦为朕所向用，因贻误军机即行正法，而平日居官并无贪黩之事也。且近日总督中，如福康安为联信任之人，毕沅与前任总督书麟、李世杰辈均系素能办事者，有敢于公然角立门户营私舞弊者乎？其有贪婪不法如王亶望、陈辉祖、国泰、郝硕诸人，一经败露，无不立寘典刑，天下各督抚当此吏治肃清之际，即有不肖之心，亦必默化潜移，岂敢以身试法！夫各督抚……倘谓藉端赔项派累属员，则断断不敢为此。……
总之，尹壮图谬妄无知，以蹙额兴叹之言诬及朕躬，诬及百姓，……尹壮图不但无君，而且无亲，人伦尽丧，岂可忝居朝列，玷辱缙绅。尹壮图著革职，交与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7］
过了二十四天，五十六年二月初四日，乾隆帝下谕，对尹壮图的上奏作了处理。他说：前因尹壮图奏督抚藉词赔项，勒派属员，“仓库遂致亏缺，商民蹙额兴叹”，遂几次降旨询问，令其据实指出，并派侍郎庆成带同前赴直隶、山西、山东、江苏等省盘查，“尹壮图目击各省库项丰盈，仓储充足，并无丝毫短缺，而往来数千里内，复见商贾士民安居乐业，共享昇平，实无地方官滋扰之事，伊又全改前言，自认为愚谬妄谈”。大学士九卿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拟将尹立即斩决。尹壮图摭拾虚词，妄行渎奏，原难从宽，其造作无稽，污蔑良民，其咎更无可逭，然朕“不妨以谤为规”，著加恩免治其罪，以内阁侍读用，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8］
乾隆帝对尹壮图之据实直谏，如此加以无理指责，并几乎将其处死，实为大谬，纯系以势压人横不讲理。这将阻塞言路，危害吏治。更加严重的是这些谕旨充分反映出，自诩明君的乾隆皇帝已无先年励精图治、知错改错、转失败为胜利、化挫折为成功的英君气魄，而变成为盲目自大、耳塞目花、文过饰非的昏庸之帝。简要说来，他在五个方面的判断，与实际情况不符，甚至是完全颠倒的。其一，他自称“无事无时不以爱民为念”，而此时之政却不是爱民而是害民。其二，他认为各省仓库“均属充盈”，其实却是亏缺甚多。其三，他自诩已达“盛世”，“海宇清宁，地方无事”，实则却是“民不聊生”，“大乱”即起。其四，他将贪污盛行“政以贿成”的污浊局面，美化为“吏治肃清之际”。其五，他夸称大权独揽并无大臣揽权营私，不料此际却是和ㄈǎ艺蠊Ｒ痪浠埃兆碓谟⒚髫沧犹绞⑹赖拿烂沃校床恢镁耙呀牛⒅埔狄呀ナВ⑹澜蝗ザ桓捶盗恕�
乾隆帝的这种错误判断和盲目自满讳过喜功的思想境界，使奸佞小人得以投其所好，乘虚而入。早在三十年前他之此弊尚不太严重之时，大学士、陕甘总督黄廷桂便深知皇上的脾气，“尝言：事英主有法。若先有市惠、好名、党援诸病，为上所知，便一事不可行。”［9］正是由于乾隆帝的上述致命弱点，才为和ㄈǔǹ舜竺牛攀顾鬃郧阕⒘舜罅啃难俳纬傻摹笆⑹馈保鸾プ蛩ヂ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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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112；页20、21、22。
［2］《清高宗实录》卷1444；页9、10、11、12。
［3］《清高宗实录》卷1367；页1、2。
［4］《清高宗实录》卷1367，页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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