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有此意，必格外加恩，锡以章服，不但按亲王品级，给予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褂，而且要照皇子服色，赏给金黄蟒袍，“以示优异”。但安南国俗，“向沿汉制，衣服及蓄发，断不可改”，令福康安询问明白，阮惠是欲改服清制，还是想买汉制衣冠，再行决定。不久，福康安寄上阮所呈请的蟒袍式样，“系汉制圆领”，此事始休。［28］阮惠因曾与暹逻交战，恐暹逻使臣告状，寄信与贡使阮宏匡，令其“据实陈奏”，以免皇上听信暹使之言，又以王母年登八十，气体颇衰，需要上等人参以供食用，让贡使采买。为此，乾隆帝赐阮惠敕说：外藩均为属国，“朕从来抚驭中外，一视同仁，属国陪臣断不敢以国中私事，上渎听闻”，帝亦不垂问各国私事。以此释其疑虑，并念国王“忠孝双全，深可嘉尚”，特赐人参一斤，以资王母补益。［29］
其三，两封世子。阮惠于入觐前夕，呈上谢恩表文。福康安将表差人送到北京，并奏阮惠带领亲子阮光垂等一同瞻觐。乾隆帝为此特颁敕谕与阮惠，封其子为世子。救谕说：“朕览王表，情词真挚，爱戴肫诚，披阅之余，深堪嘉尚”。国王亲率王子，远逾万里，诣阙祝寿，王子年甫垂髫，“情殷瞻就”，特降旨封王子阮光垂为世子，俟入觐时，颁发敕书，赏给冠服，兹先赐王子御用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香器四匣，“用示优宠”。阮惠奉敕后，立即上表谢恩，并言光垂乃系次子，长子阮光缵留镇安南，乾隆帝又下谕旨，改封阮光缵为世子，赞其“粹质温醇，英姿瑰特”，谕其在家思孝，在国思忠。［30］一国两封世子，尚为罕见，可算是帝对阮惠之优遇。
其四，安插旧王黎维祁。阮惠曾希望清帝遣放黎维祁回安南，怕其留在内地，遥遣官将，私返安南煽动臣民叛乱。乾隆帝因黎系穷迫来归，且其祖先臣服清朝一百余年，甚为恭顺，不能驱其返乡，遭阮残杀，拒绝了这一要求。但是，他充分考虑阮氏的愿望，采取一系列措施，彻底杜绝了黎氏再起的可能性。他先将黎维祁及其眷属臣民安插在广西，令其剃发易服，并让阮光显观看其情，以示决不放其归国复主安南。不久，又令福康安将其及属下人等全送北京，归入汉军旗下，编一佐领。继因其安插在广西各府者有三百七十六名，“人数未免太多”，超过一佐领的人数，改为仅让其支属亲戚和官员，约八十户左右，送到北京，编一佐领，其余之人，散遣于江南、浙江、四川等省，分隶督抚标下，“令其入伍食粮，藉资约束，以徐归民”，授黎维祁为三品职衔的佐领。以其臣黎炯等四人坚不剃发易服，并欲出关恢复故国，劝说无效后，解京监禁。［31］这对巩固阮惠的统治，铲除遗患，起了重大作用。
其五，从优款待入觐之王。乾隆帝为示优待安南主，特下两谕，要在阮惠入觐时行抱见礼和赐与金黄鞓带。上谕说：阮惠躬诣阙廷，祝寿瞻觐，“实属出于至诚”，俟其到京时，“欲令行抱见礼，以昭优异”。著福康安向其告知，“此系逾格施恩”，“实为希有宠荣”。阮惠所用衣服冠带，已命如式制造，俟其来京时赏给，但该王在国内所系之带，是红鞓，现加赏金黄鞓带，“以昭优异”。需告阮惠：“天朝体制，惟宗藩始得系用此带”，今国王蒙此殊恩，“比于亲藩”，实为难得的宠荣。［32］
乾隆帝命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等专门议定各省总督、巡抚接见安南国王之礼仪，“以宾主之礼相待”。其仪为：宾（指安南国王阮惠）至总督、巡抚衙门的辕门，从官启辞，执事官转启，宾乘舆至大堂，督抚延宾于大堂上。宾西面，主人东面，宾行一跪三叩礼，主人答拜。等等，既隆重，又详细。
阮惠入觐后，由“天朝军国重臣”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一等嘉勇公福康安亲自陪同，远行数千里，沿途设宴款待，十分丰盛，甚至“逾格优待”。有的督抚，仰见皇上宠遇阮王，又有福康安陪同，希冀获帝欢心，更大肆铺张，“欲将道路桥梁，途间屋宇，俱为修葺粉饰，甚至路旁枯木，皆行伐去”。直隶总督梁肯堂更刊刻传单，规定饭食规格，一日需银四千两。热河道府力不能支，面禀军机大臣：“接到沿途传单，供应阮光平等尖宿，一日约用银四千两。”阮到热河后，一切供支，是否照沿途传单办给。军机大臣碍于皇上和福康安，不敢直言其非，向帝奏称：“阮藩到此瞻觐，已奉旨令膳房供给饭食，务须丰盛”。若沿途已格外加丰，此处似不便从简，又难再有加增，请帝降旨定夺。乾隆帝看到款待太为浪费，太破格了，予以谴责。他谕军机大臣：阮惠入觐，福康安已给与米面肉等，陆路供应，不过肉菜，何需日用四千两。且每日尖宿供应即需四千两，“则其余宴赉舟车夫马等费，更无所底止矣”。每年帝宴赉蒙古王公大臣及各国使臣，“所用宴桌，每次皆需一百（桌）上下，用银亦不过在一千两内”。此必不晓事之督抚张大其事，任听属员怂恿，“踵事增华”，而“地方官亦借此浮冒侵渔”。每日用银四千两，往返将近二百日，当用银八十余万两。著查明系何省督抚开创此例。
随后查清，系直督梁肯堂所办，帝降谕指责其“过事糜费”，但亦不了了之，未予处罚。［33］
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十一日，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卷阿胜境召见安南国王阮惠及其得力助手大臣吴文楚，以及哈萨克汗之弟卓勒齐等，赐其入宴，同扈从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蒙古王公、回部王公、缅甸及南掌国使臣等就席，阮坐于亲王下、郡王上，帝予赐食，并赐阮王以御制诗和冠带等物。其诗为：
“赢藩入祝值时巡，初见浑如旧识亲。
伊古未闻来象国，胜朝往事鄙金人。
九经柔远祇重译，嘉会于今勉体仁。
武偃文修顺天道，大清祚永万千春。”［34］
阮惠蒙受特恩，十分高兴，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回至镇南关，请守臣代呈谢恩表文。乾隆帝知悉，又御书寿字，赐阮惠，“以为新春吉庆”，并加赏金线葫芦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对，内分贮金钱二个、金八宝一分，另赐白玉鹅一件、汉玉象一件、砝琅金盘一件、海棠盒一对、奶皮一匣、奶饼一匣，“用示眷注垂念之意”。其实，阮惠并未亲自入贡，而是派弟代替冒充，因为他既怕国中有变，又怕清帝拘留。
第二年，五十六年，阮惠以击败黎维祁之弟黎维祉及万象国之兵来献捷。五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阮惠于义安去世，乾隆帝知道以后，特赐御制诔诗，派广西按察使成林赍赴义安，于其茔前焚化，又赏大哈达一个、银三千两，“俾作好事”，封世子阮光缵为安南国主。其御制赐诔安南国王阮惠之诗为：
“外邦例以遣陪臣，展觐从无至己身。
纳款最嘉来玉关，怀疑堪笑代金人。
秋中尚忆衣冠肃，膝下诚如父子亲。
七字不能罢哀述，怜其忠悃出衷真。”［35］
乾隆帝因阮惠去世后阮光缵年幼，很担心其国的政局变化，恐怕新王难以应付危局，下谕给军机大臣说：“阮光平仰仗天朝威命，抚有安南”，但究系新造之邦，人心未能十分镇定。况与兄弟不睦，阮岳尚在广南，未免心怀窥伺。即其亲信大臣吴文楚，虽系阮光平帮同起事之人，亦未必忠诚可靠。阮光缵年幼，国中一切事务，必归吴文楚管理，“恐伊因主少国疑，中藏叵测，或致有迫胁专擅之事”。著成林到义安祭奠时，不动声色，暗加访察，如吴文楚能始终如一，为幼主尽心管理国事，“朕当优加奖励”，若其居心行事，多有不驯，成林即据实速奏，“候朕酌办”。［36］他又派福康安由四川赴往广西，以资弹压。他谕军机大臣：阮惠与其弟兄不睦，该国陪臣吴文楚久掌国事，亦恐非安分之徒，设有变乱，难以处理，需派大臣驻扎粤西数月，“而该国人情震慑，究不如福康安之声威素重”，必得福康安去广西多驻数月，“方足以资弹压”。著即传谕福康安星赴粤西，“妥为经理”，并赏给御用葫芦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对，“用昭优眷”。
福康安赶赴广西，调兵备边。不久，使臣广西按察使成林回，告称其国安定无事，乃停止，福康安移任四川总督。
其实，阮惠家族亦即史称“新阮”之忧，不在国内，不在阮氏弟兄不睦及吴文楚专权，而是旧阮的东山再起。乾隆五十一年，阮惠、阮岳弟兄发兵攻灭其主广南王时，其妻黎氏有孕，逃居农耐（今西贡）。黎氏生子阮富映，潜匿民间，长大后，逃往暹罗。暹罗王与阮惠有仇，故以妹嫁与阮福映，助以兵，攻克农耐，据地称雄，势力迅速强大。嘉庆四年（1799年），阮福映发兵攻克富春，七年八月取昇隆城，阮光缵败走被擒。此时，乾隆帝已去世三年多，无法保护新阮了。
仅管新阮二世而灭，但乾隆帝决策不再出兵安南，迅速实现允贡、封王、通商，中国与安南之间关系正常化，彼此频繁往来，互易有无，交流文化，对两国的经济发展和边境安宁，都起了重大作用。乾隆帝为此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功其勋是不会被抹煞的。
________________
［1］《清高宗实录》卷1321，页18…20。
［2］《清高宗实录》卷1321，页17、18。
［3］《清高宗实录》卷1321，页24…28。
［4］《清高宗实录》卷1323，页23、29。
［5］《清高宗实录》卷1317，页14；《圣武记》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
［6］《清高宗实录》卷1321；页28。
［7］《清高宗实录》卷1321；页28；［8］《清高宗实录》卷1323，页41、42。
［9］《清高宗实录》卷1324，页14、15。
［10］《清高宗实录》卷1324；页23。
［11］《清高宗实录》卷1324，页34。
［12］《清高宗实录》卷1325，页11、12。
［13］《清高宗实录》卷1325；页12。
［14］《清高宗实录》卷1328，页4；《圣武记》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
［15］《清高宗实录》卷1328，页4…8。
［16］《清高宗实录》卷1328，页8、9。
［17］《清高宗实录》卷1329，页10、11。
［18］《清高宗实录》卷1331，页2。
［19］《清高宗实录》卷1331，页2。
［20］《清高宗实录》卷1333；页18、19。
［21］《清高宗实录》卷1333；页18、19、20。
［22］《清高宗实录》卷1333，页21。
［23］《清高宗实录》卷1335；页18、19。
［24］《清高宗实录》卷1335；页20、21。
［25］《清高宗实录》卷1356，页21。
［26］《清高宗实录》卷1335，页19；卷1336，页6、11、13；卷1342，页8。
［27］《清高宗实录》卷1344；页4、5。
［28］《清高宗实录》卷1349，页32、33；卷1351，页34、35。
［29］《清高宗实录》卷1317，页3、4、5。
［30］《清高宗实录》卷1353，页30；卷1356，页13、14。
［31］《清高宗实录》卷1344，页22；卷1346，页30；卷1348，页12；卷1355，页6；卷1362，页11。
［32］《清高宗实录》卷1346；页22、23。
［33］《清高宗实录》卷1356，页21…25；卷1357，页19、20；卷1358，页4、8。
［34］《清高宗实录》卷1358；页13、14。
［35］《清高宗实录》卷1421，页17。
［36］《清高宗实录》卷1421；页16。
平叛改制 废除“藏王”
第十一章 抵御外侵 安定西藏
第一节 平叛改制 废除“藏王”
一、三朝苦心经营 西藏日益直隶中央
西藏很早以来就与中原王朝建立了朝贡关系，元、明两代与中央政权的隶属关系更为加强。清崇德四年（1639年），太宗皇太极遣使致书图白忒汗和达赖喇嘛，“延致高僧”。同年，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四世班禅罗桑却结坚赞、藏巴汗、顾实汗遣使贡方物，献丹书，远行数千里，历时三年，于崇德七年十月抵达盛京，丹书称太宗为曼殊师利大皇帝。太宗亲率八旗王公大臣迎使者于怀远门，隆重接待，屡设大宴。第二年五月，太宗遣察干格隆等喇嘛随来使往西栽，致达赖、班禅、藏巴汗、顾实汗、红帽喇嘛噶尔马等人各书一函，称五世达赖为“大持金刚喇嘛”，“恭候安吉”，赠金碗、银盆、玛瑙杯、水晶杯、玉杯、镀金甲、金银带、宝刀等物，致斑禅之词与礼物，均与达赖相同。双方之间第一次建立起友好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