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其父之安静奉法，其“纵恣逞威，人心离怨，多行不义，必自速厥辜”，谕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和纪山、傅清四人“密行会商”，“有备无患”。［8］
此谕刚下不久，十二月十一日驻藏大臣纪山之折又到，奏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控告其兄镇国公珠尔默特策布登发兵兴乱，欲征取果弼奈，直往西藏，已调兵防护，并奏闻请旨。乾隆帝于当日连下四道谕旨。在给军机大臣之谕中，他指出珠默尔特策布登不大可能作乱，恐系其弟之捏控诬陷，令四川总督、提督备兵二三千，以备入藏平乱。在给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弟兄二人之谕中，劝其和解罢兵，听帝裁决。紧接着，他又陆续下谕，指示驻藏大臣、四川总督、提督注意形势的发展，防止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作乱。四川总督策楞于十四年十二月奏请恢复原来裁去的五百名驻兵，因驻藏大臣手下目前只有兵一百，难以应付事变，且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刚奏准裁去这五百名驻兵，便生事端，更表明应当恢复原制。乾隆帝于十五年正月初四日收到策楞之奏，十七日下谕给军机大臣，令传谕傅清及往代纪山之侍郎拉布敦，命其商议恢复五百名驻藏之事，如有益，则复设。纪山离藏以前，因被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封锁消息和受其影响，在奏报其弟兄争端时，偏听郡王的话，并言其兄镇国公珠尔默特策布登已于十四年十二月去世。
驻藏大臣傅清、四川总督策楞、四川提督岳钟琪也一度未曾看出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诬陷其兄杀戮其兄之真情和实质，于十四年十二月末联合上奏，误认为，此系由于郡王“与兄不睦，架捏诬害，决不致有侵犯内地之事”，乾隆帝赞同三人之议，于十五年正月十二日，下谕说，此言“大约近是。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承受天朝爵禄，保有藏地，尊荣已极，更欲何为？倘使称兵犯境，实乃自速厥辜，毫无益处，伊岂肯出此？”［9］
十五年四月初四日驻藏大臣傅清之折到京。傅清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前往萨海等处，安抚伊兄“所扰之人”，察阅哈喇乌苏等处兵丁，已于三月初一日起程。其“感念”帝恩，“不惜其身，欲竭力报效”。乾隆帝读过奏折后下谕：现在珠尔默特策布登已死，“藏地宁静无事，从前生此事端”，皆系纪山处理不当所致。［10］
十五年五月初五日，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的紧急奏折到京，言及已察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前往萨海地方，“有调动部兵搬运炮位”等情形。乾隆帝下谕给军机大臣，仍以为其系因兄长的属人不愿归顺于己，欲前往办理，调兵防卫，或系因兄弟争斗，惧朝廷治罪，故往萨海躲避，并非欲图集兵谋叛。他强调指出：
朕去年加恩赏赉，及允伊与青海亲王联姻，前后恩旨，实足以释彼之疑，想尚未到，如经奉到，自必晓然喜出望外，不复怀疑矣。若谓其别有异谋，则不必虑。从来有异谋者，非有所贪图希冀于所不当得，则必祸患迫身，出于不得已。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言之，伊身为藏主，操生杀而擅富贵，俸赐所颁，贸易所入，岁获重赀，而且倚藉中朝声势，众蒙古皆与往来，可得厚利，伊更何所贪图希冀？若叛去，则全无所得，伊何所利而反耶？至伊远在天末，虽有大臣往驻，并不监制其行为，分夺其声势，伊又有何拘束困苦，而以逆谋自救耶？利无可图，害无可避，而谓其将有异谋，诚过虑也。且使果有异谋，则西藏伊所驻扎，何不据此举事，而转至萨海，欲何为耶？……即如从前以五百兵驻藏，何足御侮，况已经撤回，若更令重驻，彼第以五万之众应之，势必不敌，将见番属骚然，兵民俱困，天讨未伸，即内地不胜其扰。以此观之，惟当镇静持重，听其自行自止，在我本无加罪之意，在彼自不存致疑之端，傅清、拉布敦当领会此意。……
彼时（冬季）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当已深知天朝德意，积疑冰释矣。将此详悉传谕傅清、拉布敦知之。”［11］
这道谕旨，十分准确、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乾隆帝对藏王的政策是极为错误的，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其一，乾隆帝过分依赖和优遇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使其掌握了西藏军政财刑大权，成为西藏最有权势和极其富豪之统治者，即谕中所说“身为藏主，操生杀而擅富贵”。其二，过分姑息养好，对藏王的不法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最多是略加规劝，且听其辩解即置之不问。乾隆帝明明知道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虐使其下，且与达赖喇嘛不和”；驻藏大臣纪山至藏一月以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才出来相见，“颇有轻忽之意”，他也了解其兄之死甚有疑问，但一经其巧言诡辩或“自请处置”，即不了了之，不子深究，不加防范。甚至在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奏请撤走驻藏的五百名兵士时，他也轻从其请。
这样的纵容，必然会助长藏王的专横跋扈，使其不轨之心愈益发展，最终走上兴兵叛乱的道路。
其三，因循苟且，欲图侥幸免祸。乾隆帝认为，战火一燃，藏地骚动，其地“地居极远”，征讨未必成功，而内地却早已不胜其扰，因此，“惟当镇静持重”，即听其自行自止，不要施加约束，以图幸免战祸。
其四，驳斥了傅清之议，不许他们轻易怀疑藏王，更不许他们采取措施制裁藏王。他不厌其烦地找出各种藉口，来证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不会谋反，不会兴兵反抗朝廷，一再警告傅清、拉布敦要慎重，不要过虑，不要认为其将谋叛。
过了一个月，六月十一日，驻藏大臣拉布敦的奏折又送到京师，言及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将恭布等处火药带走四十九驮，调去兵一千五百名，“藏务尚在未定”，乾隆帝仍然下谕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不会“有叛逆之意”，不可轻举妄动。
乾隆帝的这些错误做法，削弱了应变之力，束缚了驻藏大臣的手脚，滋长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叛逆的野心。他本想纵容其行以免战祸，不料，姑息养奸，就在他再三强调藏王不会反叛之时，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却早已潜谋不轨，调兵遣将，快要发动公开叛乱了。
三、“双忠”计诛叛王 为国捐躯
乾隆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在西藏拉萨，发生了“双忠”计诛叛王为国捐躯可悲可喜的大事。原来，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于十二年袭承王爵总理西藏事务以后，就与达赖不和，对达赖“无尊信恭顺之意”，且仇恨驻藏大臣和驻兵，欲图谋叛，驱逐驻藏大臣，孤立达赖喇嘛，割据西藏，自立为王。他于十三年奏罢驻藏五百兵士，十四年发兵攻打其兄镇国公珠尔默特策布登，迫其致死，并逐其子。他还秘密通书准噶尔，请兵为外援。十五年三四月，他又扬言准噶尔兵将侵西藏，聚党二千，欲图发动公开叛乱。藏王的如此不法行动，使当时的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心忧似焚，急谋对策。傅清是孝贤皇后和大学士傅恒之弟，乾隆初由侍卫累迁至天津镇总兵，十一年授副都统任驻藏大臣，十三年还任天津总兵，迁古北口、固原提督，十四年末因纪山无力处理藏务，复被帝委任驻藏大臣。拉布敦系吏部尚书、署川陕总督锡勒达之子，力大善射，能弯十力弓左右射，又工诗文，习外国语言，初袭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从征准噶尔，立下军功，授世管佐领，并以“勇士”蒙赐孔雀翎，乾隆八年任参赞大臣，九年任定边左副将军，寻署古北口提督，十四年末以工部侍郎赴藏为驻藏大臣，十五年授左都御史。
乾隆十五年初，傅清、拉布敦相继到达西藏。他俩在三月初一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出发前往萨海以后，便迅速察觉到藏王在聚集兵力，筹办火药枪炮，准备谋叛，立即密奏朝廷，但乾隆帝于五月初五、六月十一日，两次下谕，断言藏王不会造反，训诫二人不要猜疑，不要轻举妄动。按一般传送谕旨的做法，这两道谕旨分别应在六月初和七月初送到拉萨驻藏大臣衙门。这可使傅清、拉布敦十分为难，遵旨行事吧，眼睁睁地看着藏王日夜纠集党羽，煽惑藏民，约期起兵，大乱即将爆发。那时，二人性命固然难保，达赖喇嘛也可能遭殃，清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权将会丧失。即使皇上派遣大军进剿，千里迢迢，转运困难，藏区和内地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将受到很大损失，而且战火一燃，不知有多少藏、满、汉族人民会战死疆场，尸横遍野血染高原的悲剧必将出现，停战以后民族之间的隔阂又将加深。要想避免这场大灾难，及早消灭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叛乱，这又会冒极大的风险，将会被定上违旨欺君的大罪，这可是要处以死刑，抄没家产，甚至株连亲属的。而且，就算舍此不论，平叛以后奏请皇上宽有抗旨之罪吧，又哪有力量来镇压叛乱。仅有的五百名驻兵，被藏王奏请皇上撤走一年多了，傅清、拉布敦手下，不过一百余名属员和兵士，怎能对抗拥兵二万余人的藏王。就算是拉布敦体壮力大，也是寡不敌众，无法取胜。上有皇上严旨压顶，外有叛乱天兵，区区一百余人，怎么办？傅清、拉布敦真是忧心如焚，坐卧不安了。
他们只有一面侦察逆情及时上奏，一面绞尽脑汁，寻觅平乱之法。十五年八月初，傅清、拉布敦上折奏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到后藏后，将噶布伦（即噶隆）第巴布隆赞等，“诬搆抄没”，逐出其兄之子珠尔默特旺扎勒，其父颇罗鼐所用旧人，“杀害抄没黜革者甚多”，现带兵二千余名在前藏后三百余里达木地方游牧。乾隆帝于九月初七日看到此谕，批示：“此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乖张悖戾，但道路辽远，可暂听之。如果关系者大，再行筹画”。［12］
形势愈益险恶，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计日举事”。九月初，傅清、拉布敦又紧急上疏，奏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现在调兵防阻，有谋为不轨之意”，应俟其“由打克萨地方回来接见之时，即为擒拿，翦除此孽”。乾隆帝于十月初八日收到此折，立谕军机大臣：傅清、拉布敦“所见，甚属冒险”，轻率举动，“必至酿成大事”，但二人已奏明“不待请旨，即行乘机办理”，现虽降旨阻挡，“令其不可妄动”，路途遥远，也难预定，若其先接此旨，尚可从容办理，若已采取行动，又不能翦灭，“势不得不为用兵之计”，可谕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预筹征调川兵，以为防剿之计”。［13］他又派兵部侍郎班第迅速前往，会同傅清等人相机办理。
过了十四天，十月二十二日，傅清、拉布敦之紧急奏折又到，奏称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将策凌旺扎勒调去，抄没其妹夫公班第达家产，“其跳梁之状，日益显著”，欲设法诱擒藏王，“照前奏办理”。乾隆帝阅过后，下谕说：“此事看来势不容已，自应擒获，明正其罪，已传谕班第谨密详慎，乘机行事”。即行传谕策楞、岳钟琪“悉心筹办”。［14］策楞遵旨，备兵八千名待命。
乾隆帝到十月二十二日才下定了擒获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决心，可是为时已晚，九天以前西藏就出事了。
傅清、拉布敦并未接到上述三道谕旨，因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已断绝塘汛。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下令，“沿途汉士兵民及文书，俱不许往来出入，”军书不得达。傅清、拉布敦见火在眉睫，情急智生，决心孤注一掷，冒死擒贼。二人商议说：“今贼谋日甚，吾侪若不矫诏诛之，使其羽翼已成，吾二人亦必为其屠害，……弃二藏地也。不若先发制人，虽死犹生，亦可使继之者易为功也。”［15］二人议定，以宣读圣旨为名，于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召珠尔默特那至通司岗衙门，使登楼接诏。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登楼后，傅清手下人员遵令撤去梯子；当藏王跪拜时，傅清突然从后面挥刀斩断其首，斥其“违天子令，且忘尔父，罪不可赦”，并杀其随从四五人，宣布胁从不问。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死党卓呢罗卜藏扎什跳下楼后纠集党羽数千，进攻衙署，围楼数重，“施放枪炮，周围放火”。傅清遣人往传班第达救护，班第达因力薄势孤，不能救护，奔告达赖。达赖遣众僧前往救护，使人拦阻，叛党不听，“放火烧房，”众僧不能进去。傅清身中三伤，立即自尽。拉布敦挟刃跳楼，斩杀叛兵数十人，身中多伤，力竭被害。主事策塔尔、参将黄元龙自尽，从死者兵士四十九人、商民七十七人，粮务衙门被劫去库银八万五千余两。达赖令班第达“集兵拒逆”。十四日卓呢罗卜藏扎什带兵潜逃，十五日达赖令公爵班第达“暂理藏王事务”、附近喇嘛、番众等俱已归顺，官兵八十余人和百姓一百一二十人逃往布达拉，“达赖喇嘛给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