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安定藏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川总督策楞、驻藏大臣班第到藏后，执行帝旨，宣读上谕，抚慰达赖、班第达，了解藏情，于十六年二月初上奏说：“到藏详看，达赖喇嘛意甚感悦，公班第达并各番，情形恭顺，现在实转关一大机会”。现正与藏地噶隆、众卓呢、班第达、达赖等商办诸事，待兆惠等人抵藏后，“公酌妥办，务期达赖喇嘛得以专主，钦差有所操纵，噶隆不致擅权。”乾隆帝于二月二十九日读折后批示：“览奏俱悉”，“甚是”。［23］
策楞、班第抓紧进行惩治叛党等事。班第早在策楞到藏之前，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将首恶卓呢罗卜藏扎什及要犯阿喇布坦等二十余人处死，抄没其家产变价入宫。策楞等四位大臣，又遵旨将叛王之妻子正法，没其赀财。叛王所得原颇罗鼐分食钱粮的林青侧并颇拉二处，系早年拉藏汗所赏，现将二处人地照旧归达赖管辖，两处所收差赋，值银二千六百余两，遵旨拨五百余两赏给班第达，余银赐与达赖，以赏达木蒙古。
根据乾隆帝的谕旨和他批准的策楞所奏三原则，“达赖得以专主，钦差有所操纵，噶隆不致擅权”，策楞等四位大臣细心筹划，于十六年二月奏上“酌定西藏善后章程”，现摘录如下：
“一、西藏办事噶隆，向例四人，噶隆布隆簪失明，被珠尔默特那木扎勒革退，现存班第达、策楞旺扎勒、色裕特塞布腾三人。班第达奉特旨以公职办噶隆事，策楞旺扎勒、色裕特塞布腾查无党羽情形，且系奉旨原放噶隆，并赏有扎萨克头等台吉职衔，应仍留办噶隆事。布隆替缺，选放深于黄教喇嘛一人，赏给扎隆大喇嘛名色。一、噶隆会办事件，旧于噶沙公所会办，自颇罗鼐后，各噶隆俱办事私宅，舍官放之员不用，添用私人，嗣后应仍赴公所会办，私放之员裁革。一、各处第巴等官，有管理地方教养百姓之责，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各放私人，其人又不亲往，差家奴赴办，扰害地方，嗣后噶隆等应公同禀报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补放。家奴代办者撤回，人地不相宜者换补。至各寺堪布喇嘛，并照旧由达赖喇嘛选派。一、卓呢尔、商卓特尔、曾本、随本各官名色，惟达赖喇嘛前有，颇罗鼐封王后，亦照添设，应查革，只于公所设立卓呢尔二人，兼领原设之仲意笔七格等办公。一、噶隆向只办地方事，兵马卡隘俱责成代奔。后藏地小，且设代奔三人，卫地大，仅代奔一人，遇差假，无人弹压地方护卫达赖讯嘛，应添设一员，于补放时一体颁敕。一、全藏人民，向属达赖喇嘛按地方大小，人户多寡，均定差徭。颇罗鼐等任意侵占，或市私滥赏，甚至擅给免差文书，于所憎则加派。嗣后噶隆、代奔等，应公查旧档，除因功劝赏毋庸撤回外，私赏滥免者，并查禀达赖喇嘛撤缴，加派者减。一、达赖喇嘛差务，向由地方百姓供应，自颇罗鼐任事后，凡噶隆、代奔等，差人往西宁、打箭炉、色尔喀马、阿里克等处交易，亦私出牌票，致乌拉派累百姓，嗣后应禁止。遇公事，察明达赖喇嘛，发给印票遵行。一、达赖喇嘛仓库，向系仓诸巴专管，公事动用，噶隆等禀明达赖喇嘛代理，启闭俱以达赖喇嘛印封为凭，颇罗鼐始行擅取，嗣后应仍照旧办理。……一、达木蒙古，前经颇罗鼐奏由该王差遣，……（现）愿归达木侯差，自宜妥为安顿，其现有头目八人，……改为固山达，所属择授佐领、骁骑校各八人，给顶戴，归驻藏大臣统辖，仍令每佐领各派十人，驻藏备差。”［24］
乾隆帝阅过这一章程后，批准执行。这对于限制、削弱噶隆之权，提高达赖和驻藏大臣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减轻藏民的负担，安定藏区，增强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管辖，密切藏族人民与其他民族人民的联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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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世祖实录》卷74；页18、19。
［2］《清高宗实录》卷166；页23。
［3］《清高宗实录》卷256，页6、7。
［4］《清圣祖实录》卷161，页9；卷174，页14。
［5］《清高宗实录》卷286；页26…28。
［6］《清高宗实录》卷296；页10。
［7］《清高宗实录》卷351，页6、7、8。
［8］《清高宗实录》卷351，页10…13。
［9］《清高宗实录》卷356，页15。
［10］《清高宗实录》卷362，页7。
［11］《清高宗实录》卷364，页6、7、8。
［12］《清高宗实录》卷372，页9。
［13］《清高宗实录》卷374，页10、11。
［14］《清高宗实录》卷375；页10。
［15］《圣武记》卷5，《国朝抚绥西藏记下》：《啸亭杂录》卷9，《拉傅二公》，《清高宗实录》卷376，页30；《清史稿》卷525，《西藏》。
［16］《清高宗实录》卷376，页30、31；卷377，页30；卷379，页22、23：《圣武记》卷5，《国朝抚绥西藏记下》；《清史稿》卷312，《傅清传、拉布敦传》卷525，《西藏》。
［17］《清高宗实录》卷377，页3、4。
［18］《清高宗实录》卷1318；页30。
［19］《清高宗实录》卷377，页12。
［20］《清高宗实录》卷377；页8、9、10。
［21］《清高宗实录》卷377，页15…19。
［22］《清高宗实录》卷377，页32、33、34。
［23］《清高宗实录》卷383，页23。
［24］《清高宗实录》卷305，页15…18。
一征廓尔喀
第二节 一征廓尔喀
一、廓尔喀首侵西藏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驻藏大臣、一等诚勇公庆麟的急折，送到北京。庆麟奏：巴勒布廓尔喀属下头目苏尔巴尔达布等，西向沮木郎部落掳掠后，复东向藏入寇，“现在前后藏俱各严备”。
巴勒布廓尔喀，又被称作巴勒布、廓尔喀，后来叫尼泊尔。
为什么廓尔喀要入侵西藏？看来还得将历史巨册翻阅多页。先得从七年以前班禅东行说起。
乾隆四十三年，六世班禅罗布藏巴勒垫伊西请章嘉呼图克图代奏，“因庚子年（四十五年）为大皇帝七十万寿，欲来敬祝”。乾隆帝非常高兴，允其所请，并谕令隆重接待。他特遣皇六子质郡王永瑢和吏部尚书、总谙达、领侍卫内大臣永贵千里迢迢，赶到岱汉迎接，陪同前来热河，命向导处大臣编定从岱汉经察哈尔、多伦诺尔、克什克腾、翁牛特、喀喇沁、赛因达巴罕等处到热河的行程住宿地点，召陕甘总督、山西巡抚入觐陛见，“面谕妥办”接待班禅的食宿等事。漠南蒙古哲哩木盟长奏称帮马二千匹、驼二百头，喀尔喀四部蒙古王公亦愿帮助马驼，供班禅使用。乾隆帝特令于热河为班禅建须弥福寿之庙，俗称小扎什伦布寺，供班禅来时居住。沿途各省官员遵奉帝旨，认真安排，迎送接待十分周到。
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清旷殿召见班禅，“赐坐慰问，赐茶”。二十四日，他又御万树园大幄次，赐班禅及扈从王公大臣与蒙古回部王公等人宴，赏赉冠服金银缎匹。班禅率众呼图克图为帝诵经祝寿；九月初二日进京后，帝又屡屡赏赐。不料班禅出痘，于十一月初二日圆寂于京师。乾隆帝十分哀痛，于四十六年正月初十日下谕给达赖，详述班禅入京祝寿、蒙帝优遇及其患病等情，以及护送灵柩回藏等事。他说：
“班禅额尔德尼前以庆祝七旬万寿，起程来京，节次遣散秩大臣、副都统等携带御用朝珠鞍马等物，沿途宴劳，并命皇六子同章嘉呼图克图等迎往赏赉，于七月二十一日至热河朝见。万寿节班禅领尔德尼率领众呼图克图等诵经祝厘，于九月初二日来京，叠加赏赉，每遇朝见，意甚欢欣，并无欲归之语。十月二十九日，闻其身体发热，即遣医诊视，知花痘见苗，朕复亲临看视，忽于十一月初二日圆寂。虽本性如如，去来一致，而笃诚远来，未能平安回藏，朕心实为悼惜。尚卓特巴忠克巴呼图克图，系班禅领尔德尼之兄，而大绥绷乃其高弟，著加恩赏给忠克巴呼图克图领尔德木图诺们汗之号，赏给大绥绷扎萨克喇嘛职衔默尔根堪布之号，俟百日奉经事竣，于二月十三日护送班禅额尔德尼灵櫬起程，并遣理藩院尚书博清领、乾清门侍卫伊鲁勒图等，送至扎什伦布。扎什伦布所属人众，皆赖尔喇嘛掌管，务须仰体朕怀，加意约束，善为教养，此即为吉祥善事矣。”［1］
六世班禅之死，不仅是清政府和蒙藏地区一大损失，而且由于其弟兄之贪利，导致了廓尔喀军的入侵。原来，班禅在京朝觐及其圆寂，乾隆帝多次厚赐珍宝财物，京师各王公大臣及内外蒙古“所供养”、“中外施舍，海溢山积”，“无虑数十万金，而宝冠、璎珞、念珠、晶玉之钵、镂金之袈裟，珍宝不可胜计”，皆为其同父异母之前兄忠克巴呼图克图（仲巴呼图克图）据为己有，既不布施各寺及唐古特兵（藏兵），连班禅之亲弟沙玛尔巴，亦藉口其系红教喇嘛，而分文不与。［2］沙玛尔巴非常气愤，于四十九年前往廓尔喀，极言仲巴呼图克图拥有班禅的巨万赀财和奇珍异宝，并很有可能详告后藏地形守备等情况，将唐古特信佛厌战和唐古特兵懦弱畏敌之情告诉廓尔喀国王，“以后藏之封殖，仲巴之专汰”，煽动其出兵侵藏。［3］
廓尔喀出兵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贸易纠纷问题。以前，巴勒布部落与后藏之间的交易，系行使巴勒布所铸的银钱，掺有铜铅，成色不纯。廓尔喀兴起统一巴勒布等部以后，改铸新银钱，银的成份增加，廓尔喀就要求西藏人承认一个新银钱当二个旧银钱使用，藏人不愿。在贸易中，一些藏商将廓尔喀必须购买的食盐搀入沙土，牟取厚利。噶布伦索诺木旺扎勒“肆意妄行，苛取商人物件”，第巴桑干“擅增税课”，将廓尔喀人的货物“任意加税”，廓尔喀人“实不能堪”，故兴兵报复。［4］
当然，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只是廓尔喀可能入侵西藏的理由和原因，而最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却是廓尔喀国正在迅速发展，军事力量相当强大，执政者力图对外扩展。廓尔喀原本系一小小部落，后其酋长博纳喇赤发奋图强，练兵习武。相继统一了曾向清朝进贡的巴勒布部及其他二十余部，版图急剧扩大，国境东西二千里，南北约五百里，北连后藏边境。此时的国王是博纳喇赤之孙喇特纳巴都尔，因年幼，由其叔巴都尔萨野执掌军国大权。
巴都尔萨野正想对柔弱的唐古特人用兵，遂藉沙玛尔巴的投奔和商务纠纷，于乾隆五十三年六月派兵入侵西藏，占领聂拉木、济咙二处，不久又夺据宗喀，围攻胁噶尔寨，中廓之间的第一次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二、噶隆、钦差合谋 丧权纳币赎地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驻藏大臣庆麟的两道奏折送到大内，奏称廓尔喀头目苏尔巴尔达布率兵“向我边入寇”，抢占了济咙、聂拉木二处，围攻宗喀，“现在前后藏俱各严备”，卫藏兵力不敷堵截，已飞咨四川调拨驻防绿营官兵应用。［5］乾隆帝于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日连下五道谕旨，调兵遣将，前往迎剿。他在谕旨中说：巴勒布（即廓尔喀）与卫藏聂拉木、济咙、宗喀三处接壤，此三处“系卫藏所属地方”，理应派兵“堵截擒拿”，但班禅年幼，仲巴呼图克图系出家之人，“难免震惊”。著驻藏大臣雅满泰立即带领绿旗兵与达木厄鲁特兵，前赴扎什伦布，“将班禅额尔德尼加意抚慰”，与仲巴呼图克图等人商议，所有后藏和巴勒布接壤地方，“俱宜力为守御”，前藏亦令庆麟严加防范，若聂拉木、济咙、宗喀一有挫失，即先将班禅迁往前藏，“方为妥协”。著四川总督李世杰、四川提督成德于绿营及“番兵”内，就近酌调三四千名，派驻防满兵五百名，命成德与建昌镇总兵穆克登阿统领，迅速赴藏，令成都将军鄂辉星夜返回成都，若事尚未了结，即速至西藏统军堵御。如兵不够，再带二三千名前往应用。［6］
过了几天，他为筹备粮草，于八月初一、初三、初四三日，连下上谕六道。他指出，西藏距四川省城很远，由打箭炉至后藏用兵处有五千余里、共九十余站，运粮则需分为二百站，若兵丁口粮马骡草料皆由内地解送，需费浩繁，转运艰难，著照从前成案，于藏内就近购买，比平日采买之价，略为增加，并与噶隆班第达及仲巴呼图克图商议，将达赖、班禅仓库存粮拨充军用，先行估价给银，事峻以后再行买补。为此他还特给西藏僧民下达专谕，讲述买粮供军堵御廓尔喀之事。他说：达赖、班禅数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