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风暴- 第1部分

　　　　2004年夏天，人均GDP已经超过一千美元的中国经济依然保持高速增长之际，一场学者演讲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辩论。一位生于台湾学自美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的一次商业演讲中，批评了中国最知名的民营企业所有者之一的顾雏军。郎指责顾利用改革之名侵吞了大量国有资产，而顾随即起诉郎诽谤。类似的争论在过去十年中时常有所闻，但是这一次的激烈程度、牵涉范围和反应强度则超出了大多数人（包括郎咸平本人）的预料之外。　　　　
　　　　中国是现在全球市场化历程之中最大规模也是最重要的尝试，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财产的重新分配是否能够以公正的方式进行，成为十三亿人口的转轨国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公众逐渐发现，一些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探索者，原来他们身上存在着天使与魔鬼的双重属性的：一方面，他们显然是那一代人中几乎最勇敢、几乎最精明、也遇上了几乎最好的机遇，他们把握住了社会变迁的潮流，提升了生产力，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具有难以完全控制的本能，通过对商业游戏规则的熟悉，将原来不属于他们的资产，在灰色地带通过技术手段的转化，成为自己的财富。　　　　
　　　　这个事件之所以迅速掀起轩然大波，这无疑是某种积累了一定时间的社会情绪喷发而成。中国改革前十五年基本上可以用增量改革来描述，带着玫瑰色的美好梦想，几乎所有人都是受益者，僵化不合时宜的体制被冲破之后，人们分享到经济成长社会进步带来的利益。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体制内的人不受损，体制外的人福利增加，从而使改革较少有失利者，几乎接近了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改进理想状态。此时，改革较为顺利，反对主流经济学也缺乏现实的理由和群众基础，从而使主流经济学理论得以大量深入地传播。但当改革在90年代中后期经过冷热变化，进入另一阶段之后，利益的得失变得对立起来。那种皆大欢喜的平衡感被打破了，贫富分化和商业竞争的激烈，改革深化到了存量调整阶段，这样出现了大量的利益受损者，在没有得到应得、起码的补偿的情况下，他们放大了反对主流经济学的声音。相当多的人群渴望摆脱不安定感，经济需要在高GDP时代的新秩序和新规则。朝向市场化民营化的产权改革，不再是不需要证明就能获得一边倒的社会认同的金科玉律了。　　　　
　　　　郎咸平风暴，就是这样特定条件下的产物。　　　　
　　　　


第一部分：序我所见的郎咸平（1）

　　　　有人说，同样来自台湾，同样是以学者身份自居，同样说话发言火药味十足，郎咸平就是另外一个李敖。　　　　
　　　　不，老郎比李敖杀伤力还大。一位曾经和郎咸平合作过的主编开玩笑说。　　　　
　　　　这么说的理由是，李敖只在台湾骂，而且现在来看，李敖骂的影响力，确实比不上在内地也疾言厉色的郎咸平。　　　　
　　　　无论如何，2004年，对财经界而言，都有一个名字很难绕开，那就是郎咸平。这位头发斑白表情丰富又深受媒体追捧的华人海归教授，不管你对他是否喜欢，是否认同，他就是这样一个存在。　　　　
　　　　炮轰了内地声名赫赫的企业之后，在反对声音汹涌袭来的时候，他仍然一次又一次不知疲倦地在讲坛和采访之中发出自己爱憎极为鲜明的声音。有人说他是股民守护者，是社会良心；他说谢谢了，但我不搞传教士那样的道德批判，我只是一个坚守自己学术信仰的学者，没有被神化的必要。有人说他沽名钓誉、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暗示他不厚道，无耻；他说，我只是用数据说话，把我的研究结论公布给社会。媒体说他是学术摇滚，说他自称要当谢霆峰和小燕子；但是他说，这些只是戏言。　　　　
　　　　不过，他也会当仁不让地说，自己在世界一流的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是华人经济学家之中的第一位，他会一再强调自己是世界级的公司治理专家，是财务学亚洲第一人。　　　　
　　　　不平则鸣。这是我对认识三年多的郎咸平的最大感觉。　　　　
　　　　无论是对民营企业掠夺性的判断，还是对产权改革的质疑，无论是反对人民币升值还是对宏观调控的肯定，这些都是郎咸平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思维沉淀，虽然这些结论学界还存在争议，不一定很能为外界接受，但是这都是他长时期研究的结果，所以，他会不断通过很多方式表达出来。　　　　
　　　　他可能过分高调和强势，可能太多时候采取和内地学者方式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但是，这些让人不适应的地方，和他的学术研究的价值没有关系。他的态度和情绪，也不能成为抹杀他充满勇气提出独立特行的学术观点的价值。　　　　
　　　　当然，我不是学者，对于经济以及企业的研究也有限，所以不是每一个郎教授的结论我都能理解和支持。但是，我耳闻目睹，以及由郎教授的学生和同行之中得来的信息，都能够体会得到，郎教授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专注和专业。因此，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接到律师信的时候会怒不可遏。因为，那是他最看重的东西。　　　　
　　　　《新财富》杂志的原主编张信东，是郎咸平教授在内地的第一个亲密合作者，他们联手推出的〃德隆系研究〃、〃坏帐魔术〃、〃担保圈〃和类家族企业等等十几篇研究报告，是透视中国资本市场深层次问题的经典之作。后来虽然因故两人不再合作，但是，张信东对郎教授印象最深的两点，其一是他对学术的专注以及研究之中的无情－－对自己以及对他人。其二，就是郎教授生活的尽量简单－－最大限度地投入学术研究。　　　　
　　　　印象所及，大凡财经领域之中的学术问题，是他研究过或者研究之中的，郎教授都会有问必答，侃侃而谈。有时候，他也会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完全想好，于是半天或者一天之后，我就能收到他的电话，说你问的那几个问题已经答复了，给你邮件发了过去。他几乎是问题不过夜的学术〃原教旨〃主义者。不过，如果是那些他没有涉及的范围，他会斩钉截铁地第一时间给你说没有看法，说这个我没有研究。　　　　
　　　　2004年8月下旬，有一家媒体委托我采访郎咸平，希望他谈谈个人的思想变化，也希望他谈谈个人抱负和最大影响等等。郎咸平听完我的访问提纲，想了很久，说这个事情可能不是内地媒体想的那样，我不希望被神化，我只希望大家关注我的学术研究的贡献，没有必要把自己塑造成为偶像。　　　　
　　　　于是，当天我们长谈至深夜，也就有了在《外滩画报》上面，本人执笔，郎咸平夫子自道色彩很浓的《　郎咸平：传教士批判有悖于我的科学训练》。这篇报道成为《外滩画报》8月24日的重点稿件。　　　　
　　　　


第一部分：序我所见的郎咸平（2）

　　　　〃现在很多的媒体，有一些关于我的报道，开始用上了人格高尚的赞誉。我感谢他们，但是在学术面前，我的研究都是以数字说话，是完全客观公正的，而且这个方法是可以被复制，结论也可以被验证的，这就是我的贡献，而这也就是所谓的真正的科学。这个贡献竟然造成了如此轰动的效应，是我所始料未及的。但是如果这种科学的贡献被冠上人格的高超等等神化的赞誉的话，那似乎抹杀了我真正科学的贡献，而将我推上了以道德角度批判企业的神坛，这种传教士形式的批判绝对不是我的专长，而且也有悖于我这几十年严谨治学的科学训练。我相信我对这个社会的真正贡献就仅仅只是这个科学的态度而已。〃　　　　
　　　　我相信，这一段郎咸平教授斟酌再三的表达，是他内心想法的真实表露。到今天也是一样。在内地的演讲和研究，不断给他带来强烈的反应，这使得不甘寂寞的学者郎咸平越来越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传到更远，更加希望自己的学术研究结果能够影响现实。同时，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性情外露的归国华人，长期的海外教学生活，使得郎咸平深谙如何调动听众和观众的技巧，包括他按捺不住的幽默和自嘲。但是，他很快发现，他的很多幽默和自嘲，在媒体的高度聚焦和不自觉的放大下面，也成为了过度阐述下的误导。　　　　
　　　　我曾问及郎咸平，你是如何看待对你提出种种批判的学者们？郎咸平教授说他这样看：〃我虽然不同意这些观点，但是，我仍要向这些人们表示感谢和尊重。无论大家的认识有何不同，能在一起争辩影响国家发展和人们福祉的重大问题，本身就是十分有意义的。而且，学术的探讨本就应当在一种公平、坦诚却又激烈的氛围中进行。〃　　　　
　　　　在这次大争论之中，需要肯定的一点是，我所见到的郎咸平，对于争论对手的态度表现出了国际级学者的水准。即使是面对颇为直接的人身攻击，他最多也只是用〃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来表达不满，从来没有任何不雅的言辞。这一点，联系到他高调的，充满修辞和富有感染力地对知名企业提出严厉的盗的批评，似乎郎咸平是矛盾的。但是看深一层，这也正说明了郎咸平的统一。一方面，他对某些企业提出的严厉得几乎超过苛刻的批评，他认为这是他学术研究的结果，他相信自己看到了危机；另外一方面，出于对学术研究的尊重，他对于经济学同行的反驳乃至谩骂，倒觉得是必要的，也是必须接受的，因此，被认为是急躁冲动的郎咸平，反而能够对相当激烈的攻击处之泰然。此外，香港联交所以及中国证监会在2005年年初对产权改革大讨论中的主角顾雏军提出谴责，而间接证明了郎咸平对其质疑是正确的当时，郎咸平在媒体的再三炒作式的追问下，也没有听见他说出任何落井下石或者得意洋洋的话，此外，王石也对郎咸平这方面的人品提出了他的看法。王石指出，郎咸平在德隆垮台后只说了德隆领导人〃志大才疏〃四个字作为他对德隆事件的总结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见过郎咸平对德隆事件进一步的品头论足了。这种处之泰然的学者风范可能才是郎咸平的魅力之所在。　　　　
　　　　值得指出的是，他自己也承认，他提出的问题，以前也有很多人提及。但在整个大争论之中，郎咸平一直采取对公众说话，向大家反复陈述他的观点和思维的做法，一来是问题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二来是他采取了非常生动和吸引的质疑方式，这似乎是真正引发了随后的郎咸平风暴的原因。　　　　
　　　　


第一部分：序对郎咸平风暴的理性思考

　　　　回看中国的发展历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形态与80年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差别，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具有一系列的新的特征、新的逻辑。　　　　
　　　　因为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一次偶然事件带来了迅猛的〃郎咸平风暴〃。我们可以更大胆地想象，这可能是产权改革历史上一次绝好的机会系统整理1990年代以来产权改革的历史，重新整合和厘定产权改革的整体政策框架和法律基础，以建立全社会对于民营产权的合理预期，公平的保护企业家及普罗大众的利益和积极性。　　　　
　　　　过去的2004年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争论，其实不仅仅关乎国企的出路。经过半年之后回看，最早的〃郎顾交锋〃仅仅是这场大争论的一个导火线，而〃郎咸平叫板新自由主义〃也仅仅是事情的一个合理延伸。讨论的真正主体，随后已经慢慢变为另外一个尖锐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路径是否应重新调整？　　　　
　　　　这是一场由郎咸平发起的学术争鸣，其中夹杂着对现实利益的深刻反思，并逐渐走向一个新阶段。有趣的是，争论各方的共识里面，〃郎咸平风暴〃　已变成了一个符号，标示了怀疑、批判、否定或者推倒重来；而反驳或肯定郎咸平，已成为人们陈述观点的最便捷途径。　　　　
　　　　不管双方理论如何有理有据，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就是：如果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合理性得不到普遍认同，那么分配将会产生代价高昂的后果，诉讼费用与犯罪等可能会成为市场经济的沉重负担。　　　　
　　　　尽管错综复杂、歧见纷扰，但高度重视当前产权改革中存在的公平性问题、并借以建立健全产权改革的商业规则和政策法律基础是稳步推进产权改革的前提和保障，应该是当前的社会共识，也是政策主轴和观察家的主流声音。公平性问题，既不仅是单方面保护弱势群体，也不仅是张维迎撰文回应郎咸平所主张的〃善待有贡献的企业家〃，而是按照法律规范和市场规则一体保护。　　　　
　　　　历史进入2005年，尽管产权改革仍然有待继续完善、推进，但是，我们已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