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入2005年，尽管产权改革仍然有待继续完善、推进，但是，我们已无法不正视几轮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巨大漏洞，解决严重的发展不均衡、不公平的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科学发展〃和〃以民为本〃的执政战略的高度；同样，重要的不是要不要继续产权改革，而是要在法律和制度框架的规范下公开、公平的进行；在法律和制度框架未定的情况下，应该暂缓激进的产权改革。
在国企产权改革大争论过程之中，最为活跃的一群人物，则属于经济学家，这些本来离公众比较遥远，语境以及叙述方式和日常生活都有一定距离的专业人士，在这一次争论之中，大部分都有胜任公众人物角色的表现。
有趣的是，这场辩论非常有建设性地超越了经济学的专业学术讨论的局限。在辩论中，经济学家并不仅仅对自己的同行说话，而且是对公众说话，对政府说话。学者们似乎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发言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说服对手，而是更希望使自己的意见影响甚至左右到社会上自己的目标人群以及政府未来的公共政策。这是一场罕见的关于重大公共政策的辩论。
我们不需要喜欢郎咸平，同样不需要关心太多他的生活层面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时代，肯定无法绕开郎咸平风暴――在这场延续到今天的产权改革大争论里面的质疑和追问。
第二部分：风暴之中的热点人物群像风暴之中的热点人物群像
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郁光华的研究表明，一国经济的繁荣表现，并不能说明该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是最优的。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很多人狂热地推崇日本公司的治理结构；但美国经济在随后10年的强劲表现又改写了公司治理文献的潮流。即便如此，新美国主义的狂热鼓吹者们，还是在过去的数年时间里，不断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东南亚国家讲授美国式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当然，随后的安然和世界通讯公司的丑闻，也让美国商界遭遇了类似911的震动。
2004年，中国商业界似乎真的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季节〃。一些知名度乃至美誉度很高的公司相继爆出丑闻，企业家的职业状态面临空前的质疑以及挑战。
国内最大的牛奶公司伊利集团董事长郑俊怀及公司多名高管涉嫌挪用公司资产进行违规投资和购买隔公司股份；曾经呼风唤雨的长虹集团的创办人倪润峰，爆出在委托APEX公司开展出口贸易中失误，造成将近40亿元的应收款坏账；南方的健力宝则继续风波不断，身陷震荡，前掌门人李经纬在涉嫌挪用公司资产，但是却又有复出迹象；另一家重量级公司三九集团的赵新先，也是在问题重重中黯然下台，据称有关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
5天5高管落马！19天6高管落马！21天9家公司高管落马！新年伊始，媒体连连惊呼。
这些事件大部分发生在市场竞争领域里的国营企业身上，而经营者正是这家公司的创办人或振兴者一类的灵魂人物。
对于这样连串引爆的公司管理人恶性事件，有人提出，产权改革的滞后或被冰藏则是这些危机爆炸的公司共同面临的窘境。有舆论认为，正因为这个原因，才会不断听到有企业家掏空自己的公司，才会有有企业家不按牌理出牌扰乱公司正常的秩序，甚至默许或者配合明显不合法或者肯定侵犯公司利益的行为。他们耐心、坚忍、精明和敏锐的企业家美德，也因此而变得苍白。
在过去的三年间，由于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逐步走好，国有公司的效益普遍出现复苏，各地的产权改革速度加快，其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也层出不穷，早在两年前就引起过重视。不过，在郎咸平对海尔、TCL和科龙等明星公司的产权改造方案，采取深入研究报告的形式，提出强烈质疑之后，社会舆论已呈一边倒，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MBO被叫停仅仅是第一步，整个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运动进入到了一个十分敏感的反省期。
然而，一个不得不指出的现状是，取得相当进展的产权改革一直是在形形色色争论和极不规范的政策环境中进行的。由于缺乏公开的竞价平台和明确的法律依据，几乎所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都是变通更大程度上是博弈的产物。
一度有流行的理论认为，中国乃至世界公司改革的经验表明，没有明晰的产权人格化，任何企业在完全市场竞争领域中都无法获得可持续的成长。企业家对资本的追逐天性始终存在，当企业家认为他们的付出与所得出现巨大反差之际，再惊险的冒险他们都会不惜尝试。当变通无法实现的时候，铤而走险便成了必然的选择。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企业家，还包括体制。
不过，郎咸平的观点则几乎是以斩钉截铁的方式提出了反对。他认为，国际上有很多产权没有人格化依然做得很好的例子，企业家的所得，其实远较表面工资要多得多。他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就是普遍缺少〃信托责任〃，不能采取把公司送给企业家的办法来换取他们努力工作。而应该通过职业经理人制度来完成中国企业的发展和进步，用法治来解决企业之中的种种内部人失当行为。
就像郎咸平教授说的那样，他对于企业家没有个人褒贬，他的研究只是涉及公司的实际数据得出结论。本书之中，没有对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做出个人评价的目的，本章是希望梳理出有关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的言行，以便社会大众更好地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至于他们为什么这样说这样做，其价值或者缺陷各是什么，将留给读者去做判断。
第三部分：神态各异的经济学家群像神态各异的经济学家群像（1）
导读
在国企产权改革大争论过程之中，最为活跃的一群人物，则属于经济学家，这些本来离公众比较遥远，语境以及叙述方式和日常生活都有一定距离的专业人士，在这一次争论之中，大部分都有胜任公众人物角色的表现。
〃这场辩论已不是一场经济学的专业学术讨论。在辩论中，经济学家并不仅仅对自己的同行说话，而且是对公众说话，对政府说话。学者们希望使自己的意见影响甚至左右未来的公共政策。因此，这是一场重大的公共政策辩论。〃秋风在《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了《一场激情遮蔽理性的辩论》的评论，对郎咸平风暴进行了以上相当精准的概括。
郎咸平的主要结论是，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国有的企业内部人和外部人，以压低国有资产价格的方式，在内幕交易中侵吞国有资产。而郎咸平风暴袭来之后，经济学家群体已经因为他不断提出的尖锐和芜杂的话题，而分裂成为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
一方是所谓经济学界〃主流〃。这些〃主流〃经济学家曾积极参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案设计，而他们正是以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增长这一成就来捍卫国企产权改革的合法性、民营化的正当性。他们承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可能存在问题，但那是改革过程中的问题，而改革本身的正当性是无可置疑的。
另一方则通常被人们称为〃非主流〃，他们更多地具有批判和怀疑色彩。跟往常一样，他们以民众和国家利益的代言人的角色相期许，而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成就表示质疑。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我问及，你是如何看待对你提出种种批判的学者们？郎咸平教授说他这样看：〃我虽然不同意这些观点，但是，我仍要向这些人们表示感谢和尊重。无论大家的认识有何不同，能在一起争辩影响国家发展和人们福祉的重大问题，本身就是十分有意义的。而且，学术的探讨本就应当在一种公平、坦诚却又激烈的氛围中进行。〃
郎咸平回应十批判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之中，我不断与学界以及商界联系沟通，他们之中，也有许多问题希望求教郎咸平教授，我挑选了其中比较有针对性的向郎教授提问。由于郎咸平的学术背景与内地的经济学有很大不同，包括他激情四射，高调张扬的表达方式，在良莠不齐的传媒之中的不断曝光，这也使得他的学术观点和立场出现相当程度的偏差，为此，我找到了一些比较明显批评之中的误读部分，郎咸平也对此一一做出澄清和解释。
批评一：郎先生的观点集中在两点：1 产权改革例如MBO存在大量违法行为这一点肯定没多少人否定。2 国有企业也可以治理好这一点是遭到最激烈反对的。这一点，我以君子之心，联系到郎的学术范围，可以认为，郎是研究公司治理的，他认为只要处理好治理结构，实现了信托责任，就可以管理好国有企业，郎所曾经研究的公众持股上市公司如何保护小股民利益的问题，的确也和国企有类似之处。研究某种学问的人，往往都有把自己这门学问的功用夸大的爱好，这是正常的，也是研究者所希望接受的挑战。国有企业，相当于一个最极端的公众（全民）持股的企业，郎可能认为，他所研究的这门学问，能够处理好这样一个极端的问题吗？
回应：我所研究的这个〃公司治理〃的学问就是如何要求职业经理人发挥信托责任，将工作做好。这个答案很清楚，而且也是你们漏掉的，那就是政府行政命令推出国企运行，但是政府必须严格监管，也就是利用严刑峻法来威慑职业经理人，让他们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如果这个方法不灵的话，为什么全世界500强都是职业经理人来经营呢？这个道理充分的说明了问题。这也根本不是我的首创，这是其他国家成功的先例，因此我们知识和国际接轨而已。
批评二：公司治理的学问是否能够处理好这个问题，实在是大可怀疑。做为学术问题讨论是可以的，但在这么一个大的跨度下运用这种理论，是否太过冒险？现实价值是否有限？
回应：你错了，我的理论是在美国已经实现的理论，因此可以说我的观点已经超出了理论的范畴，而进入了成功应用的阶段。美国除了安然以及世界通讯之外，还有其他的丑闻吗？而且美国证监会处理的严格程度是大家不可想象的，不但安然公司倒闭，会计公司关门，还有人因此而自杀以及坐牢，请问美国还有人敢这么做吗？但是如果不监管严格，那就是今天中国的股市。你既然要保护国有资产以及中小股民利益，那你就必须有严格监管的决心，不然仅仅是按你所说的，干脆贱价卖给私人算了，到时候等在你面前的就是一场革命。
第三部分：神态各异的经济学家群像神态各异的经济学家群像（2）
批评三：郎教授的观点没有分清楚企业生产的有公共品和竞争品的区别。在一个社会里，国企与民企、私企的领域划分应取决于企业提供的是否公共产品，而非企业的规模大小。从火箭、战机、军舰、卫星及其相关用途的芯片到修路、架桥、印钞票，这类社会的公共品，当然只能搞国企，不能转为民营。由于公共产品既关系着国家和人民的重大利益，又可能因〃搭便车〃问题而难以赢利，所以目前还只适宜由国企提供，但与规模无关。至于非公共品的竞争性产品领域，从粮食、蔬菜、水果、养鸡养鱼、商店、旅馆、餐馆，到机械、汽车、电子、纺织、电信、民用芯片等，则不但应当发展民营、私营企业，而且因效率原因应将原有国企民营。企业规模本身并不应该成为划界标准。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越来越多的外企已进入中国市场，其中小型工厂是私人企业，排名世界500强的大型跨国公司也是私人企业。 也就是说企业规模本身并不应该成为划界标准，国企不应该大规模介入相关产业。
回应：更具体地说，大型垄断性行业必须收归国有，而国企应该留在竞争性行业，因为只要政府行政命令退出国企经营，国企可以和民企一样有效率，所以当然可以一起竞争。你想公共品和竞争品的区别是经济学中最浅显的部分，我可能会不知道吗？这种批评简直可笑。那我反问你，为何火箭、战机、军舰、卫星及其相关用途的芯片到修路、架桥、印钞票，这类社会的公共品在美国竟然是民营企业来做的呢？显然这些批评者自己都还没搞清楚这个观念。
批评四，郎咸平的理论观点中经常出现〃剥削〃一词，这是他泛政治化的表现，这样的表达本身有问题。例如在周其仁看来，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已经达成共识：经济活动都是自由交易，根本就不再有所谓〃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