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二毕竟是孔老二，既辩证，又有原则。经过几番颠簸历练后，他确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认定“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打消了指点江山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不再谋虚逐妄，退而求其次，专心讲学课徒，终于成为千古一人的“万世师表”，在另一个向度上取得了成功。
对待名利的态度，孔圣人尚且如此二三其辞把持不定，何况芸芸众生乎。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已经说得非常明确：“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稍后的桑弘羊在《盐铁论。毁学篇》中进一步引申发挥道：“赵女不择丑好，郑姬不择远近，商人不丑耻辱，戎士不爱死力，士不在亲，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禄也。”
大家知道，《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而“世家”这种体例是太史公的独创。他将万世师表的布衣孔丘和首举义旗的佃农陈涉列入“世家”，尤见眼力和勇气，备受后世称誉（当然也受到少数迂腐不堪的正统论者的攻击诋毁）。
大汉开国功臣中，司马迁仅仅依次为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这5个人修撰了“世家”，其他人都无此荣幸。按功臣排名，萧何第1，曹参第2，他们又是名垂千古的一代贤相，列为“世家”并排在首、次，无可争议。陈平虽然在功臣榜中只居第47，但他六出奇计，智术超群；特别是后来又与排名第4的周勃一起诛灭诸吕，安定刘氏江山，再建殊勋，又都出任过丞相，也算是锱铢悉称（周勃之子周亚夫是景帝时期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汉军主将，立下不世之功，《绛侯周勃世家》其实是周氏父子二人的合传）。
张良在143位功臣中仅排第62名，开国后更是急流勇退不理政务，位置却如此显要，这是为什么？汉高祖倾心推重一往情深当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但主要应该还是太史公本人对留侯其人格外敬仰。这大体包括才能智慧和人格风度这两个层面。
作为深明韬略、文武兼备的兴汉三杰之首，烽火岁月，无论情势如何，张良从未在汉营直接带过兵。和平年代，除了因为种种机缘曾挂名过太子少傅外，未曾出任过任何实际政府职务。立国10余年间所干的3件事：劝封雍齿，支持迁都，保全太子，无一出自主动。这是绝无仅有、很不寻常的。
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仔细分析，在张良而言，这有身、心两方面的原因。
留侯多病，当是事实，毋庸多说。至于心理原因，就比较复杂了。
张良与刘邦一见如故，情投意合，这是没有问题的。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用，张良对刘邦，大约也有一种深切的感戴之心吧。但真正的智者，通常总是比别人思考得多一些，远一些，早一些，深一些。
早在遭逢刘邦之初，张良就为自己设计好了退路。他先是打出“为韩报仇”的旗号，在秦朝灭亡甚至是韩成被害后，还经常重申此事，明显是别有用心。其次，他一再强调自己多病，开国以后，更是以此为借口，长期闭门不出，甚至一度依照道家的养生方法，练习气功，不食五谷。他说：“我家世代相韩，关系异常深切。韩国被秦国灭亡以后，我不惜万贯家财，为韩国向强秦报仇，博浪一椎，震惊天下。如今凭着三寸之舌，成为皇帝的老师，位居列侯，食邑万户，作为一个平民而言，这已经登峰造极无以复加，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愿意抛弃人间的俗务，去和仙人赤松子交游。”
高祖去世后，惠帝刘盈顺利继承大位。吕后不忘旧事，感激留侯，劝说道：“人生一世，犹如白驹过隙，转眼即逝，何必这样自找苦吃呢？”张良不得已，勉强接受了她的意见，重新开始吃饭。这实在很有意思。张良也许认为在惠帝和吕后治下，自己的安全系数反倒比刘邦在位时要高得多，已经没有必要故弄玄虚装神弄鬼了吧。
赤松子和黄石公一样，大约都是张良为了保全自己而制造出来的烟幕弹。据说遭遇圯上老人13年后，张良跟随刘邦路经济北时，果然在谷城山下看见有块黄石。张良把它取回，当作珍宝供奉起来，按时祭奠。留侯病逝后，遗言嘱咐把这块黄石和他葬在一起。后人每年夏、秋两季扫墓时，都要祭奠黄石。在迷信盛行的当时，这样做的效果不难想象。不过，这应该是“旁观者迷，当局者清”啦。
宋代史学大师司马光倒是看得很清楚。他说：“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尝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诛夷，萧何寄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矛盾是永远存在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就大汉开国皇帝刘季的主要矛盾对象而言，开始是秦朝，然后是项羽；秦、项相继灭亡，汉王朝建立后，就依次演变为异性王、功臣乃至于吕后及诸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冷冰冰的客观现实。张良冷眼旁观，看透了这一切。他清醒地意识到功高震主的危险性，深知皇帝是靠不住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消除他的疑虑，若即若离，敬而远之。
留侯清高淡泊，看轻名利，既不愿同流合污，更不肯助纣为虐。于是便由大显身手转而置身事外。在汉初的不断清洗中，自我保全之余，他的手上没有血迹。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封建帝制家天下的非人道本质，决定了它的自私性和残酷性。就功臣而论，君主用得着他们时，解衣推食，无所不至。一旦成为障碍和对立面，甚至哪怕只是心魔自生莫须有，立马就翻脸不认人，痛下杀手，必欲除之而后快。最便给的罪名，当然是十恶不赦的谋反。还嫌不够，就再加上点诸如里通外国这种猛料，让你身败名裂。刘邦临死前，甚至连樊哙都要杀！如果不是日薄西山英雄迟暮，废立太子之事，高祖恐怕不会那么善罢甘休，他与张良之间的关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好在死神比圣意更其彪悍。
张良散尽家财为故国复仇；拿自己的赏赐转赠项伯为刘邦谋得汉中；群臣争功，气氛紧张，高明如萧、曹，亦未能免俗，嫌后不怕先，嫌少不怕多，都卷入进去推波助澜，惟独张良推辞掉“自择齐地三万户”的优厚赏格，劝封雍齿，平息事端。加以比照，高下立见。
纳兰容若词云：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西风悲画扇。梁某认为，张良选择他与刘邦初遇的留县作为封邑，也是不无深意的。初见时的美好记忆，可以化解许多或有的误会和戾气，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曾这样描述过他心目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周在毛面前，象一个侍候一位杰出国会议员的笨拙的秘书。”我则感觉，刘邦对待张良，犹如一个财大气粗趾高气扬的暴发户在一个神清气爽温润如玉的世家子弟面前一样，得意洋洋之余，未免自惭形秽。诚如林伯桐所言：“汉高一生最喜狎侮，又多猜忌。老成如酂侯，英雄如淮阴，皆不免于猜忌。他如黥布之勇，郦食其之辩，其始皆不免于狎侮。唯遇留侯，则自始至终无敢失礼，亦无有疑心。岂徒以其谋略哉！观留侯自称，一则曰‘为韩报仇强秦’，再则曰‘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其进退绰绰有余于功名禄爵之外者矣。考其生平，居得为之地，而无田宅之好，无声色之嗜；至其经营天下，则如行所无事者，谁能及之哉？太史公称曰；‘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斯观其深矣，安得不令汉高心折也乎！”
143个受封者及其继任人从高祖时受封起，中经惠帝7年，吕后8年，文帝23年，景帝16年，一直到武帝元封6年，历时102年。他们的封邑封号，从高祖时代起即开始被取消，到武帝末年，最后幸存者仅5个。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信然。
留侯一脉的传承就更为短暂。张良去世后，他的儿子张不疑袭封为留侯。文帝5年（公元前175年），不疑因犯“不敬”之罪，被削去爵位，废除封国。唐人刘长卿诗云：“汉文有道恩有薄”，由此可以得一旁证。
张良的所作所为，当然是有其指导思想的。他对黄老之术的研究运用，可谓已臻炉火纯青的化境。
八。黄老学说与汉初政治
经历秦朝苛政和楚汉战争后，社会面貌和人民的心理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急需休养生息。汉初约70年间，儒、法显学失势，一向备受冷落的道家忽然如鱼得水大行其道，其主要流派——黄老学说，更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认的盛世——“文景之治”时期的国家哲学。老子清静无为思想得到提倡，成为当时文化学术的主流，并对现实政治和经济发挥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黄老学说逐渐式微。但道家思想依然薪尽火传，流布不息，当然其间也发生了不小乃至质的变异。
著名学者、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引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观念，对当时“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这六大流行学派的“要旨”逐一作了评述。他全面比较分析了六家学说的优劣短长，都有所肯定，也有所批评，他个人的思想倾向则极其鲜明。
六家之中，司马谈重点比照了儒、道两家。在他看来，儒家的长处只是“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而已，但却“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而且儒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结果必然是“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认为儒家迂远而阔于事情。佯褒实贬的意味是明显而浓厚的。
六家之中，司马谈对道家情有独钟，认为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融汇了诸家之长而无其短。至于效果，“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与儒家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恰成对照。
司马谈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司马谈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他所说的道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庄道家，而是指战国后期到秦汉之际道家与名家、法家等融合后形成的新流派。《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齐国“稷下学者”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著名法家申不害之说“本于黄老而主刑名”；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则“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司马迁以史学宗师的卓绝眼力，一针见血地看出了道、法两家迥然不同的外貌下内在本质的一致性。王国维刻意讥评太史公不该将老子与韩非同传，实属智者千虑一失的皮相之见，并无道理。
当代学者金春峰进而指出，黄老刑名（法）是一个思想体系。他说：汉初黄老思想，主张清静无为，对秦代的严刑酷诛来说，似乎确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但是，它的实质仍然是严酷而毫不放松控制与镇压的“法治”。它纠正与改变的是秦代对法治的滥用，而其法治的精神与立场，则是没有改变的。黄老思想，正如帛书（《黄帝四经》）所表明的，本身就是一种法家思想。它对政治、人生、社会、社会秩序，不诉诸于道德说教和宗法情谊；不祈求理性的自觉，而完全求助于漠然无情的暴力和物质手段的奖罚，认为惟有法律、法令、吏治、强力，才是巩固统治、建立社会秩序的可靠手段。汉初统治者在清静无为的宽容面貌下，所严守不失的，正是黄老或法家思想的这个基本精神与立场。因此，“汉承秦制”，不只是指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