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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议高祖迁都关中，说了一大篇理由。刘邦听了，犹豫不决，便征求群臣的意见。左右大臣几乎清一色是山东六国人，众口一辞认为建都洛阳满好，不必迁往关中。他们说：“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山、渑池，背靠黄河，面朝伊、洛，阻山带河，地形险要，足资凭借。再说，周朝建都洛阳，世祚传承了好几百年；秦朝建都咸阳，却二世而亡。完全没有必要多此一举。”高祖就去请教留侯。张良说：“洛阳四周虽有山河之险可资凭借，但中间地区狭小，不过数百里，缺少纵深，没有回旋余地，土地贫瘠，四面受敌，不是适合的用武之地。至于关中，左有崤山、函谷关，右有陇山、岷山，中间地区宽阔，沃野千里，又没有遭受战争破坏。更兼南有富饶的巴蜀之地，北有边塞的畜牧之利，西、北、南三面可以凭险固守，只须掌握东面，就可牢牢控制诸侯。这样，如果天下安定，就可以利用黄河和渭水的漕运来输送全国物资，以供应京师；如果有人反叛，大军可以顺流而下，粮草物资也可以顺水输送。这就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说的没错。”高祖大喜，立即决定迁都，西入关中。先选址栎阳（今陕西临潼北），不久徙至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长安就此成为大汉王朝的帝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太史公说得好：读书不如力田，力田不如逢年。机运对每个人而言实在太重要了，当然你还要有能力把握住它才行。娄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建言迁都得到首肯，龙心大悦，娄敬自然不用再去戍边。刘邦赐他国姓，改名刘敬，任命为郎中，号为奉春君，备受亲信；当然，皇上烦了的时候，一样骂得他狗血喷头。刘敬尝到甜头，更是来劲，又建议高祖将六国诸侯后裔及豪杰贵族社会贤达10余万人一并迁徙到关中居住，以便控制。后来，更因参予汉朝与匈奴的战和事务有功，获封为建信侯，食邑2000户。端的好彩也么哥。
我想，如果张良故意不认可娄敬的意见，大加批驳，说他纯属无事生非妖言惑众，刘邦会不会龙颜大怒，立马将这个不安本分夸夸其谈的家伙砍头呢？哈哈。
作家孙犁说他读《韩非子》，单对其中两句话印象最深：其一是“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其二是“色衰爱弛。”
刘邦认为年轻美貌能歌善舞的戚夫人所生的儿子赵王如意象自己，想废掉太子刘盈，改立如意。很多大臣苦苦谏争，但郎心似铁，没有一个人能够使高祖改变主意。人老珠黄的吕后惶惶不可终日，坐立不安，却又无计可施。
有人向吕后献计：“留侯足智多谋，又深得皇上信任。如果能让他帮助拿个主意，太子的地位就会安如泰山，皇后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吕后认为言之有理，就去找哥哥建成侯吕释之商议。吕释之认为计策虽好，但不大好办：留侯清高淡泊，基本上杜门谢客，不与外人交往；大汉建国后，更是称病引退，极少过问政务。吕后哀求老兄看在外甥的份上一定得想想法子，说否则会后患无穷。做舅舅的其实何尝不明白其中道理，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兼有勋臣、外戚和旧友三重身份的吕释之跟张良搭得上话的时候也很稀罕。他精心设计了一招“霸王请客”，终于创造出一个机会。建成侯半央求半胁迫地说：“阁下身为本朝首席谋士，陛下一向对你言听计从。如今，他打算更换太子，势必引发政局动荡。你怎么能高枕而卧不闻不问呢？”
张良说：“当初皇上屡次处于困难危急的状况之中，狼狈不堪，确实常常采用我的计策。现在天下已经安定，情况发生了变化。皇上因为个人喜好而想更换太子，这只是他骨肉间的家事，疏不间亲。我等外人，不便参与意见。”
吕释之坚决要求道：“无论如何，你一定要为我出个主意。”
留侯本来就曾与建成侯有点交情，对皇后吕雉和太子刘盈也并无反感，内心并不认可高祖关于废立太子的打算。瞧吕释之那副架势，不点拨一下他，看来难以脱身，面子上也不大好看。于是便说：“这种事很难用口舌去争辩，只能另想办法。有四位名宿，年高德劭，素有贤名，称为商山四皓。皇上很尊重他们，想招用而未果。他们知道皇上很傲慢，喜欢侮辱人，就逃避在山里，不愿做大汉的臣子。如果你能够不吝惜金银财宝，让太子写封亲笔信，派遣一个能说会道善于办事的人，用谦卑的言辞，舒适的车辆，去诚恳邀请，相信他们是会来的。请来之后，作为贵宾款待，让他们随从太子参加朝会。皇上看到后，必然感到惊异，加以询问。问明白了，他也许就会改变主意。这对于巩固太子的地位，或许会有些帮助。我可以走了吧？”吕释之千恩万谢，自不待言。
好不容易总算不辱使命，吕释之颇有成就感，如释重负。他立刻进宫去见妹子，两人密谈良久。吕后黄不溜秋的苦瓜脸上终于绽开了久违的笑纹。
特使进了一趟山，商山四皓就随之进了京城，住在吕释之家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王阳明评论说：“果于隐者必不出。谓隐而出焉，必其非隐者也。”清人吴汝纶说得更为刻露：“金玉璧帛可招致，则其人可知。”
汉高祖11年（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叛。这时，刘邦正在生病，打算让太子锻炼一下身手，统率军队前往平叛。商山四皓商量说：“我们到这里来，目的就是要保全太子。果真让太子率军平叛的话，事情就危险了。”于是就向东家吕释之建议说：“太子领军，有了战功，地位也无法再提高；无功而返，就会遭殃。何况从征诸将，都是跟随皇上打天下的元老功臣，一个比一个凶猛强悍。今天让太子驾驭他们，无异于让一只羊去统率一群狼，他们都未必肯尽力，建立战功谈何容易！我们听说‘受宠的母亲所生的孩子，常常被父亲抱着’，如今戚夫人日夜专宠，常常抱在皇上怀里的是赵王如意。皇上坦言‘反正不能让不肖之子居于爱子之上’，由此看来，更换太子已经是箭在弦上。你何不赶快让皇后寻找机会向皇上哭诉，就说‘英布是天下闻名的猛将，善于用兵，如今可用的将领们又都是陛下旧日的平辈，要是让太子率领他们，无异于让羊去率领狼，他们是不会为太子卖力的。英布听说以后，就会无所顾忌，大张旗鼓向西进军，那麻烦就大了。陛下虽然有病，为天下社稷计，仍以御驾亲征为宜。这样，将领们就不敢不尽力，叛乱也较易得到平息。当然皇上要多吃些苦。但为了江山，为了妻儿，还是应该勉力一行。’”
吕释之连夜去见吕后。吕后就利用机会在高祖面前按照商山四皓的意思痛哭流涕地诉说了一番。
刘邦长长叹了一口气，说：“我就知道这小子不中用，指靠不上！没有法子，老子亲自走一趟吧。”高祖无奈，只得带病统军东征英布。留守的群臣都送行至霸上。留侯当时正在病中，也勉强起来送行，到了曲邮，进见高祖，说：“我本来应该跟从陛下，实在是病体难支。楚人勇猛迅捷，希望陛下不要与他们争锋。”又顺便提议：“可令太子为将军，监护关中兵马，确保后方无忧。”刘邦点头同意。又说：“子房虽然有病，还请你勉力辅助太子。”当时叔孙通是太子太傅，留侯就挂了个太子少傅的名义。这样，不管怎么说，留侯张良与太子刘盈之间，就有了一层私人关系。
第二年，刘邦敉平叛军，凯旋回京。只是龙体宿疾未愈，又添新伤，身子骨和精气神都散了架。高祖心知来日无多，越发想更换太子。张良劝谏了一次，刘邦不听。这是绝无仅有的。留侯从此称病不出，不再过问任何政事。太傅叔孙通屡次三番苦口婆心唇干舌燥引经据典劝说皇上，甚至以死力争。高祖表面上松了口，心里头还是老主意。然而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
有一天，高祖自我感觉良好，来了兴致，就在宫中设置酒宴。太子在一旁侍奉。商山四皓全体出动，都随侍在太子身边。四个八十开外的老头子，须眉雪白，衣冠壮伟，精神矍铄，道貌岸然，鹄立在一个文弱恭谨的半拉小伙子旁边，确实很打眼，别是一道风景。高祖见了果然很惊诧，问道：“这几位是干嘛的？”四人上前，各自说出自己的名号：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高祖大为惊讶，说：“原来是商山四皓！失敬，失敬！我访求你们好几年了，你们躲避不见。今天怎么倒愿意与我儿子交游呢？”四个人都说：“陛下看不起士大夫，喜欢骂人。我们不愿受你侮辱，所以才隐藏起来。听说太子仁义孝顺，礼贤下士，天下人无不归心，愿意追随太子，为他效死力。于是我们就来了。”刘邦听了，沉默无语。过了好半天，才说：“很好，很好。那就有劳各位始终如一好好调护太子吧。”
商山四皓向皇帝敬酒完毕后，跟随太子起身辞去。威加海内为所欲为的刘亭长思前想后，一时间万念俱灰。他召来戚夫人，指着四个老头子的背影，说：“我本来想更换太子。可这小子有了商山四皓的辅佐，羽翼已成，很难变动了。算了吧！吕后真成你的主子啦。”戚夫人美梦破灭，悲惧交加，哭得泪人似的。刘邦说：“你给我跳楚舞，我给你唱楚歌。”戚夫人擦了一把泪，翩翩起舞。刘季慷慨悲歌：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
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思！
一连唱了好几遍。戚夫人泣不成声，高祖起身离去。酒宴就这样散了。刘邦从此打消了更换太子的念头。
高祖心里明白，元老重臣中，大多同情、拥护太子，几乎没什么重量级的人物支持废立。吕释之、樊哙、周昌、叔孙通……这班文武倒还罢了，而张子房对此事介入之深，看来出乎自己的想象。吕后果然厉害，手眼通天啊！自己年事已高，精力不济，如果一意孤行，恐怕将更为孤立，如意不仅无法顺利继承大位，甚至可能遭遇不测。唉，别折腾了，大家各守本分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刘季英雄一世，终于逃不脱吕雉的掌握，废立太子的计划被迫放弃。这对汉初政权的稳定、巩固和顺利过渡，倒是善莫大焉。
从高祖5年（前202年）大汉建国到惠帝6年（公元前189年）因病逝世，时间长达13年。其间，留侯张良除了与韩信一起系统整理编次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兵书战策外，大抵就做了上述3件事：劝封雍齿，支持迁都，保全太子。他的想法和做法与绝大多数功臣都绝然不同：这位中国历史上表现非常特殊的忠臣和智士，主动选择了功成身退。
七。功成身退
渭水钓利，桐江钓名，名缰利锁，牢笼天地。人世悠悠，红尘滚滚，百年千载，概莫能外。
孔子虽被推尊为圣人，独一无二风光无限地吃了两千多年的冷猪头肉，但那都是身后的事。辛弃疾说得好：“身后虚名，何似生前一杯酒！”其实，夫子一生颠沛流离到处碰壁，活得根本谈不上潇洒，甚至可以说是相当落魄狼狈，经常要依靠子贡等门下高足的接济关照，才能免于饥寒。家喻户晓的《唐诗三百首》五律部分首选篇目就是《经鲁祭孔子而叹之》，作者李隆基。手创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黄金时代“开元盛世”的大唐玄宗皇帝劈头写道：“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尊重同情之余，似乎也不无揶揄之意。
义利之辨，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具体展现。孔夫子本人，好像也对此充满迷茫困惑，左支右绌，莫衷一是。
他一方面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分明轻利重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将心比心，反对见利忘义，尤其反对无原则的损人利己行为。
另一方面却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对富贵的歆慕艳羡和求之不得的情态溢于言表呼之欲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公然将符合道义的贫穷和违背道义的富贵等量齐观，都认作可耻之事。“惠则足以使人。”更明明是说惟有实际的利益和好处，才是驱动人做事的动力。
孔老二毕竟是孔老二，既辩证，又有原则。经过几番颠簸历练后，他确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认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