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图》……，一个个系列应运而生纷至沓来，倒也使我这个局外人多多少少体味到些微京城文化名人老六津津乐道的所谓“写作的快感”。
2006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70周年纪念日。就在这天，敲毕《关于鲁迅》全文，《百年五牛图》系列全部5篇文章得以了账。我长长吁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稍后，去长三角转了一圈。在上海，特意到虹口公园的鲁迅墓和山阴路的鲁迅故居看了看。这对于我，无异于是一次仪式的完成。此后一段时间，将会与鲁迅相对疏离一点，暂时也不想再写现代史方面的玩意。我打算将眼光和笔墨向前投放一番，换一种玩法。
于是便轮到《谋士群研究》了。计划中的这一系列，是个“三部曲”：包括《大汉开国谋士群》、《三国谋士群》和《大唐开国谋士群》。我认为这是三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值得花些力气好生写写。敲谋士群系列玩，大致有两层目的：表层是过把瘾——纸上谈兵的瘾。熟悉的朋友都清楚，我对军人军事的兴趣，其实远在文人文事之上。正当壮岁，忽焉盛世已至，形势比人强，夫复何言。看来，只能满足于纸上谈兵了。深层目的则是，为日后开敲我真正想写的东西——《精神与肉身：我的1997》，先找找感觉，练练笔。
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
胡适说：“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像。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功夫；没有高远的想像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又说：“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
张荫麟写道：“史学应为科学欤？抑艺术欤？曰：兼之。……理想之历史须具二条件：（1）正确充备之资料；（2）忠实之艺术的表现。”
根据我的理解，两位先生说的其实是一个意思。简而言之就是说，历史读物应该做到：1。可信；2。好看。
对本书的内容、视角、结构、语感和叙事策略，我有自己的一些考量。
内容方面，在充分拥有史料的基础上，整理爬梳，去伪存真，甄别分析，自成体系，成一家之言。基本史实力求坚实可靠，尽量减少硬伤，坚决拒绝“戏说”。对《史记》和历代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多有借重；但在衡人论事的具体立场、观点与方法上，则一凭己好，以我为主，不迷信盲从任何前贤。
关于视角，我选取了兴汉集团的6位主要谋士，作为本书主人公和切入面。
从结构和叙事策略上，也许可以说，我执意选择了一种最不省力的写法：全文是比较特殊的长篇结构，是一个密切的整体，布局行文务必统筹兼顾，首尾照应，环环相扣，大开大阖，而又可以各自独立成篇。既集中突出重点，又适当顾及全面。写这种长篇，就像建造一栋房子，工程竣工后，细部与整体的韵味才能够充分展现出来。当然，“即时快感”也很重要。如果以人物或事件一篇篇拉杂随意写出，当然省事得多，但似乎没多少意思。窃以为这样写才比较具有挑战性，比较有趣。
语感是很有意思的话题。清新俊逸，流畅好看，当属基本要求。行云流水，随物赋形，则是苏东坡、曹雪芹这等天才卓绝的顶尖高手才具有的手段与本事。梁某何人，自惭而已。至于大汉开国人和事，本来就是斑斓多姿，雅俗并存，自然不宜用一种平板的调子一叙到底。我担心的倒是该俗时俗不下去，当雅处又雅不起来。偶有插浑打科信手拈来的闲笔，主要也是为了增加文章的生动性和可读性。
《大汉开国谋士群》不是小说，不是“历史大散文”，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评传之类。我有意把它写成了这么一个非驴非马、不三不四的东东。在表现形式上，求新求变，不拘一格，争取写出若干新意和亮点。至于究竟做得如何，尚有待于市场和时间的双重检验。
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历时经年，终于顺利完成，即将付梓。在此，对与有功焉的各位亲友一并致谢。
欣慰之余，却也不无困惑。为什么写作？怎样的写作才算是真正有意义的呢？顾炎武的说法是：“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他举例说：“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而加缪的话更加言简意赅干脆利落：“我只知道谈论我所经历过的事情。”
当然我也记得另一个西方作家的名言：“写下就是永恒。”也许，不必太在意。
所有作品，最终都是由作者和他的读者共同完成的。我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半任务。另外的一半，就拜托与此书有缘的读者诸君了。
读《大汉开国谋士群》
安冬霓
在《故事新编》一书的自序结尾，鲁迅很低调地对这些小说作了一个评价：“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罢。”这话一半针对贬低其小说的人而言，一半则针对现实而说。话里有刺，既刺向了没有眼力的批评家，也刺向了结实顽固的现实社会。这样看来，如此一句话又不是那么低调，简直是很傲然。若是我把“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送给《大汉开国谋士群》（以下简称《谋士群》吧）一书的作者梁由之兄，似乎是过于吝啬。可是囊中羞涩，实在掏不出什么珍宝来“锦上添花”，就只好“借花献佛”了。至于作者纳与不纳，那是他的自由，我呢，先把花先放在这里好了。
既然阅读了人家花费心力的作品，总要有些表示，但自身五音不全连赞美的调子也调不准，那就说些实在话吧，说白了也就是读后感。
中国是历史大国，史传传统对文化有着极为深厚的影响。近年来，历史热又一波高过一波，专家讲，大众讲，庙堂讲，村野讲，可谓热闹。光有热闹是不够的，讲还要讲得好才行。怎么叫做讲得好呢？大约就是既要能讲得热闹故事，也能说出清醒道理吧。可有一宗，这清醒道理绝非“计谋权智”、“人情法术”之类。掉个书袋子，人谓良史要具备“才、学、识”三条，章学诚却不以为然，他叹道：“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对了，就是这个“心术”，这个“史德”！
抑或说，“谋士群”的故事哪能离了计谋权术？这话也对。但是《谋士群》却有更重要的东西。显然，一个个来讲谋士如何出奇制胜的故事一定也很有趣，但那不是梁由之要做的事。就说全书的架构吧，以六个谋士分为六章，每一章由一个人来带起一系列故事，延伸到帝国开创之前和建立之后方方面面诸多政治军事领域，开合自如，整部书是篇完整的大文章，而不是小故事的连缀。而以遭际云诡波谲的千古良相萧何起首，以风度沉稳深懂治国良策而深谙黄老的陆贾结尾，这样的结构本来就富含深意。都说以古鉴今，任何良史都有为今世作史的深心，即使是历史随笔也都不免讽喻的意味，而这也正是重新讲述历史的重要原因。读《谋士群》，自然能够嗅到这种讽喻的气息，若要感受，当然最好的法子就是“去读它”。
“心术”正、有“史德”自然是正途，但“才学识”仍是少不了的。《谋士群》里讲到张良，就颇有惊人之语。博浪沙、鸿门宴那些都是耳熟能详了，还能说些什么呢？“运筹帷幄”一节讲到张良劝说刘邦不要采纳郦食其“分封六国削弱楚军”的计策。这里就见出了张良眼光之不凡、作者见识之卓荦。为何不能分封？梁由之说：
吕思勉指出：封建之制，至秦灭六国，业已不可复行。然当时之人，不知其不可行也。乃以秦灭六国，为反常之事。陈涉一呼，旧邦悉复；戏下之会，益以新封；几谓带砺山河，可传苗裔。然不可行者，终于不可行也。五年扰攘，所建侯王，几无不殒命亡国，耗矣。
所论自然极是。强大如项羽，高明如韩信，都见不及此，到死都没能明白这个带根本性的道理。刘邦其实也是似懂非懂，他的问题出在另一方面，“于是有汉初之封建”。这个且待后文再说。不过，窃以为吕先生应该补充一句才算得上公允确切：“独有张子房已知其不可行也”。
封建已不可行，这样的历史秘密竟然被张良窥破！梁由之的发见，可谓独具只眼！
作者似乎颇为青睐张良，还专门为他配了两首诗。于时代风云激荡的背景下，忽然笔触变柔，“莫须有”地描绘了一场五味俱全的的河边咏叹和一场清空深邈的雪夜吟诗。这荡开一笔自然不是卖弄文藻（因为那诗并非作者所写，呵呵），看似突兀的闲笔，读来却是人生况味的甘苦难陈。
若说批评文字一定要挑毛病的话，想起苦水先生论辛稼轩《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他极口夸赞“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为的是那“念天地之悠悠”的心胸，不过，他可惜该词结尾“忒煞作态”：“若说责备贤者，苦水词说并非《春秋》，若说小德出入，正好放过。”辛词最后是“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看来，大英雄有时也难免在“儿女”上有所“格调出入”。以此来看，《谋士群》中涉及女性，特别是陈平一节，用词稍显“轻”了。但这不过是一孔之见，再说了，“小德出入，正好放过”，唯其豪迈，不拘小节吧。
说起来，我这门外汉读《谋士群》实在是看热闹，门道还要行家来看，而我不光啰嗦了半天，还挑了毛病，念及此，也就赶紧打住不说了。要让我用最简短的语言来总结观感的话，那么就是：好看，有识见，推荐！
2007年11月29日
汉代的谋士唱什么歌
沈胜衣
学界有种意见，认为秦汉是中国历史上政治转型的完成期（如吕思勉之说）；而我更感到，秦汉还是中国传统人格的定型期。那个时代是真正的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解剖其间的突出人物，大至对看清中国历史与文化，小至对研究某一类型的国人特性，都很有帮助。比如谋士，前有战国时合纵联横的著名策士如苏秦、张仪，后有辅助造就一朝一国的蜀汉诸葛亮等等，可谓奇才叠出；但使谋士定格为一个特殊群体、形成了该群体文化的主要元素、令谋士与体制联系得更紧密、揭示了后起的同行在历史中的命运、确定了他们发展生灭的轨迹规律的，正是汉初一群著名谋士。因此，梁由之写《大汉开国谋士群》，重点记录和研究萧何、张良、陈平、郦食其、随何、陆贾等人的功过事迹，正如他自表的：“是一项很有意义、也颇具兴味的工作”。
不过，梁由之并不志在写成人物传记，而是有独特的体例：以六位谋士为主线，展示汉代开国年间的风云历史，包括各路帝王将相雄豪异士，包括重大历史事件，也包括重要的思想文化成果等。这就使本书具有了一个高度、一番视野。
我尤其欣赏他通过写人，揭示了人类政治生态中一些规律。前面引述的“政治转型完成期”，与我杜撰的“传统人格定型期”之间其实是相通的，传统人格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梁由之慧眼识此，写出了一众“政治人”和“人政治”，颇有警世之效。
比如，他写刘邦对萧何的恩宠，两人的合作无间，是后世景仰学习的样板。然此乃不多的好事，刘邦对其他谋士和功臣的事后翻脸秋后算账，便有血淋淋的一大堆；后代除了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为国策的宋代，更多的也是兔死狗烹的恐怖用人术。梁由之举了朱元璋与李善长等人的例子，说：“抚今追昔，温故知新，自由民主、富有效率、符合人性的现代化制度性建设，是今天的当务之急。”此外，萧何之所以能得富贵平安，也跟他明哲保身、助纣为虐有很大关系。萧何与韩信交深契厚，最后却迫于压力协助刘家皇朝除掉韩信，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梁由之就此指出：“这也充分说明，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性保障，好人也会干出相当残忍卑劣的勾当。”确是一针见血。
又如他分析刘邦钦定的开国勋臣功名榜，文官比起攻城略地的武将要较吃亏，连“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决策人物张良都仅排第六十二位。“但是，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朝廷要员，位至三公，……对汉初政治发挥了重要影响。由此可见，‘马上得天下可，马上治天下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