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事情节看，四大贵族家庭生活一直是主线，其他人物都围绕着主线安排，有主有次。四个家庭之间又通过彼此有家庭成员的恋爱、婚姻关系联结起来，交错发展，互相制约，繁而不散。在家庭成员之中，则以彼埃尔、安德烈、娜塔莎为主要人物，小说以他们的命运和变化为始终，中心突出，无喧宾夺主之感。
从内容看，战争与和平生活是占有同等份量的两个重心，作者让它们按编年的顺序交错出现，在其中安插了该时期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大事，做到既全面地概括时代的内容，也为人物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背景。在创作过程中，作者曾感到战争和历史大事件最难写，就小说看，作者事实上克服了困难，把战争场影写得与家庭生活场景同样出色。从沙皇宫廷、参谋总部到游击队，从战争、战役的全局到炮兵、骑兵、步兵的局部，英勇的进攻，混乱的退却，胜利的欢乐，负伤和死亡的惨状，写得有声有色，是一幅色彩斑烂的战争图画，一幅波澜迭起的又层次井然地向前推进着的历史画卷。家庭社会生活也写得很传神，从贵族客厅、社交舞会到地主庄园，从农村的民间歌舞、野外游猎到贵族家里的灯下谈天，人间的苦乐，世态的炎凉，灯红酒绿、忸妮作态的都会夜生活，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和闲适幸福的家庭情趣，应有尽有，是一幅变幻多姿的和平生活图景。作者把战争与和平、前线与后方两种画面互相穿插，交替出现，浓淡相间，有张有驰又富于变化，构成了完整的格局。
其次，作家塑造了众多性格迥异、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小说在上千的场景中出现了上千的人物，他们的模样、身世、经历、个性各不相同。这里作者普遍使用对比的方法，库图佐夫的伟大和拿破仑的渺小，庄园贵族的忠诚和宫庭贵族的伪善，下层人民的朴实和上流社会的腐化，普通士兵的英勇和贵族军官的卑怯，等等，无不形成鲜明的对照。两个极端，两种倾向，放在一起对比，人物的性格特征就显得突出了。此外，作者还采用按人物类别逐层深入描绘的方法。例如把贵族分成若干类，从大贵族到小地主，其中有上层显贵，宫廷文武，沙龙常客，毁强调了贵族的总特点，如虚荣心，追求私利，钻营拍马，寡廉鲜耻等，又刻划了每一类人的特征。这样由大到小，层层深入的描绘，有助于读者认识某一类人的共同特征，又看到千差万别的个性，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时，作家不但重视人物的多样性，而且极为重视人物的复杂性，从各方面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因为人物性格没有复杂性，也就失去了丰富性，无从折射出时代的复杂面貌而忠实地反映生活。比如小说的彼埃尔、安德烈、娜塔莎、库图佐夫、屠升、吉莫辛等人物的塑造，作家就十分注意突出他们性格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这样，《战争与和平》就成为既是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的反映，又是各种人物性格的成长发展史。
《战争与和平》的第三个特点是作家突破了“历史小说之父”瓦尔特·司各特建立的以历史事件为背景，以主人公私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历史小说的诗学范畴。这里不是少数几个人物在历史面前表现自己的故事，而几乎是一整个民族在自己的遭遇和体验中经历着一整个时代。这里没有舞台和布景的透视，而经常是大规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运动在画面中心充分展开，本身就成为体现着作品的主题的重要形象之
别林斯基曾高度地赞扬司各特注重从“书斋和寝室”的侧面描写历史人物，并把这种“家常化”的形象看作小说中的一大进步。托尔斯泰继承了司各特的这一传统，指出“库图佐夫并不总是手拿望远镜，指向敌人，跨着白马”。但是，要写出历史人物“和生活各方面的全部复杂关系”，他就不能满足于传统的轶事式的“家常化”了，而是在历史前进中的涡中去表现历史人物，塑造丰满的艺术形象。米哈依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在《一八○五年亚历山大皇帝和拿破仑的第一次战争记事》中，记载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皇弗兰茨在大群将军簇拥下视察奥斯特里茨战场的情景，其中有一段著名的对话。托尔斯泰几乎一字不漏地把这段对话写进了《战争与和平》中，但他运用自己敏锐的艺术感觉，在这段史料之外辅之几个细小的动作描写，就对人物的内心活动作了准确的发挥。亚历山大一世毫无战争经验，却好大喜功，梦想充当欧洲的救主和获得打败拿破仑的荣誉。从亚历山大的神态里，我们看到了他的轻率和幼稚，特别是他那急不可待的虚荣心。他有意用一些漂亮的辞令吸引奥皇弗兰茨对自己统才能的注意。“但弗兰茨皇帝继续四下环顾，并没有听”。作家想必猜出了亚历山大一世当时的难堪，立即把这反映在随从们“面面相觑的脸上”。与这些人所关心的不同的是，作家从库图佐夫的话里辨出了另一种心情。库图佐夫深知这场战争的无益和残酷后果，因此他的回答虽然带有半恭敬半讥讽的口吻，却仍然十分坚定。“他恭敬地向前鞠着躬”，可他“不自然”地哆嗦了一下“上嘴唇，表明他为事态无法挽回而极其痛苦”。由于补充了这些生动的细节描写，作家以一则细小的史实写活了好几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
《战争与和平》还有一个突出的艺术成就，即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作家认为，现实世界的艺术反映不只限于描写人的性格本身，还存在着再现生活多种形态的另一些方式——事件、民族和大自然的各种形象。
在作品中，首先是它写出了绚丽的、富于民族色彩的历史画面。彼得堡贵族优雅的客厅，莫斯科嘈杂的市井，鲍古恰罗沃宁静的地主庄园，鲍罗金诺硝烟宠罩着的战场，处处都呈现着当时俄国的社会风貌。农民士兵，纯朴、憨厚，在战场上却是镇定乐观，诙谐风趣。一个炮弹过过来，一个士兵开玩笑说：“哎，差一点把我们绅士的帽子打掉”，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这里写的确实是俄罗斯士兵，是真正的俄罗斯勇士。当然，不仅农民，贵族也有体现。在托尔斯泰的心目中，贵族的先进分子也是同人民在一起的，也是俄罗斯民族的希望。尤其象罗斯托夫一家，儿子参战，为国捐躯，女儿深明大义，舍弃财产，帮助运送伤员，这种种义举都是同当时俄罗斯民族的感情是相通的，也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生动体现。
大量的自然景物、生活风俗的描写，更增强了作品浓郁的民族气息。风俗描写是历史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画面上不可缺少的生动色彩。人们往往以它为手段，把历史生活描绘得五光址色，趣味盎然。在《战争与和平》中，那春天泥泞的童山庄园和打谷场，那雪水浸泡的原野，那“腰围有两抱粗”的老橡树，那穿着漂亮印花布衫的俄国少女，使人仿佛看到了一百多年前的俄国农村风光。还有象罗斯托夫家的冬猎场面，写得多么热闹，穿着哥克外衣、蓝裤子，挥舞着小马鞭驱赶坐骑围捕母狼的猎手，紧张惊险的打猎场面；猎后丰盛的晚餐，药酒、伏特加、腌蘑菇、乳酪黑麦饼、出巢蜂蜜，还有刚烤好的雏鸡、火腿、蜜饯、糖饯等等。晚餐捕捉唱歌、跳舞、狂欢。三弦琴弹出的民间曲调，六弦琴伴奏“大叔”跳的民间舞，这一切都洋滥着古老民俗的气息，使实次来到农民中间的娜塔莎激动不已，使她呼吸了俄罗斯的空气，感受了俄罗斯精神。
《战争与和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出版不久就销售一空，很快于1873年再版。象这样卷帙浩繁的巨著在几年内一再出版，被人们争相抢购，在当时的俄国确实并不多见。
托尔斯泰的巨大才能令新老作家们欣然折服，比他年长的老作家冈察洛夫和屠格涅夫竟相夸赞。小说很快被译成外文，在西欧各国出版，受到许多国外作家的交口称赞。法国作家福楼拜赞赏该书“是第一流的作品”，称赞托尔斯泰“这是莎士比亚，这是莎士比亚。”
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悲剧
经过六年多的辛勤劳动，托尔斯泰完成了英雄史诗《战争与和平》。但他仍然对俄国的历史感兴趣，1870年4月他在笔记本上又作了关于写作一部彼得一世时代的长篇小说的构思。
托尔斯泰在酝酿这部新的历史小说时，突然令人意想不到地学习起古希腊语来。他从图拉城请来一位教师，于是从早到晚，专心致志地学习希腊语，甚至在睡梦中还说希腊语。两个月后，托尔斯泰在莫斯科要求对他进行一次考试，教师们感到非常惊讶，他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达到不借助词典熟练地译出古希腊原文的程度。当他阅读《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时，希腊文的学习为他开拓的新天地使他不胜惊奇。
1871年底，托尔斯泰在马拉省购置了一处庄园，他甚至想全家迁往辽阔的草原，生活在那原始的自然风光之中。1872年，马拉省发生了可怕的饥馑，翌年，灾荒的规模发展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托尔斯泰眼看一望无际的马拉草原在灼热的阳光下暴晒，变成一片枯黄，播种过小麦的土地上杂草丛生，牲畜死亡，农民纷纷迁徙他乡谋生。
对于人民面临的灾难，托尔斯泰是不能熟视无睹的。他写信给《莫斯科公报》的发行人，指出萨马拉省大部分居居面临的灾荒，如果得不到国家和社会的救济，其后果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托尔斯泰的这封信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共鸣，他关于救济饥民的提议，也得到了广泛的响应，甚至对饥馑缄口不谈的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开展救济饥民的募捐签名活动。
面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和宗法制农村旧秩序的分崩离析，托尔斯泰企图从彼得一世时代寻找当代社会变化的原因。在新的长篇历史小说中，托尔斯泰想再现彼得的时代，想在其生活和心理方面具体地再现当时的人物。作家花费了许多精力去研究史料。在小说创作的准备阶段，对于小说构思的心向神往和对于实现这种构思的可能性的怀疑不断地相间出现。1873年1月，他在给戈洛霍瓦斯托夫的信中，清楚地说明了他对这部历史小说的创作产生怀疑的原因。“我已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当你读了大量有关那个时代的材料，而且这些材料常常是伪造的，是从欧洲庸俗的、英雄造时势的观点出发的，那么你会对这种伪造感到愤慨，并且当你希望冲破这个谎言的魔术圈时，你会失去所需的平静和专注。”
就这样，与当年《十二月党人》被《战争与和平》所“排挤”的情况相类似，写彼得时代的历史小说也让位于写现代生活的小说了。
早在1870年2月，托尔斯泰就兴臻勃勃地对妻子说，他构思好了一个堕落的贵妇人的故事，他要把她写成可怜而无罪的人。这是作家最初关于《安娜·卡列尼娜》的构思。三年之后，作家才开始写这部小说。最初，小说带有浓厚的私生活色彩，题材是“一个不贞的妻子以及由此发生的全部悲剧”，小说的题目拟定为《轻佻的女人》。一开始，托尔斯泰笔走龙蛇地写得十分顺手，一个月左右便写成了初稿。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了这部小说的创作情况，字里行间洋溢着满心的喜悦：“如果上帝赐福给我，再过两个礼拜，我就会写完它。”可是，写完这部小说不是两个礼拜，而是整整五年。
《安娜·卡列尼娜》的初稿与定稿中的创作构思及人物性格描写是大相径庭的。初稿中只有一条情节线索，小说的主人公是斯塔夫罗维奇夫妇和青年军官巴拉绍夫。造成家庭不幸的是达吉雅娜，后又更名为娜娜，她被描绘成一个内心空虚，行为放荡，既不漂亮又不聪明的人。她迷恋于卑鄙的肉欲，轻率地抛弃了斯塔夫罗维奇，嫁给了巴拉绍夫。她一心只追求享乐，对新建立的家庭没有真正的感情。被妻子所抛弃的丈夫——上了年纪的斯塔夫罗维奇被写成一个有高尚灵魂的人，他不但有宽恕达吉雅娜的胸怀，而且还一直希望能为她指出一条得救之路。但是他的规劝毫无作用，内心空虚的达吉雅娜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基于写“不贞的妻子”这个构思，托尔斯泰选取了领近庄园的一个放荡女人安娜·斯捷潘潘诺娃作为女主人公的原型。她是地方比比科夫的管家，又是他的情妇。后来，比比科夫垂涎于他家年轻的法国家庭教师，并向女教师求婚。安娜·斯捷潘诺娃悲愤交加，凄然出走，在一个小火车站上卧轨自杀。托尔斯泰曾经目睹了她身首异处，血肉模糊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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