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并不十分幸福。他不久就感觉到他的愿望的实现所给予他的，不过是他所期望的幸福的山上的一颗小沙粒罢了。”他很快就感觉出“有一种百无聊赖的心情正在他心里滋长”。这是因为在他对安娜的爱情中搀杂着虚荣心的成分，一旦虚荣得到了满足，他的幸福感、他的爱情也就减弱了。这种“百无聊赖”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这种爱情使他失出了上层社会的社交生活，因此从前被社交占去的时间，现在就无处消磨了。这时，“正如饿慌了的动物遇到什么就抓什么，希望从那里面觅到食物一样，渥伦斯基也完全无意识地时而抓住政治，时而抓住新书，时而抓住绘画”。然而任何一种工作都不能使他坚持始终，结果使他们的生活显得枯燥无味了。他们都觉得应该改变一下他们的生活，于是又回到了俄国。
渥伦斯基和安娜回到了彼得堡，“社交界的门对他开放，而对安娜永远关闭”，这使渥伦斯基感到“那么难堪的不快和屈辱”，更使他痛苦的“是他看到安娜心中总有一种他所不能理解的新的情绪”，一种喜怒无常、不可捉摸的情绪。这种情绪正是由于安娜所处的屈辱的社会地位、社会舆论的重压和爱子同在一座城市却无法见面的痛苦等造成的。渥伦斯基也感觉到了安娜背负着社会舆论的重压，她为了他而抛弃了自己的名誉和社会地位，因此他竭力让安娜感到惬意、幸福。但他对安娜失去爱子的痛苦却不能理解，他无法理解。这自然引起了安娜的怨恨。
安娜感到屈辱、绝望，出于对社会舆论的愤慨，她不顾渥伦斯基的劝阻，公开出入剧院，借剧场包厢的一角向上流社会宣布她爱的权利。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四面八方向她射来鄙夷、仇视的冷眼，将她置于带枷示众般的耻辱之中。
渥伦斯基过去虽然嘲笑婚姻、嘲笑家庭生活，然而自从他和安娜结合以后，他已不再坚持过去的看法了。当他们受到社交界的冷遇后，他们住到了渥伦斯基在乡下的田庄。这时的渥伦斯基是十分重视家庭关系的，他竭力想把自己与安娜的关系以合法的婚姻形式确定下来。他对前去看望安娜的达丽亚说：“按照法律我的女儿不是我的，却是卡列宁的。我憎恨这种虚伪。”他想到他们以后也许还会有儿子，然而在法律上却仍然是卡列宁的，他的儿子既不能继承他的姓氏，也不能继承他的家产，这使他感到痛苦。他认为他们能否结婚取决于安娜，而安娜这时由于这一切都绝望，尤其是想到离婚会使她失去爱子，不愿谈起此事。后来当安娜真的要离婚时却遭到了卡列宁的拒绝，这使渥伦斯基十分苦恼。
由于安娜把自己失去一切换来的爱情视为生活的唯一内容，因此，她对渥伦斯基的爱恋变得更加强烈，更加深沉。不确定的关系使她时时担心被抛弃，也就越来越多疑，怀疑渥伦斯基爱上了别的女人，“我的爱情愈来愈强烈，愈来愈自私，而他却愈来愈衰退，这就是使我们分离的原因。”
渥伦斯基本来就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由于建立军功已不可能，他便把功名心转移到农业工艺上，也想借此摆脱爱情的束缚。他说：“我可以为她牺牲一切，但决不放弃我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独立、自主。”他按照英国的经营方式修建起自己的庄园，管理着庄园；参加当地贵族地主的政治活动，出席省里的贵族选举等活动。
安娜把爱情当做生活的唯一内容，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她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决定了她在思想感情、道德观念等方面和迫害她的上层贵族社会保持着联系。她没有，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命运同社会的先进力量结合起来，只能单枪匹马地孤军奋战。因此她不可能承受住整个上流社会从法律、宗教、传统道德观念到社会舆论等各方面对她的沉重压力。上流社会的虚伪之网不是一时的，也不是她个人所能冲破的。社会环境步步紧逼剥夺了安娜借以生存的一切，又迫使渥伦斯基节节败退。他们反抗上流社会的虽然只是阻碍他们自由相爱的那部分虚伪道德，但也不能得到它们的宽恕。来自上流社会的重压夺去了安娜唯一的、也是最后的精神支柱——渥伦斯基的爱情。于是，安娜卧轨自杀了。
安娜直到死，也始终没有向这个罪恶的社会屈服。她没有悔罪，所有的只是反抗。虽然自杀不是反抗压迫的最好的手段，但是，正如杜布罗留波夫论及卡杰琳娜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所作悲剧《大雷雨》中的女主角）的死所说的：“这样的解放是悲哀的、痛苦的，但是既然没有别的出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还算好，究竟在一个可怜的女子身上发现了要走这可怕出路的决心。”安娜也是这样“一个可怜的女子”，但安娜又是一个勇猛得多，激烈得多的叛逆者。在她对于爱情的追求中，孕育着一种觉醒了的、要求个性解放、争取自由、争取人权的社会意识，一种朦胧的民主主义因素。这与当时欧洲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吹响个性解放的号角，追求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把高尚的爱情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的先进思想是合拍的，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托尔斯泰的伟大和高明之处，在于他所描写的不是陈腐旧套的庸俗爱情故事，也不是孤立地去描写爱情悲剧；而是以安娜的爱情悲剧为中心，描写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史诗式的、广阔的画面。安娜这个形象，概括了深广的历史内容，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面貌、民族心理和阶级情绪，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氛。
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命名保留了托尔斯泰最初对小说构思的痕迹。但是托尔斯泰在后来的创作中扩大了构思，在第五稿中展开了列文这个“比任何人都更俄罗斯化”的人物描写，从而使小说大大超出了一般家庭与道德问题描写的模式，成为一部广泛反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史诗般的巨著。
列文是一个拥有三千亩土地、有着浓厚的宗法制色彩的庄园贵族地主，虽然已经三十二岁了，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担任什么官职。他与农村美好的大自然风光和乡村恬静而充满活力的生活有着一种心灵的契合。土地、农事、打猎……这一切寄托着他生活的全部情趣。他爱农村的大自然，也爱在那里劳动和憩息的人们。“他对于农民抱着尊敬和近乎血缘一般的感情——如他自己所说，那种感情多半是他吸那农家出身的乳母的乳汁吸进去的。”以至于“他把自己看成农民的一分子，没有看出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别的长处和缺点，因此不能把自己和他们对照起来看。”从这方面看，列文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只白乌鸦。
列文的这种情趣决定了他具有不同于一般贵族、特别是不同于城市上流社会的生活理想。他“从心底里鄙视都市的生活方式”，认为莫斯科是荒淫无耻的巴比伦。他说过，他宁愿做野蛮人也不愿在享乐腐化中消磨光阴。他跟着哥哥谢尔盖参加卡升省的议会选举，对各党派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非常反感。他在彼得堡看到政府借援助保加利亚民族独立做幌子，煽动人们参加志愿军去屠杀土耳其人，感到非常痛心。
列文用情专一，洁身自好，迥异于贵族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轻浮放荡的奥布浪斯基对他提起自己家庭纠纷时说：“假定你结了婚，你爱你的妻子，但是又被另外一个女子迷住……”列文打断他的话说：“对不起，我完全不能了解怎么可以这样……正像我不能了解我怎么可以用过餐以后马上又到面包店里去偷面包卷。”列文对吉蒂的爱情十分专一，夫妇真诚相爱，感情融洽。
列文是一个同情农民的地主，农民称呼他为“朴实的老爷”。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混乱，“农业的整个生产水平降低了，土地荒芜了，到处生长了土艾”。农民贫困的现状，列文不能熟视无睹，更不能对他和农民在经济收入上的悬殊现象心安理得。他从心里承认这是不公平的现象，而且意识到收入的不公平是造成农民贫困，农村凋敝、农民和地主严重对立的原因。怎么办呢？列文不会选择西方的道路，他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铁路、银行这些资本主义新兴事业在他看来毫无用场，不过是投机家们牟取不义之财的手段，而且“这一切都损害农业”。他赴欧洲考察一个月，其意在“搜集确凿的证据，证明那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必要的”。他也不希望恢复农奴制，用皮鞭去维护农奴主的利益。他调查于乡间，求索于书籍，终日冥思苦想，力图找出既能保住贵族地主利益，又能改变农民贫困状况的两全之策。于是他把自己的庄园作为一个实验场，通过自己的农事改革寻找一条解决农村问题的途径。
列文主张在保留土地占有制的前提下，地主和农民“同样以股东资格参加农业经营”，“把收成对半分”。他把这种作法称为“不流血的革命”。依他看来，利益的一致会调和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地主可以在不消耗土地的情况下获得以前收入的两三倍，农民的收入也会增加，借此可以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他幻想着“不流血的革命”能够给俄国开创无限美好的前景：“先从我们这一县的小范围开始，然后是一省、是俄国，是全世界。”
但是实践证明他的计划行不通，农民并不信任他，用这样的计划并不能使农民的处境得到改善，“农民绝对不相信地主的目的除了要想尽量榨取他们以外还会有别的什么”，况且广大地主根本也不愿意实行这种不流血的革命。列文想依靠地主和农民的“合作”来抵御资本主义的幻想，被无情的现实化作了泡影。
列文改革农事的尝试失败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改革”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他以庄园贵族的利益为出发点，在以不损害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调和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这种努力只能是毫无价值的。宗法制农村经济制度必然会被资本主义的巨轮碾得粉碎，列文的改革失败预示了贵族阶级不可挽回的厄运。
列文农事改革的失败使他感到悲观失望，进而转到对人生之谜的探索之中。他考虑得最多的生与死的意义。小说有整整一章描写他哥哥尼古拉之死，这一章有全书的唯一标题——死。他因哥哥的死而感到死的恐惧和生的悲哀，开始了对生与死的探索。他终日被这些问题所折磨：“我到底是什么？我在哪里呢？我为什么在这里呢？”他无从解答这些问题，心里充斥着万事皆空的悲哀。面对着曾经使他心驰神往的劳动场面，他想到自己以及那些在他面前拼命劳动的农民最终都摆脱不了被人埋葬的结果，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悲观失望之中。恐惧地感到死神逼近，于是因怕上吊而藏起绳索，因怕自杀而藏起枪支。
吉蒂的爱情，幸福的家庭生活是他绝望中的一种安慰，但也不能完全解除他精神上的痛苦。最后在农民普拉东·福卡尼奇的“为了灵魂”、“正直地按照上帝的意旨”的生活准则中看到了人生的真谛，他的精神从痛苦的深渊中升华到了静穆和谐的境地。
列文这种顷刻间大彻大悟式的精神复活是作家人生理想和宗教观的艺术再现，是他为濒临于灭顶之灾的贵族阶级指出的一条精神和道德的复兴之路，也是当时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内心矛盾痛苦的真实反映。
列文这个形象是托尔斯泰作品中自传性形象系列中的一个典型。作家从涉世之初到晚年的离家出走，他无时不在思索着人生的真谛，探索着俄罗斯的命运和社会的出路。这一条探索的红线贯穿着他的全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他的创作忠实地记载了他探索的足迹。从处女作 《童年》到晚年的巨著
《复活》，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大多带有自传性的色彩。列文是尼古连卡（《童年》、《少年》、《青年》、聂赫留朵夫（《一个地主的早晨》）、奥列宁（《哥萨克》）、安德烈和彼埃尔（《战争与和平》）等自传性人物的发展，又是上述人物形象到《复活》中聂赫留道夫之间的过渡。
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一生推崇托尔斯泰，写过《托尔斯泰评传》和许多评论托尔斯泰的文章。他称《战争与和平》为“我们时代最浩瀚的史诗”，认为《安娜·卡列尼娜》“更为完美，作家运用技巧更加得心应手，更富有经验，而且心灵世界对他已无奥秘可言。”
《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结构艺术方面，是一种双峰对峙、两河竟流式的结构。小说中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