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结构艺术方面，是一种双峰对峙、两河竟流式的结构。小说中出现了两条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一条描写安娜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幸福的悲剧，一条叙述列文进行社会探索和人生追求的故事。安娜的情节盘绕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贵族上流社会，由表及里地揭示上流社会的本来面目；列文的线索蜿延伸于俄国宗法制农村，反映了俄国农村社会的真实生活。两条线索从上下两层描绘了俄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社会风貌，完成了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小说由“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开篇，由他家的混乱引出一连串的“混乱”来：安娜为了消除“混乱”从彼得堡赶到莫斯科，她和渥伦斯基一见钟情，使得拒绝了列文的吉蒂被渥伦斯基抛弃了。安娜和卡列宁缔结了八年的婚姻出现了危机。这样，小说的主要人物安娜、渥伦斯基、列文、吉蒂全部被卷入“混乱”之中。他们在“混乱”中聚首于莫斯科，很快又各自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分道扬镳。小说的两条主要情节线索一经展开便似分流的大江，安娜这条江流汪洋恣肆，奔腾激荡，处处是激浪险滩。列文的江流时而波光粼粼，平静舒缓，时而潮涨潮落，往复回环。两条大江各自流去又互相呼应，浑然一体。“平静舒缓”是“奔腾激荡”的对衬，“潮涨潮落”是“激浪险滩”的和声。托尔斯泰在谈到这部作品的结构时说：“我为自己的建筑艺术而感到自豪——圆拱顶衔接得使人觉察不出什么地方是拱顶。而这正是我尽力以求的东西。这所建筑物的联结不是靠情节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而自有其内在的联系。”
在社会大动荡的时代里不愿意随波逐流，严肃地对待人生，按照自己的理想选择生活道路，这是安娜和列文的共同之处，也是小说中两条主要情节线的一个内在联系点。小说中列文会见安娜那个动人的场面，是作品的画龙点睛之处。两个主人公一生中只有那么一次短暂的会面，在短短的一晤中表现出一种深刻的理解。两个卓然独立于贵族上流社会的青年男女，正是在摆脱上流社会的桎梏，寻求新的生活道路这一点上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共鸣，两条情节线索也在这一点上形成了一种内在联系。
总之，《安娜·卡列尼娜》采用不落俗套的双线平行发展的结构，是作者全景式地反映社会现实，从广阔的角度对人生的意义和社会出路进行全面思考的需要。结构上的这种创新使作品表达了博大深刻的内容，而且形式上也呈现出壮丽奇特的建筑美。
其次，表现灵魂的心理描写也是这部作品的突出特点。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称赞托尔斯泰说：“人类心灵的知识是他的才华的基本力量。”福楼拜也说托尔斯泰是“出色的心理学家”。在这部作品中，作家用心理描写的方法，环环相扣，步步推进，层层深入，合情合理地展现了安娜从彷徨迟疑而在矛盾中追求，继而在绝望中死亡的完整的心理历程，作品中每一个情节的设置，每一个场面的安排，人物的每一个行动，作家都着眼于人物心理的矛盾变化，而不注重情节的曲折离奇，场面的戏剧性和人物性格的外在冲突。可以说，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很难找到不表现人物心理变化过程的情节、场面、人物行动，甚至景物描写。作家总是准确地把握住人物思想意识的本质特征，抓住各种矛盾对立的心理因素，从剖析人物在各种场合的心理细节入手，再现人物心理过程的真实。正如作家在日记中所写道的：“艺术的目的在于揭示、讲述用普通语言不能表达的，人的心灵的真实情况。”
走向人民
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即将结束的时候，托尔斯泰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越来越不满意，世界观产生了严重的危机。
他看到广大人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由于饥饿濒于死亡；而那些脑满肠肥的沙皇官僚不仅不能、也不想改变现状。他看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而明白了：他的各个阶级团结起来的全部理想、全部希望都将化为泡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永远也不可能一致。他经过深思熟虑得出一个结论：地主阶级 （他就属于那个阶级）不能重新振作起来，不能拯救自己的国家，也不能建立一个人人满意的合理社会。作家陷入了绝望之中，甚至象列文一样想过自杀。
以后怎么办呢？怎样活下去呢？托尔斯泰在本阶级中无法找到解救的办法，于是把视线转向劳动人民。
他在1880年初开始写作的《忏悔录》中谈到了自己思想上的激变：“我放弃了我那个阶层的生活，我承认，那不是生活，只是貌似生活。我们的优裕生活条件剥夺了我们理解生活的可能性。为了理解生活，我应该去理解那种不属于例外的，不属于我们这些寄生虫的生活，应当去理解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那些创造生活并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人们的生活。我周围的普通劳动人民是俄国老百姓，因而我把目光朝向他们，朝向他们给生活赋予的那种意义。”
托尔斯泰对老百姓很亲近，也很尊重，因而人们纷纷从农村，从俄罗斯最遥远的各个角落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拜访他。在同普通老百姓的交往中，他努力去了解百姓的痛苦和要求，去领悟人民的道德情操和学习他们的语言。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着谚语、俗语和恰当的民间用语，“开始惊奇地感觉到民间语言的优美，他每天都发现一些新词和新短语。”他还向民间艺人请教演唱壮士歌。
1881年秋，托尔斯泰为了让孩子们受到更好的教育，全家迁往莫斯科。
在莫斯科，他的心绪很坏，因为上流社会消闲娱乐的风气象一股不可遏止的潮流侵袭着他的家庭生活。街头的喧闹，城市的拥挤，奢侈与贫困的尖锐对立，无时不使他心烦意乱。他写道：“掠夺人民的恶棍聚集在一起，招募士兵和法官来保护他们的酒宴。他们狂欢暴饮，老百姓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利用这些人的贪欲把被掠夺的东西再从他们手里骗回来。”
托尔斯泰思想苦闷，寻求同人民和大自然接触。他乘船渡过莫斯科河，登上麻雀山，在大自然的环抱求得休憩。当他在树林里遇上干活的人们，就愉快地同他们一起锯木头，劈烧柴，长时间地交谈。
为了更好地了解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1881年严冬的一天下午，他访问了希特罗夫小客栈，在这里聚集着许多来自外省的农民，他们饥饿，衣衫褴褛，在严寒中颤抖，等待着进入这个贫民小客栈过夜。作家把身上带的钱全部分给了他们，但是还不够，不能满足十分之一的农民的要求，成千双熬苦受难的眼睛盯着他，等待着救济。1882年初，莫斯科进行居民人口调查，托尔斯泰向人口普查主管人提出申请，要求参加这项工作。他被分配到“最可怕的贫困和堕落的巢穴”——勒扎诺夫大杂院，亲眼看到了社会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感动得痛哭流涕。他在《论莫斯科人口调查》一文中分析说：“如果莫斯科有成千上万的人忍饥挨饿，并因此而死亡，那罪过不在他们身上。如果追查罪人，那就是那些深居高楼大厦、出入乘华丽马车的人。”他认识到了广大人民贫穷饥饿的根源，并且把自己也放在犯罪的位置上进行自我批判。
参加人口普查工作以后，托尔斯泰对统治阶级更加憎恨，对被压迫、被奴役者的同情更加强烈了。城市生活令人窒息的气氛使他喘不过气来，难以忍受。他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以便使自己的头脑“从浑浑噩噩的莫斯科生活中清醒过来。”
在自己的庄园里，他以满腔的激情撰写揭露性文章《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他在文章开头写道：“我的一生不是在城里度过的，当我1881年移居到莫斯科时，城市的贫困使我感到惊讶。我了解农村的贫困，而城市对我还是新鲜的、陌生的。在莫斯科，不管走到哪条街道都会遇到乞丐，同农村不同的特别乞丐。”
如果说作家过去对城市上流社会的奢侈生活只是感到不满，那么现在则是深恶痛绝了。
托尔斯泰在生活的漩涡中无力自拔，思想和现实的矛盾既不可以调解又无法解脱，终于使他看穿了西方“文明”、“理性”的虚伪，全盘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后，转向“宁静”的东方哲学中寻求真理，在“全人类的远古时代制定的指导定则中”找到了“生活的力量”。
托尔斯泰从1877年开始阅读老子的著作，写过大量评注和介绍老子思想的文章，还准备将老子的《道德经》从法、德文译成俄文，最后由于精力不及和语义上的障碍未能完成。但从七十年代起，托尔斯泰对老子的兴趣有增无减，专注地学习和研究老子著作，持续到暮年。托尔斯泰还研究过孔子、孟子和墨子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学说。他说：“我被中国圣贤极大地吸引住了……这些书给了我合乎道德的教益。”他认为，孔子和孟子对他的影响是“大的”，而老子的影响则是“巨大的”。
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老子强调内省式的自我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的主张，不仅可以使个人纷乱惶恐的心情平息下来，保持高远纯净的境界和原始真朴的气质，而且也是缓和社会矛盾冲突的灵丹妙药。
正如列宁在《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中指出的：托尔斯泰主义的现实的历史内容，“正是这种东方制度、亚洲制度的思想体系。因此，也就有禁欲主义，也就有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主张，也就有深沉的悲观主义调子，也就有 ‘一切都微不足道，一切物质的东西都微不足道’的信念，也就有对 ‘精神’、对‘万物本源’的信仰，而人对于这个本源不过是一个 ‘被派来进行拯救自己灵魂的事业的’ ‘工作者’等等。”
尽管托尔斯泰对东方民族的哲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圣贤们的伟大真理不能使他摆脱对人民痛苦和贫困的各种思虑，不能使那些一直折磨着他的问题给以圆满的解答。
在撰写《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的同时，托尔斯泰继续写作民间故事，这是他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他常常到农民家里去，了解农民对什么问题最感兴趣。1884年底，他的朋友弗·契尔特科夫按照他的意见在莫斯科成立了“媒介出版社”。出版社的宗旨是出版和普及通俗易懂、人民群众喜爱的书籍。
托尔斯泰努力接近人民，全身心地投入到各种对人民群众有益的工作中去。而他和家庭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了。家里人对他所做的一切不理解，不支持，他感到孤独。他产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企图离开家庭，但当他想到妻子已怀孕在身时，又从路上转了回来。
托尔斯泰成了一个素食者——拒绝肉食，戒了烟，尽力使生活更加俭朴。他说，生活中的幸福就在于“满足最低的温饱，并为他人做好事。”
一种念头总在他的脑际萦绕回旋：“难道不能永远放弃当老爷的庄园吗？难道不能搬到农舍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象农民一样吃饭，象农民一样干活，用自己的劳动，用自己的劳动果实来养活自己？”他充满向往地回答道：“这才是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幸福！”
在莫斯科的时候，他每天晚上都去鞋匠的作坊里学做鞋的手艺。他在日记里写道：“在他那肮脏的昏暗的角落里，心情多么开朗，情操多么高尚。”
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他经常打水劈柴，和农民一起到田间地头割草耕地，休息时和农民一起吃土豆。农民有了困难他总是热情地帮助他们。他帮助多子女的寡妇阿尼西娅割草、运草，腿被马车严重撞伤，卧床三个月不起也不后悔。1884年夏天，村里发生火灾，托尔斯泰立即提起水桶，跟农民一起奋不顾身地灭火。由于火势太猛，烧毁了二十多家农民的房子。事后他又出钱为最贫穷的农民购买建房材料，带领子女为最困难的农户重建房屋帮工。
1886年，第比利斯的几个女中学毕业生写信给托尔斯泰，请求告诉她们怎样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托尔斯泰在《新时代》上发表一封《致第比利斯小姐们》的复信中说：“除了我们大家都需要做的事情外，也就是尽量减轻那些由别人来维持我们生活的劳动，要降低自己的要求，要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为别人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对于已经具备知识的人来说，还有一件事，就是要把这些知识传授出去，要把知识归还给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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