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都不能承认这种作法是正当的。”
死刑的印象久久地萦绕在托尔斯泰的脑海里，断头机把他搞得心神不安。这就是法国的社会自由！这时，托尔斯泰不再认为法国的政治制度有优越性了。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同佯存在着专制暴行，对它感到失望，下决心“从现在起我不仅永远不去观看这种死刑，而且也不再为任何政府服务。”
在巴黎，对拿破仑的个人崇拜引起了托尔斯泰的极大反感。参观拿破仑陵墓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对凶手、恶棍敬若神明，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离开巴黎，托尔斯泰前往瑞士的日内瓦。当他同马车夫并排坐上四轮马车离开巴黎时，他感到无比的高兴，无比的轻松愉快。他欣赏着月夜，享受着大自然美妙的风光，呼吸着花草的芳香，胸中的一切苦闷一扫而光。
托尔斯泰在日内瓦湖畔消磨了近两个月的时光，他每天都去欣赏那连绵起伏的青山和碧绿如镜的湖面。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人坐在浓荫如盖的小花圃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湖岸和湖面，我觉得这感官获得的印象仿佛通过眼睛化为美注进了我的心灵。”
托尔斯泰在一个地方呆不住，他哪儿都想走走，什么都想看看。他在一个十一岁的男孩萨沙·鲍里万诺夫的陪伴下游览了瑞士的山脉和乡村。他们肩负着背囊，翻山越岭，一共走了十一天。然而，瑞士大自然的美景并不能使这位热爱祖国大地的作家得到满足。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有着一望无际的森林和广袤的田野，祖国的自然风光，对作家来说，比烟雾弥漫的瑞士碧绿湖水更加可爱。他在日记里写道：“这里是一片光秃寒冷的荒野，潮湿的场子，那边有一种美妙的东西，却又被远处的烟雾所遮盖，这东西是那么遥远，使得我没法感受到大自然的最大享受，没法感受到自己是这无垠和美好远方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远方与我毫不相干。”
置身于异国他乡的大自然之中，托尔斯泰感到孤独冷清，特别是当他来到离莱茵河不远的琉森城的时候。在那里，他下榻在湖畔的瑞士旅馆，湖岸上城堡的断垣残壁依稀可见，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间。
有一天，作家在沿岸街道上漫步，欣赏着远方雾沉沉的群山和黑糊糊的湖岸上点点灯光。突然，他听到了吉他伴奏的歌声，那饱含诗意的音调和乐器甜滋滋的声音在他的心灵里激起一阵阵欢快喜悦的情感。他快步走上前去，只见一个穿着黑色常礼眼、身材矮小的提罗尔人在旅馆凉台前弹着吉他，动情地唱着。那些站在旅馆阳台上、身着白衣领、燕尾服的贵族老爷们和旅馆的侍者们，都在凝神地听着这位流浪歌手的演唱。但是，当提罗尔人停下来，摘下帽子，伸向观众讨赏时，这些温文尔雅的听众却哈哈大笑起来，谁也没有给他一文钱。矮小的的罗尔人对此而不知所措，他仿佛变得更小了，转身消逝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托尔斯泰感到非常气愤。他仿佛觉得这群没有心肝的富翁对瘦小艺术家的侮辱就是对自己的侮辱。他快步追上贫穷的歌手，邀他一同去旅馆用餐。这时，托尔斯泰发觉，他这种举动不仅使贵族，甚至使洗碗妇和仆役都感到惊讶和难堪。旅馆不允许他把提罗尔人带进英国人就餐的大厅。作家非常生气。“为什么？”他质问旅馆的仆役。“难道这儿不是人人平等吗？你们的共和国这么糟糕；瞧，原来这就是英国人的平等，听一个穷人给他们唱歌，给他们消愁解闷，他们却不花一文钱。”
当时，托尔斯泰真想跟这些瑞士人、英国人打一架。他们对待这位身材矮小、贫困而有才华的人的毫无人性的态度使作家大为愤慨。他看到在这个世界上，钱就是一切，为了钱可以把所有的人赶出祖国，为了钱也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
提罗尔人悲惨遭遇，促使托尔斯泰提笔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琉森》，发表在1857年的《现代人》杂志上。这篇小说的艺术魅力不仅在于对瑞士的大自然作了鲜明绚丽的艺术描绘，而且在于将那些脑满肠肥、冷漠无情的英国资产阶级绅士同贫穷的乐师作了对比。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乐师虽然贫困潦倒，但是他具有以通俗艺术唤醒人们心灵中美好的感情，激起欢乐和希望，让人们看到大自然的雄伟壮丽的天赋。
托尔斯泰透过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表面现象，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对资本主义社会感到失望，他不相信走西欧的道路能给俄国人民带来自由幸福。
翌年，托尔斯泰又写了与《琉森》题材相近的短篇小说《阿尔别特》，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作家在小说的结尾说：“诗歌是燃烧人们和艺术家本人的心的火焰。”
在国外，托尔斯泰继续写作《哥萨克》、《青年》，阅读法国作家卢梭、巴尔扎克、小仲马的作品和有关法国革命史的著作，对歌德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托尔斯泰从瑞士去了德国，参观了许多城市，最后抵达德累斯顿，在那里参观了著名的德累斯顿美术博物馆，欣赏了西克斯丁的圣母像。
在参观德国学校时，托尔斯泰头脑里产生了要为农民开办子弟学校的想法。他在日记中写道：“主要的，我头脑里强烈地、明确地想的是在乡间为周围邻近地方的儿童开办一所学校以及做一系列类似的事情。”
国外旅游大大开阔了作家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状况的清醒认识，但他没有拜倒在欧洲的面前。尽管他对外国的自然风光赞叹不已，对外国的艺术珍品倾慕得五体投地，但他仍然眷念着俄罗斯的山光水色，满怀着故国之思。
1857年8月，托尔斯泰回到了俄国。他一回到俄国，出现在他面前的仍然是黑暗、紊乱、贫穷的景象。他在彼得堡仅仅逗留了一星期，便匆匆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在自己的庄园里，托尔斯泰觉得“心情很好，但又感到忧郁”。心情好是因为看到了亲人和朋友，看到了郁郁苍苍的森林和肥沃的土地。而目睹了农奴制度的残酷、社会生活的贫困和农民地位的低下之后，他内心充满着痛苦。他亲眼看到一位贵妇人用棍子毒打婢女；亲眼看到一个官员由于一位七十多岁的农民似乎没给他让路就把这位农民打得死去活来。他还看到他庄园的总管殴打过失的园丁，并吩咐这个园丁打赤脚到麦茬地去看管畜群，以此来博得主人的欢心。
作家目睹这些野蛮的行径和陈规陋习，胸中充满了从未有过的耻辱。
还是在彼得堡的时候，托尔斯泰就听到许多关于政府准备即将实行“伟大的改革”的议论，杂志上也出现了一些论述改革即将到来的文章。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认为政府的改革将是大胆的，成就将是巨大的。其实，政府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过，他们最关心的是巩固自己的政权。对于这些，托尔斯泰十分清楚，他认为这些大吹大擂、吵吵嚷嚷全是欺骗。
托尔斯泰尽其所能地改善自己庄园农民的处境，他酝酿了解放农民的方案，着手整顿濒于崩溃的产业，详细制定图拉省植林方案。但是，彼得堡的官员们把他的方案看成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予以拒绝。于是，托尔斯泰就在自己的庄园里植物造林，扩大牧场，扩宽菜园，把牧场和森林的收入作为他收入的主要来源，借此来减轻农民的负担。庄园大部分空旷、阳光充足的野地，经过一段时间后长满了茂密的小桦树，形成了一个个绿色的小树林，直到今天，它们仍然点缀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托乐斯泰确信农奴制经济是毫无存在意义的，这种经济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导致他们陷入黑暗的深渊，而且对地主来说，也是役有好处的。他认为当前立即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废除农奴制。
最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计划，在庄园内把农民的劳役制改为代役租制。
那时，每个地主除了拥有大量的农奴，还有为数不少的家仆。这些家仆没有土地，成年累月在地主府上效力，充当厨师、婢女和马夫，他们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地主庄园内干活，常常是父亲把手艺传给儿子，世代相承。托尔斯泰未收赎金就解放了一部分家仆，使他们获得自由。他在这一年8月的一则日记里写道：“应该为人们做好事，虽然没有得到什么报酬，但这毕竟是正经事，能在心灵里留下点什么。”
1858年夏天，托尔斯泰几乎整个整个的白天都在田野里劳动。清早他就起床，然后到田间、场地、干燥棚里去劳动，到森林里砍伐和出卖树木，专心致志地从事经营活动。
冬天，他去找猎。有一次打伤了一只母熊，母熊反过来把他压倒在地，幸好救援的人赶到吓跑了母熊，才把他从危险中救了出来。从此他额上永远留下了一块疤痕。猎熊的事后来成了短篇小说《心甘情愿》的素材，作者把这篇小说收入1872年编的《启蒙读本》里。
托尔斯泰虽然全身心地投入到经济管理中去，然而，事情的进展并不能使他遂心如意。收入微薄，入不敷出，内心不安的情绪越发增长。以后该怎么办？怎样才能使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接近大自然也好，从事文学创作也好，这些都不能使他不去思考农民生活状况的问题。
托尔斯泰认为教育能在社会改革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做为一种“杠杆”，用来改变整个社会结构，帮助庄稼汉摆脱贫困，愚昧和黑暗，帮助改善普通人同地主阶级的对立关系。
还是在十年前，托尔斯泰当时还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他就在庄园里教过农民的孩子读书，时隔十年，他又回到了教育工作上来。
托尔斯泰在他修习音乐和读书的那座厢房里开办了农民子弟学校，学校设在二楼上，两个房间作教室，一个房间作办公室，还有两个房间供教师用。遮阳的台阶上挂着一只系有铃舌小绳的铃铛，楼下设有体操台。
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传遍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伯爵准备教农民子弟读书，凡是愿读书的孩子都可以免费上学。开始，许多人不相信老爷的举动，但是，仍有一些农民让自己的孩子来上学，因为孩子们想读书，他们对伯爵的印象很不错。他们常常在村里见到怕爵，伯爵跟他们在一起时很亲切，很和蔼。
穿着树皮鞋的孩子们怀着好奇和不安的心情来到了老爷的庄园，畏惧地走近老爷的住所。他们受到了伯爵热情的欢迎。伯爵只是讲讲他们在学校里应该学习些什么，孩子们的畏惧心理就很快消失了。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农民子弟学校的工作开始了。父母们也不害怕打发孩子去上学，孩子们急切地等待着上课时间的到来。在学校里，教师教孩子们读书、写字、写信、画画、唱歌和做算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历史课，伯爵给他们讲1812年的卫国战争和克里本战争的故事，讲拿破仑逃走时农民们怎佯诱骗法军落入陷阱，然后又怎样活捉他们。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非常高兴。一颗颗幼小的心灵里初步有了“祖国”这个概念，萌发出一种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托尔斯泰喜欢农民子弟，对教育工作充满了信心。但是究竟怎样搞好教育，这对于他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的问题。他感到有必要广泛地了解情况，不仅要了解俄国的国民教育，而且要了解其他国家的教育情况。
1860年7月，托尔斯泰带着妹妹玛莎出国考察。一方面考察西欧各国的教育情况，另一方面也趁此机会去看望在国外疗养的哥哥尼古拉。这次出国一共九个月，访问了法、德、英和意大利四国。
他们在法国吉耶尔小城与哥哥见了面，哥哥已经病危。他死得很慢，很痛苦。为了不让弟妹们伤心，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这就更增添了托尔斯泰的痛苦。哥哥的死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泯灭的伤痕，后来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通过列文形象表现了这种痛苦的心情。
在法国，工人教育的情况使托尔斯泰很感兴趣。他参观了马赛工人学校，了解学校的教学计划，发现这里的城市工人更通文理，能基本正确地书写，具有历史和地理概念，此外也懂得适用于本职工作的数学公式。他们聪明，爱自由，有礼貌。他们是从哪儿得到这种良好的文明教育的呢？托尔斯泰对此疑惑不解。后来，他在街上看到许多博物馆、图书馆、书亭、出版社、报社、杂志社，想到了这些文化教育机关对人民的教育作用，才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