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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直到现在我也理不出那时候的心绪。我只知道我很焦躁，书也看不下，坐立不安。午饭后，我没有休息，躺下也睡不着的。我就到楼下打乒乓球。我企图以剧烈的运动方式来改变心态。
我的手机搁在宿舍里，等我一身汗水回来，一眼发现手机的来电显示上
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电话，我的心一下子就狂跳起来。肯定又有什么变化了。而此时我知道，任何变数对于我肯定都是不利的。
果然，宣判的时间变化了，明天下午不宣判了。我问法官这是为什么呀？
女法官的声音还是那么不温不火，她说她们厅要去天津出差。天津？怎么偏偏是去天津？天津这个地方此时对于我太敏感了。在我的一波三折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官司中，被告与我打管辖地，莫名其妙的原因，官司管辖地判到了天津。天津是被告的家乡，被告在那里一定有许多深不可测的关系。我们常说的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嘛！
打官司的滋味儿（2）
我的敏感肯定使法官感觉到了。她轻松一笑说，其实，就是去那里玩几天，周五回来。但是，周五能不能宣判，还得回来再说。
我硬着头皮问：不是没有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情吗？她说，没有。
我突然又问了句不该问的话：“该不会是张建伟给联系的吧？”女法官笑了，她说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们去天津其实就是去轻松地玩几天。
我问了一个多么愚蠢的问题呀！但我仍然心里边犯嘀咕，于是我又问：宣判结果不会因这次改变时间而有什么变化吧？她说：不会的。
我觉得她好像在安慰我。
蓦地，心里边就沉了，闷了。
15日下午，天气开始阴了，闷了。这种越来越浓的沉闷显然预示着要下雨了，而且憋闷得时间越长越意味着将会有场大雨降临。
到了下午4点多钟，外面的天气阴得更厉害了。突然，我接到了法院的通知：明天上午9点准时宣判。我说，你们不是要去天津吗？怎么……法院说，我们是明天下午去天津，上午还有半天时间，所以，还是决定上午宣判。
仅一天当中，就以三个电话，连续跳跃性地变了三次。这怎么能够让我平静呢？这个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想了许多。两年零九个月了，其中发生的那些应该或不应该的事情都在折磨着我。我突然有种深刻的无助感。
第二天一早，就下起了大雨。把我的心情搞得更加沉郁。出了鲁院的大门口，那条窄街上本来就不清洁，此时泥水雨水混浊不堪，肆意横流，令你无处下脚。想打的士，却没有一辆的士能够停下来。所有从你面前驶过的车都会粗暴地溅起一片浑黄的水花朝你飞过来，你只有躲闪，再躲闪。
足足有半个小时，没有打上车。雨好像比我还焦躁不堪，散弹般斜扫着人群，使得城市节奏变得一片仓促混乱。窄街上总有车辆往来，却就是不肯停下来。眼瞅着要误时间了。我只能往前猛走，希望走出十里堡这条窄街，走到朝阳路宽阔的大道上去打车。
如果出门就能赶巧打上车，还多少能够使我得到些许宽慰。但是，越是不顺利，就越使我神经兮兮地意识到判决结果可能于我不利。好不容易坐上出租车在风雨中驶到方庄时，那条更宽阔的大马路却突然塞车了。出租车司机说这条路从未塞过车！
当时，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9点15分了。9点开始宣判，已经过了一刻钟，这心里边急的呀。还好，往远处探望时，风雨飘摇中，已经隐现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那迷蒙的楼房顶部了，上边高悬的国徽也一同模糊着视线。我推开车门，闯进了风雨中。
那天上午的一切感觉都不够好。到了法院门厅登记处时，那位守门人居然不知道我的这桩官司在哪个厅宣判。我说出了法官的名字，他仍然说不知道宣判这一说。后来，我又说出了书记员的名字，这人才若有所思地说：可能在第十法庭吧，你去看看吧。他大笔一挥，开了一纸通行证。
天气是清冷的，法院的建筑物有着高高的台阶，台阶是灰色的。铺满雨水后，灰得更沉了。正门紧闭，得从侧门绕行。侧门的台阶上的雨水放纵地流淌，将青灰色的大理石地面弄得更加阴冷。我小心翼翼地踩踏着这样的湿滑台阶，走进了楼内的大厅。
大厅空荡，看不到一个人。在一个圆柱上，我看到了指示牌，而后，我上到二楼，找到了第十法庭……
2 一开始，就注定了这场官司的艰难
1999年10月，我的散文集《西部生命》被评为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一等奖，我赶到北京领奖。颁奖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来了好多名作家和相关领导。在宣布获奖名单时，我听到了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名字，也听到了张建伟的名字。张建伟的获奖作品是长篇报告文学《蝉蜕的翅膀》。我与贾平凹和张建伟等人排成一队，前往主席台领奖。
那时候，我就听柴达木的朋友们说过张建伟，说他写了一本秦文贵的书，书中用了我很多《西部生命》的东西。我当时也就一听而过，并没重视。因为我并没有看到他的书，因而也并不知道他是如何用了我书中的内容。但是，在我们排作一队依次前往主席台时，我敏感起来。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张建伟其人，也未曾读过他的任何文字。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个名人，很活跃的。我们有十多人排队上台领奖，恍惚中，我听到身边观众席上有人喊了他的名字，于是我的目光寻找到了他。他一边热情回应着观众席上喊他的人，一边往前挪步。他走在我的前边，与我相隔四个人。
看上去，他个子不高，穿着一件棕色皮夹克，敞开着怀，神气活现。我想，他在听到宣读领奖名单时，不会听不到我的名字吧。如果我是他的话，我肯定会四下里瞅瞅，辨识一下哪一位是刘元举，至少认识一下也没有坏处吧？
我当时以为他可能会在领奖之后，找到我谈一谈的。而且我真心实意地说，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能会磨不开情面日后与他对簿公堂的。文人都爱面子，即使他不直接出面，找到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出面说说，我想，也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太书生气了。
当我领完奖之后，再去寻找那个棕色皮夹克身影时，就怎么也找不到了。
打官司的滋味儿（3）
当晚，在我们的住地石油宾馆的餐厅举行了宴会，非常热闹，席间有精彩演出，还有新疆的歌舞团表演的舞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看到了许多领奖和不领奖的朋友，我试图在人群中寻觅张建伟，但是，没有找到。许多人多年不见面，到了一起十分快活。为我的书写序的李若冰老先生也来了，他对我的获奖表示了由衷的祝贺，这令我非常感动。当然，我这部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他非同寻常的关心，他让我每写一篇，就寄过去给他看看。当时，他正因糖尿病住院。我还犹豫着是否会影响他的休息。但是，每每写出一篇给他寄去后，很快就能收到他的回信。他的信写得很激动，他说是我的文章让他兴奋不已的。他对于文章的构思角度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也使我的信心倍增。我能够在1995年的下半年几乎一气呵成写出这个西部系列，与他的这种频繁来信鼓励是分不开的。
回到沈阳后，我也并没有马上寻找张建伟的那部《蝉蜕的翅膀》。因为当时忙于一些琐事，就渐渐将这件事搁下了。如果不是我的另一部书出版在我们的城市引起很大反响，可能我就不会与这场官司有缘了。
我的那部书叫《爸爸的心就这么高》，副标题是“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这部传记文学在沈阳最有影响的东宇书店搞了个发行式。而那一天，香港《文汇报》驻沈阳记者站的曲颉先生被我的书的书名吸引住了，因为他当时也在写一本培养儿子的书，题为《父亲的心》（此书已由辽宁出版社出版）。他是个喜欢书并喜欢买书的人。他与我认识较早，却好多年疏于联系了。因为书而勾起了回忆，因此，他就有了读我的书的兴趣，就有了更多的兴趣。
于是，某一天，他给我打来了电话，告诉了一个让我不能不重视的消息，那就是他发现有一本书严重抄袭剽窃了我的《西部生命》。
在曲颉之前，有关朋友告诉我这件事时，只是说张用了我很多文字或内容之类，“用了”或“使用了”，却从未有人使用“严重抄袭剽窃”这类字眼儿。于是，我立马给柴达木的刘书记打电话，让他用特快专递给我邮本《蝉蜕的翅膀》。书记是我的朋友，也是张的朋友。
他是个多年做党的政治工作的干部，很有政策水平，也很有人缘。他是四川人，非常和蔼可亲。在此之前，他对我说过张建伟到柴达木写了一本秦文贵的书《蝉蜕的翅膀》。他说张建伟知道我。他还说张建伟写书时用了我书中的一些文字。书记并没有说张建伟嘱咐他一定要与我打招呼，征询我的同意之类的话。
从刘书记那里我得知秦文贵是全国树立的英雄模范人物，是“五四奖章”的获得者，是得到过江泽民总书记接见过的人物。后来，他们组织了讲师团，书记也参加了讲师团，到北京人民大会堂讲演。那天，中央电视台直播，我收看了他们讲师团的演讲。我看到了周书记，还有秦文贵，却没有看到刘书记出镜。秦文贵的妻子讲得非常感人，她讲了一个令人刻骨不忘的细节：她给秦文贵洗头，可怎么也洗不干净。她反复用洗发剂揉搓出沫儿，却还是洗不干净。后来，她仔细一看，原来丈夫的头发白了一层。丈夫才30几岁呀，头发就这么突然地没有任何准备地白了一层。
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个直播的夜晚过后，第二天就是美国轰炸了我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这件事引起的巨大波涛，相对遮挡了国人对于秦文贵讲师团的关注。但是，秦文贵作为一个青年科学工作者的高尚品格仍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我在柴达木时，没有接触过秦文贵，但是，我仍然为柴达木出现了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而深深欣慰着。
我不知道张建伟是如何书写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的，更不知道他在这样一部书中如何用了我的文字。究竟是抄袭是剽窃还是引用？我只有亲眼一见了。曲颉是律师出身的记者，我相信他的话不会随意说的。但是，作为张建伟这样的名记者难道会犯这样常识性的错误？！
我仍然无法想象。
那几天我非常着急看到这本《蝉蜕的翅膀》。书记确实用了特快专递，他给我寄了两本。我几乎用了整整一个夜晚，将这部书读完了。我边看边惊讶不已。因为我从这些采访式的新闻文字中，不用费多少劲儿，就能够发现属于我自己的文字。我的文字与他的文字是完全两种味道的，就像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与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一样，一清二楚。可以说，我的那些文字，是血，是我的心血。因为这些文字中，浸透了我的思考，我的发现，也是我的独特的语言表述方式。所以，我几乎不用对照我的那部《西部生命》，就差不多可以断定出他这部书中哪一段是抄袭了我的作品。
令我惊讶的是，他在全书中，竟然会有60处抄袭我的文字。所谓60处，就是有60个《西部生命》中的段落或局部，分散着揉合在他的书中。最长的段落达到近千字，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最短的段落只是一句话。书中只有一段是引用的，打了引号，提到了刘元举的名字，还有几段虽然打了引号，但并未注明是刘元举的文字，而只是说一位作家。看到最后，是他标明他为写此书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上面提到了我《西部生命》一书中的几篇文章，并标明页码。但是，我按着他所标明的页码查找时，却并不是像他标得这样准确，相反，他标得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使我意识到，作者是有意这么标的。这是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吧？他不会不知道将别人的创作原句子拿过来，播撒在自己的书中，变作自己的东西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吧？他肯定知道的，如果不知道，他就不会进行这种所谓“标明”了。再看全书，文字确实粗糙不堪，有的甚至是将采访记录直接搬上去了。但，我非常佩服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