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左宗棠为一时瑜亮，惺惺相惜。左宗棠的个性真够人受的，圭角毕张，锋棱崭露，对一切睥睨视之。纵然他心下敬重曾国藩吧，也不会挂在口头，说给人听。不错，在左宗棠眼中，一世之人皆可推倒，只有曾国藩，才足以与他相提并论。英雄的孤独，其极端形式表现为，对手死了，比朋友死了还可悲。因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广交，相颉颃的对手却不可多得，有时甚至会少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我”这样的程度，所以对手一旦撒手尘寰，他的“剑”便将束之高阁，从此无所指，无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头的火色也将随之暗淡。曾国藩弃世后，左宗棠念及两人当年的交谊，颇为伤感，他在家书中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也难恝然也。已致赙四百金。”他还特制挽联一副，剖白心迹：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元辅；
攻金以砺，错玉以石，相期无负平生。
足见其生死交情，并未漠然弃置，更未一刀两断。
看一看曾、左交谊的始末，我不禁为大人物感到悲哀。他们地位高了，面子反而薄了，受了伤，那“创口”便很难愈合。争来争去，争什么呢？无非争口闲气。曾国藩与左宗棠不可能不知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可是两人都静等着对方先伸出橄榄枝来，这一等就等成了千古遗憾。硬要等到其中一个死了，另一个再用挽联致敬致哀，此时亮出高姿态，教明眼人看着，已很难喝彩。曾与左一失和成千古憾，所幸后死者念及旧情，有所补救，还不算抱恨终天。北宋大臣韩琦与富弼，均为一代名贤，早年心心相印，后因政见偶然相乖，遂终身不再往来。韩琦死时，富弼竟然不去吊唁，如此铁石心肠，你说，是不是官位越高，人味越薄？
身居高位，只须一言不合，一事不谐，就可能友情破裂。老朋友之间想要“不负平生”，谈何容易？如此看来，狗比人更懂得友谊，为了一根肉骨头，它们同样会相争，甚至相咬，但争过之后，咬过之后，它们很快就能和好如初；人却做不到如此爽快，如此洒脱，一旦争过之后，咬过之后，创伤难以疗复，宿怨从此结成，他们再想保全旧谊，除非彼此重新投胎。
冬夜读左宗棠的轶事，读到他的傲处，狂处，劲峭处，刚强处，智慧处，勇毅处，便如读一部剑侠传奇中荡气回肠的章节。左公并不“左”，他远比现代政治模子铸出来的一大批满脸死相的“左公”更有趣，更有情，更有眼力，更有胸襟，更有血性。他敢于标举自我，表现自我，敢于守危城，蹈绝地，敢于傲视和鄙视那些庸庸碌碌的衮衮诸公。这容易吗？
有一则政治漫画如此告白：“你是栋梁之材，并非就能担当栋梁之任，你先要获得那个宝贵的位置，然后还要有其他栋梁之材与你适相匹配。”晚清内忧外患，原本巍巍然的帝国大厦行将倾覆，这时节，栋梁之材已只能派作撑子，斜斜地顶在最危险的地方，又哪能谈得上舒心，更别说荣耀。栋梁的屈辱感远比庸才的屈辱感更迅猛更深沉，它的厉害，曾国藩领教了，左宗棠领教了，其后李鸿章领教得最为完全。那时节，身为栋梁，必须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飘摇风雨，此外，各种诛心之论也如同长长的棺材钉一样无情，一枚一枚地往下钉，直求你无处逃身。难怪智慧的庄子宁为臭椿那样的“散木”（无用之木），也不肯做可怜可悲的栋梁。
伪君子云集
？ 余 杰
晚清时代，一方面道德崩溃，另一方面却伪君子风云际会。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虚伪，以虚伪换取更好的生存，最后把虚伪当作生存的本质。虚伪渗透到骨髓里，成为正常的状态；而将真诚看做变态，把真诚的人看做愚昧的人。在清末，此风不断高涨，达到了二千年帝国时代的最高峰。在诸多晚清小说里，都有单个或群体的虚伪文人的形象，这一形象成为一类文学典型，也是晚清小说家写得最为成功的一类人物。而在笔记中，这类人物同样原形毕露，被有些刻薄的笔记作家剥下堂皇的冠冕，露出丑陋的原形。
晚清掌故巨子徐一士著有《近代笔记过眼录》，首先介绍近代著名笔记的原著，版本，流变，并大量摘录原文精华，公之于世。其中许多笔记已不传世，幸而被徐一士所录入，得以保持至今。《近代笔记过眼录》记载了江庸所著《趋庭随笔》，徐一士选入十七则，其中有“理学家李如松之卑劣”一则，揭露了晚清著名的理学家李如松的丑恶面孔。
李如松在同治年间任内阁中书，以理学名于世；李慈铭曾深恶而痛诋之。李慈铭的日记是晚清四大日记之一，在《桃花圣解庵日记》戊集，他于同治十一年壬申五月初四日的日记中对伪君子李如松有详细的记载。李如松是直隶人，以优贡捐了一个内阁中书，自名理学，对客必正襟危坐，所吃的只有脱粟和豆腐而已。他吃饭的时候常常在门屏之间，希望别人都看到。他目不识字，却著《语录》，厚达一尺。他的这一系列行为迷惑了不少当时的理学名臣，如尚书万青藜、大学士倭仁等人。当时以宋学著称的名臣徐桐，尤其敬重李如松。而那些实干家们对这类装腔作势者往往不以为然。曾国藩入都，李如松晋谒，雅步般而入。曾国藩问他的籍贯乡里，他回答说：“高阳侍郎本家也。”高阳侍郎指的是天子的师傅李鸿藻。李鸿藻是高阳望族，而李如松则出生在与李慈铭同邑之山前村，他的父亲入京为部役，冒籍固安，固安与高阳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如此攀龙附凤之理学家，卑劣得有些让人哭笑不得。因此，曾国藩微微一笑，端茶送客。这种百无能耐、死爱面子的家伙，在曾国藩的心目之中根本不是谈话的对象。
李如松以理学名世，自己的家事却一塌糊涂。李如松之父为人也庸鄙，由胥史为小官归京师。他的哥哥更加庸劣，他瞧不起自己的哥哥，强迫父亲将哥哥驱赶出家。其父将其兄驱赶之后，心里念念不忘，其妻怒骂之，两人相对大骂。李如松听见妻子在哭泣，怒向父亲说：“妻子贤慧并且能帮助我，父亲难道想跟哥哥结党为恶吗？”其父受到如此抢白，一时想不通，晚上自缢而死。坊官报告巡城御史，御史将此案移交给刑部，想重案此事。然而，徐桐等信奉理学的十名大臣，力争李如松是道学孝子，联名呈送刑部为他申辩，结果李如松因此得免。李慈铭感叹说：“呜呼，天下乃有此人，都下乃有此论，可不哀哉！”而伪君子也是南北对称的，李慈铭说：“北有讲宋学之李如松，南有讲汉学之赵之谦，可谓双绝。”这段话很有意思，宋学与汉学表面上水火不相容，而实质上却有惊人的相似性，即他们无论讲求什么样的学问，骨子里都是伪君子。他们互相痛骂对方是卑鄙、无耻、下流的家伙，殊不知自己就是对方的镜子。汉学与宋学的分野并不重要，这两类知识分子却拥有相同的精神境界。
江庸在引用了李慈铭的日记之后，进行了相关的考证，他写下了从父亲处听到的关于李如松的情况，与李慈铭之说有较大的区别。“李字卓峰，倭门弟子也。家有婢，父与通，李知而逐之，父因缢死。同门闻其变，咸谓李迫其父自尽，许为经纪家事，此不失为理学。李死而讲学之风为之稍减。”如此看来，错的是李如松的父亲了。但一家不治，何以治天下呢？可见理学是一种已经失效的意识形态。最可笑的是，李如松大字不识一个，居然成为理学家，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如此看来，理学仿佛也成了禅宗，讲究“不立文字，尽得风流”。但李如松居然找人充当枪手，帮他写厚厚的一本书，这说明他还是得靠“文字”、“学问”来吓唬他人，靠这“文章”背后的“道德”来吓唬他人。这样的作法，比起狐假虎威来，还要恶劣得多。所谓“伪君子”，就是将道德作为工具来利用，用自己并不真正遵守的道德来谋取实际利益的人。他们的心底里对“道德”的真真假假是明彻如镜的，“道德”是伪君子最后一片遮羞布。而中国文化正是盛产这类家伙的一个巨大无比的酱缸。晚清伪君子猖獗一时，他们自觉地充当正统道学的捍卫者，也不自觉地充当了正统道学的掘墓人。
道学家为官，乃是表面上的清官，骨子里的贪官。梁溪坐观老人所著《濞代野记》也记述了道学家的贪酷，多个细节，多个侧面，可谓穷形尽相。此书记清代官场之黑幕，如其例言所说，“凡朝廷、社会、京师、外省事无大小，皆据所闻所见，当时有所忌讳而不敢记者，今皆追忆而录之”。其中“道学家贪诈”一则，描摹道学家方某之行事，比小说还要精彩。
桐城方某，附庸于曾国藩的幕府之中。他是古文大家植之先生东树的族弟，利用这层关系，他窃取先生未刊刻的文稿为己所有，游扬于公卿之间，由是坐享大名。他大约是学习《儒林外史》中假牛布衣的妙法，不费半点功夫一举成名。晚清已降，小说与历史是互动的，小说可以证历史，历史也可以证小说。笔记里有小说的蛛丝马迹，而小说情节采自笔记的更比比皆是。这是研究晚清文化时值得注意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方氏早年客吴竹如方伯所，居然翻墙偷看邻家女子，方伯善遣之，不暴其罪。于是他充当各地督抚之幕府十余年。曾国藩到安徽，很赏识他，聘为幕府，跟李鸿章一起共事，称同门。后来，李鸿章当了直隶总督，提拔他当冀州枣强县的知县。在任上，他以道学家的方式处理政务，堪称破天荒之举。有一个富人抓到小偷送到衙门要求严惩，方氏曰：“你损失了什么财物？”富人说：“幸好还没有，刚刚听到他挖墙的声音就将他抓住了。”方氏曰：“彼亦人子也，迫于饥寒，才这样做的。本县不德，不能以教化感动我的人民，我很惭愧。人非木石，未有不感化的。你暂时将这个人带去，善待之，晓以大义，养其廉耻，饮食之，教诲之，为本县代劳也可，不能把他当作小偷而虐待他。本县将五日或十日一验其感格否？”富人没有办法，只好将小偷带回家。小偷听到县令的话，到了富人家，俨然以宾客自居，稍不称意，便说你居然敢违背官府的命令。富人无可奈何，又不敢纵之去，害怕县令来检验感化的结果。最后，富人辗转托人向方县令送了重金，县令这才不过问此事。从此，县内没有人再敢告偷窃的案件。方氏处理此事的办法可谓聪明绝顶，一箭三雕：既表明自己讲求道学和教化的立场，树立自己崇高的形象，又通过这种处理方法不露痕迹地获取了大笔贿金，让行贿者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还杀鸡给猴子看，让别人不敢告状，大大地减轻了自己的工作量，使上级认为自己境内治安良好，显示出自己政绩显著。
接着，笔记越写越精彩。皇帝举行祭祀大典，直隶总督治理驰道。验收的那天，百官都站在道旁，等候李鸿章的到来，方也在其中。李鸿章一见，握手谈旧事，一起行走在驰道上。李鸿章喜欢开玩笑，对方氏说：“你在枣强当官已经好几年了，攫得金钱几何？”方肃然对曰：“不敢欺，节衣缩食，已积俸金千，将寄归，尚未有托也。”李鸿章说：“你拿来，我帮你带去。最近我有急事要往来乡里。”方称谢，立即从靴子里拿出银票递给李。李曰：“你不要拿假银粟来骗我，让我受累啊！”说完大笑。道旁观者数万人，皆指曰：“冠珊瑚者，中堂也。冠铜者，方大令也。”这一招极其利害，好像武侠小说里的隔山打牛，又好像寓言里的狐假虎威。对李鸿章，他表明自己的兢兢业业，严于律己；对其他人，他则暗示：我是李鸿章的好朋友，你们谁也把我扳不倒。
实际上，方某在任上大肆搜刮民财，无所不用其极。县每月有集市，乡民都来赶集，方于是以少许酒食款待乡之元老于堂上，拿出最近所著的语录，每人发一册，堂而皇之地说：“这是本县心得之学，足裨教化，所值无多，你们可以拿去，广为散发，大益于人心风俗也。”元老们以为是县令赠送的，连连道谢而去。没有想到，第二天，县令下了通知，要求按户收取刊资，每册若干，谁敢不交呢？方氏通过这样的手段获金无数。教化也被他拿来作为获取利益的工具，他这样的“道学家”对“圣教”的破坏甚至比五四人物还要利害。可以想象，父老乡亲们对那些写满仁义道德的语录是何等痛恨，甚至会一怒之下付之一炬。
方某因为有道学家的背景，所以贪污的方法也与众不同。他往往要拿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出来，让被害者心服口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