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侵略和本国封建压迫剥削的吁求，带有空想和狂热色彩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是最易产生和传播的。刘氏夫妇就是这种思潮的弄潮儿。无政府主义理论上是高蹈的，它反对武装起义，反对议会政治，反对建立国家，反对工业化，反对一切暴力甚至家庭、婚姻等等。刘氏夫妇尚组织有“女子复权会”的激进女权团体，当然这些反对的呼声中不乏是因为被反对者给人类带来的异化导致反对者的深恶痛绝，反对者是敏感于各种招牌下人的不自由窘况的，于是索性连根除去一切束缚人性、压抑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制度安排。这中间有民粹主义，有人道主义，有农民的小生产意识，有传统“大同”的“三代”思想等形成的杂烩。如刘师培于“讲习会”上演说时主张的“工业乃民生之蠹，工业日进，机械日新，小民生计愈苦”，则不主工业，且杀尽资本家；而正因中国工业化程度过低而又最易实行共产制，农民则可借富人之田使之平均分田，“使人人所有之田均有定额”，这是农人革命；而欲实现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须以总同盟罢工为手段，将来还可工农结合，建立劳农协会等。刘师培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虽说分歧至显，但在后者传播进中国的初期以两者尚有共同之处而被刘借重。刘曾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作序，盛赞其阶级斗争学说为“千古不磨之论”，马克思与达尔文双双造福人类“其功不殊”等，但他并不认可彼所主张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以为其眼光有限，未能理想，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后又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实行专政，此国家又以新名目令人民成为其奴隶，不免悖于人类平等之旨。刘氏所说虽悖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狃于过于浓烈的理想化成份，却不能不让人对其超前的意识深致意焉（他把“后”学放到“前”的语境中去考察了）。可以说，刘氏学说体大繁杂，超前的与落后的并存，革命的与腐朽的并在，真理与谬误并列，这在晚近中国思想史上也是常例。同盟会的确是反对“三民主义”的，宣传社会主义的却是社会主义的死敌，等等，也是因为晚近中国的特殊性：它几乎是世界各种思想的实验场。加上中国本身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刘氏的学说眩人以一时，但它的影响却不仅一时，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些主张竟由他人之手（当然是大手笔）行于世矣，而福兮祸兮世人自可以公论矣。
天才往往是做超前之想的，天才不同于凡庸之处又是时时在思想的跃进中，刘师培由最先的“教育报国”进而倡“民主共和”，再进而信仰“社会主义”，进而“无政府革命”，这个“激烈派第一人”果然“激烈”得让人眩目，今天人们大可以从容看清所谓激进主义如何自刘师培始一步步把中国从帝制推到民国以及更进一步地实行“彻底决裂”的“大革命”（激烈的背后其实却是形式各异的“专制”）。刘师培那时主张“激烈”是说激烈的好处是“无所顾忌”、“实行破坏”和“鼓舞人民”，迈出第一步给人们开路，如丹柯掏出心脏为人们当火把前进。刘师培有让人感动的地方，可是让人又意料不到的：“激烈”的尽头是什么？历史、社会，是靠博弈、中和还是一味的“激烈”？或者说只是策略而已？刘师培的激烈，看上去很像鲁迅说过的：抓着自家的头发，恨不得挣脱地心引力离开地球般焦躁。这种思想太前卫了，与现实隔膜愈甚，有时就会从云端一跤跌下来回到原点，甚至栽到泥淖里。刘师培也是一个聪明人，但人太聪明也不免“渊察不祥”。刘师培夫妇举世罕见，却也有市嚣的俗事：其夫人何震亦为中国“社会主义”最早的鼓吹者之一，又是妇女解放运动先锋，果然声名为之一“震”，在东京遂有艳名，且传其与姻亲汪公权有暧昧；汪实乃不堪之人，结果终有天才学子刘师培“卿本佳人，奈何作贼”之一幕，“激烈”到头竟是一跤从云端跌进泥淖中。刘一失足遂为千古恨，这样的例子他并不是孤例。从此刘不齿于党人，这就是文人失节。在中国传统精神中，这是与女子失节相类的。
三
由于刘师培“下水”的传闻过于纷纭，此一期间的历史资料又过于匮乏，我们迄今还难以判断其何以“下水”以及如何“下水”。钱玄同后来将时人对其之评判分为三类：一是不可宽恕，如冯自由《革命逸史》称刘在同盟会“心衔所提议改组同盟会攘夺干部职权之策不成，渐有异志”，加以“内惧艳妻”，乃恬然“下水”，此后又为袁世凯称帝做吹鼓手，乃文人无行，不屑齿及其人。这是后来大多数论者的意见。二是事有隐情，可以不妨谅解之，如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谓其与章太炎龃龉，又“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先是“龃龉”，继有“小人”，再是“劫持”，显然对刘的“下水”有自有隐情的开脱之意。蔡先生还与人分析刘发生颠踬的原因，乃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这样的人而杂有三种性质：好胜（不免文人相轻）、多疑（蔡说其自与何氏结婚和主持《警钟日报》后即患此毛病）、好用权术（这是最坏的习气），三者皆为“老实人之累”，从“性格就是命运”而言（刘的同辈和弟子还指出其有“内热”、“不能忘情爵秩”、“好异矜奇，狷急近利”等秉性），这样，“老实”、“书呆子”的刘师培就“未免好用其所短”（蔡致吴稚晖信），最终顺性情而下以失节为收场矣。蔡先生是仁蔼的人，他甚至这样揣度刘师培的变态行为：其人何以一变而至于此乎？想不通，那么，“最后的希冀，或者彼将为徐锡麟第二乎？”徐锡麟为谋取安徽巡抚恩铭的人头，先取得其重用，不惜与之为“刎颈之交”，而“后来之事，大出意外”，是不是刘也仿效其方法去结交端方呢？蔡先生真是宅心仁厚啊。以文人的惺惺相惜，时人以及后人亦多有为之开脱者和讳饰者，如刘文典先生。至而有言其为夫人所左右者，这是“红颜祸水”的故伎，终不能解脱刘师培于万一。三是始恶之而终谅之者，即“当时闻其变节而颇致诋毁，逮革命既成，往事已成陈迹，而敬其学问之博深，谅其环境之恶劣，更念及旧之交谊，释怨复交，仍如曩昔”，这有章太炎、黄侃、钱玄同等，蔡元培实亦可归此类。且他们注意到刘与之分途，但此后刘氏作文“但不言革命耳，始终未谀颂清廷也”，则刘还有一道“底线”在。不管怎么说，一个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发展上欲有所作为，同时还要在自己专业范围内有所成就，如何寻找一个恰当的结合点，将社会（人文）关怀和专业（学问）关怀有机地结合起来，这自是不易，但终不可牺牲道义、原则（也就是“底线伦理”）而屈就一方，而要争取做到德才双馨，这看似不易，也不是不可以做到的。不过，以刘师培如何“下水”的种种原因尚不清晰，且“行事之善恶，时过境迁，即归消灭，而学问则亘古常新也”（钱玄同语），从此一角度视之，则我们不能在鄙视刘的“叛变”革命的同时无视其学术造诣的存在，蔡、章、钱等先人如何惋惜和体谅其人，我们不妨也以此视域和“同情心”视之。
传刘师培“下水”，其与章太炎反目是很大一个因素。太炎先生也是一个文人从政的，无政府主义于事无补，他又稔于佛学，于是转而为厌世主义者，觑破尘嚣，欲赴印度出家，惜囊中羞涩，想到了官宦的张之洞以及端方，分别遣人去筹措旅费，找端方就是通过刘师培。事不谐（乃太炎先生保全了名声），太炎迁来刘氏寓所合住，结果发现了他不愿看到的一幕：刘小弟居然是“绿帽子”，何夫人与汪氏有染，奇怪的是刘师培不以为怪，却怪太炎多事（汪东对此有别解：何震以他事恨太炎，乃与汪公权交相谗构，刘始与太炎绝，彼汪公权又假其名告密端方，端方遂招致之，令刘为其考订金石等，太炎遗书规劝不听）。太炎无法再住下去，重又回到《民报》社。不久，太炎先生发表《排满平议》，与无政府主义绝交。刘师培此时也不知如何获取了太炎先生的印章，在上海《神州日报》假冒太炎先生之名刊登启事，说不久就要剃度为僧，从此告别立宪革命等。太炎闻之也在《民报》上刊登《特别广告》予以澄清，并揭发有人伪造其与清廷显宦锡良的电报往来的匿名揭帖。如此这般，恐皆是刘等要搞臭太炎先生的劣迹，则刘“下水”后的行为实在不堪。杨向奎先生以为刘“中途折节，由反清而投端方，原因出于萍末而飘风不止”，乃是文人意气之争惹出来的，即其与章太炎发生龃龉，“大半来自学术”，刘“少年气盛，在学术上不肯让人，而太炎自视艺高，目无余子已久，两人相遇，不肯相下，宵小于其间易于为功，于是龃龉生，而申叔走”（《清儒学案新编》）。文人相交，易生闲气，而反复无常，往往有出格之事，此可聊备一说。继与太炎反目后，刘师培又与陶成章、苏曼殊等形成“水火”，东京党人悉知刘氏已经不再是“同志”，加上其姻亲汪公权对章太炎的“毒茶案”，刘在东京党人中处境狼狈，四面楚歌，其遂有别栖之念。又传何震为物欲被清廷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徐锡麟案后，清廷显贵如端方、善耆、铁良等知大势之下用硬的办法不能挽救危机，遂各自开展对党人的攻心工作），加上汪公权居间穿针引线，畏惧“河东狮子吼”的刘师培妇唱夫随，上了贼船。
四
历史也真是吊诡，刘尚是“佳人”时，曾向湖广总督的端方上劝降书，亟称“自满洲肇乱，中原陆沉，衣冠化为涂炭，群邑荡为丘墟，呻吟虐政之中，屈服毡腥之壤，盖二百六十年于兹矣”，是何等沉痛。而刘又自称“幼治《春秋》严夷夏之辨，垂髫以后日读姜斋、亭林书，于中外大防尤三致意焉”，乃“值此诸夏无君之时，仿言论自由之例，故近年以来撰《黄帝纪年说》、《攘书》，垂攘狄之经，寓保种之义，排满之志”云云，更规劝端方侪辈“莫若举两湖之疆归顺汉族”等，岂料“作贼”后继上端方书，那却是别样的声音了。诅咒革命为“叛逆”罢了，又恬然贡献“弭乱之策”十条，不外是以“卧底”的身份为之提供情报等，可悲可怜。1907年冬，夫妇二人返沪办理自首事宜，继返东京创办又一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于域外赫赫声名的《衡报》，后人以为此系伪装，其实是执行为清廷提供情报的报馆，但党人对彼已有戒心尔。1908年冬，徐锡麟案发后，清廷通缉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时陶正由南洋返国，刘氏夫妇与汪公权亦恰抵沪，刘向端方告发了陶的踪迹，后鲁迅称此恶行为“侦心探龙”。盖刘氏也是研究《文心雕龙》的好手啊，奈何作贼成了“侦探”——清廷的鹰犬！翌年刘侦探又告发同盟会国内中部（长江流域）领袖陈其美与浙江党人王金发、张恭等在沪议谋隐情，致张恭被捕。后“强盗”出身的王金发找刘“理论”，刘下跪求饶，愿意以身家性命保出张恭，得免一死，而汪公权却被王“解决”掉了。陈其美其时也曾下令蒋介石等暗杀刘师培，但时正在美国筹款的孙中山认为暗杀适足以暴露起义计划，且暗杀行为不足以促成倒清大业，刘乃得以侥幸保全性命。刘氏夫妇无法在沪立足，遂移居南京公开投靠端方，从此成为彼幕府之人物，刘的身份是两江督署文案兼三江师范教习（校长即李瑞清，传其与陈庆年建议端方聘刘担任历史教授）。后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作为随同如影附之。
说来端方其人也是通文史、好金石的专家，在清廷官员中他也算得上是思想开通的一位，如提倡立宪，让绅民权利等，他与刘师培政治之外有共同语言也是可以想见的。设若清廷未遽倒，端方未骤亡，刘尚有一幕府内问学的暗淡日子，不想端方以在隆裕行宫内摄影被撤职，继又被发派川粤汉铁路督办，终于做了清朝完蛋的第一个殉葬者，路上为兵士击杀，跟随他四川平乱的刘氏也在资州被起义军政分府扣押。还是章太炎此时想起他，惋惜其罕有之学问才华，遂作保释其人的《宣言》，内称：昔人曾云明成祖，“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儒，杀之，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凌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翌年民国肇立，章太炎与蔡元培又联名在《大共和日报》刊登《求刘申叔通信》的广告，再次为之呼吁：“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