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炎与蔡元培又联名在《大共和日报》刊登《求刘申叔通信》的广告，再次为之呼吁：“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保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他方，尚望先通一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章、蔡不以刘氏前行为忤，全从保全国家学问处着眼，而爱惜人才情见乎辞，这也足可见出刘师培之于中国学术的重要是时人已认识到的。蔡、章都是民国在朝在野的显赫人物，后来他们又电请南京临时政府设法营救之，孙中山还发电敦请开释其人，不得苛待之。恢复了自由的刘氏即在友人谢无量介绍下先在四川国学院讲课，与今文学家廖平互为犄角。而何震得东京老友南桂馨等相助则在太原阎锡山处充当家庭教师，刘也不久到太原谋职，被彼时东京“同志”阎锡山聘为都督府顾问，发刊《国故钩沉》。后来阎向袁世凯献媚，将奇货可居的刘师培举荐给正需要书生为其登基做“合理性”、“合法性”解释和理论创新的袁世凯（后阎在回忆录中称：刘系“左”倾学者，参与筹安会为其不得已之尴尬事，且其“始终未劝我赞成帝制”），恰其时急于制造帝制事实的袁公子袁克定与梁士诒等主张罗致失意文人、在野政客组成劝进班子（其中同盟会元老就有刘与胡瑛、李燮和、孙毓筠四人，以及严复、杨度等），袁当即聘之为公府谘议，后又任教育部编审、参政院参政。袁称帝时刘氏又蒙不洁，恬然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被授封“上大夫”，期间写有《君政复古论》，虽辞采渊懿，时人鄙为“剧秦美新”，即扬雄仿司马相如封禅文佞事王莽、刻意抑“秦”扬“新”的故事。此系刘氏第二次“作贼”。不过这次他更是“被动”的行为了：刘苦于半生潦倒，不得不依附于人（端方、阎锡山、袁世凯），为之火中取栗。他屡次“下水”，被人视作“扬雄、华歆之流亚”，这也是知识分子没有生活独立、学术独立、人格独立的代价。
袁世凯身败名裂而死，刘师培亦被通缉（帝制祸首之一），所幸又以“人才难得”被李经羲等保出，乃在天津充寓公，生活寂苦聊赖，至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延揽人才，思及刘师培，不念旧恶（钱玄同回忆：以刘师培前后思想违异，不但同盟会和国民党人士对其不满，就是旧派诸老也白眼视之，惟有蔡元培对其“终无恶意及非议”，乃为国家惜才尔），且力排众议，遂聘之为文科教授（又兼女高师讲师）。这是著名的北大精神之一的“兼容并包”方针的一例。刘执教不久，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北大更是新思想和新思潮之储存库，以刘氏的身份，他被人们视为与林琴南、黄侃等人为伍的文化保守主义。他离群索居，谢绝交游，神志颓丧。刘晚年与黄侃、陈汉章、吴梅、黄节、林损、马叙伦等一班北大旧派教授们办有《国故》月刊，并与康宝忠等办有《中国学报》，倡复古主义。刘晚年以晚期肺病等而颓唐，却并不反对新文化运动。1919年3月，林琴南攻讦陈独秀等“新派”，以“旧派”刘氏等为声援，刘公开发文否认自己与“新派”为敌，乃“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敝校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刘所持的是并行不悖、各美其美的文化思想。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刘还签名营救之。
1919年11月20日，年仅三十六岁的刘师培病死，身后极为萧条。不久，传其妻何震发狂亦死，一说出家为尼（法名“小器”），后不复为人所悉。
五
刘无子女，所学无人继之。刘师培的著作几于等身，学人有恐其散去，但无如之何，如其学友之钱玄同先生慨然“刊行刘书本是十余年来弟时萦绕梦寐之一事”。所幸1936年由刘的旧友南桂馨出资（其人为同盟会元老，“社会主义讲习会”成员之一，山西著名富家，号称“南半城”，曾任天津市长等），邀钱玄同等编辑出版了《刘申叔先生遗书》，此即“山西宁武南氏刻本”之刘氏全集。这是收集刘氏著作最多（七十四种）且校勘最力（南桂馨以其幕僚郑友渔主持校印，聘刘氏学友钱玄同，弟子陈钟凡、刘文典等搜集整理）的一个版本。如果不是抗战前夕这个版本大功告成，恐怕后来要想再收集刘的文字就不易了。不过即使如此，此后的刘氏已不复为人所提了，而他的著作人们所想到的也只是纯学术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鲁迅几次提及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由舒芜等标点、校订重新出版之）、《论文杂记》、《古书疑义举例》等，直到历史的尘埃落定，人们在总结、发掘近代历史和国学成就时才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其人，因为中国晚近历史、中国学术、中国文化，都不可能绕开刘师培。这遂有《刘师培论学论政》（199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刘师培辛亥前文选》（钱钟书主编、朱维铮执行主编的三联版“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之一）、《刘师培学术论著》（王元化主编的浙江版“近人学术述林”之一）等等的旧书新出以及其《遗书》的重印（江苏古籍出版社）。
刘师培“论政”，则其发蒙时受黄宗羲、王阳明诸启蒙家影响，并得鲍敬言等之说，主张推翻满清、废绝人治等，融入时代大潮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革命；有续黄氏《明夷待访录》的《中国民约精义》、续王氏《黄书》的《攘书》等，最能左右风气，又揭见报刊文字，鼓动人心；到日本后，更加思想锐进，所撰论文挟时代风霜，又难能可贵之深刻和致远，如《悲佃篇》，眼光独到，以为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不能解决则中国民主革命于事无补，如此之见解其时党人中罕有相匹者。这一时期他的文章是辛亥前时论中最有分量且影响远被的思想成果。稍后他宣传社会主义，介绍俄国革命，进而推崇克鲁泡特金之共产无政府主义，以及鼓吹妇女解放运动，这些政论文章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以激进论堪称是臻于巅峰，且以他为核心形成海外中国最先进、最激进的知识青年的一个中心（另一个是巴黎几位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组成的《新世纪》中心）。但自其“下水”后乃为之一变，晚年思想倒退，倡君政复古，有《左庵集》及《外集》等，多删削早年之作，与其热血少年时判若二人。“论学”，则其问学之际正值中国学术思想革新之时代，如钱玄同述其学所云：“值清政不纲，丧师蹙地，而标榜洛闽理学之入伪儒，矜夸宋元椠刻之横通，方且高距学界，风靡一世，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也，于是好学深思之硕彦、慷慨倜傥之奇材嫉政治之腐败，痛学术之将沦，皆思出其邃密之旧学与夫深沉之新知，以启牖颛蒙，拯救危亡。”钱氏以为其中最为卓越者有十二人：康有为、宋恕、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刘师培、王国维、崔适，他们“或穷究历史社会之演变，或采索语言文字之本源，或论述前哲思想之异同，或阐演先秦道术之微言，或表彰南北剧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献之真赝，或抽绎商卜周彝之史值，或表彰节士义民之景行，或发舒经世致用之精义，或阐扬类族辨物之微旨”，波澜壮观，沾溉来学，而刘氏实为翘楚，其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震）学”，趋于革新，后期则“以竺信古义为鹄，近于惠（栋）学”，趋于循旧。
刘氏之学向称阔大，大率可分为评论古今学术思想、“小学”、经学、校释群书四个方面。刘是中国晚近学术思想史较早又较有系统的总结者，他的《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两汉学术发微论》、《汉宋学术异同论》、《清儒得失论》、《南北学派不同论》、《经学教科书》和《中国中古文学史》等构成一个解释发微的体系框架，条分缕析，综贯群书，勾勒了一部中国学术史，且方法令人耳目一新。盖他与王国维相仿是以西学诠释中学的，又比较南北学风，区别汉宋，真知灼见时得而出，文章又珠玑咳唾，令人赏心悦目，不忍废卷。刘还编有许多教科书（经学、伦理、文学、历史、地理等），是中国教育体制转换中由书院向现代学校过渡中教材编纂的模范。刘的“小学”，以字音求字义，以古语明今言，以古文字论证阐发古代社会状况，能会通且多有胜义。他还主张文字改革，添造新字，改用拼音字，统一国语等。他的经学研究，从古文的家学背景出发，兼采今文，达到了有清一代经学的高峰。校释古籍等则是其后期倾力之所为，覃思精研，亦嘉惠后学无计。不过对年仅中寿的刘师培而言，他的才华远未释放，以近代偌大一个中国风雨如磐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供其人伏案，而传统有年的“史官文化”亦令士子政治与学术相与纠缠，这一情景下刘氏聪明反被聪明误，政治上摔了跤（这还有罗振玉、郑孝胥、黄浚、周作人等一批典型），学术亦蒙不洁（西人如海德格尔等也受困于此），终未有精进和长足之进步。一如对其人其学稔熟之钱玄同先生所称，其对刘后半生十余年之学术，“说老实话，多半不同意，非因其晚节有亏也，实因其思想守旧，其对于国学之见解与方法均非弟所佩服也”（致郑友渔信），而杨向奎先生也语其人“在政治上反复无常，而学业亦泛滥无所归，始于渊博，终于渊博之学究而已”。一代大师，风云际会时笑傲江湖，不曾想世道变人亦变，变得委琐（梁启超“善变”却变得纯粹、精彩），只能风雨飘摇中（惨）笑熬糨糊矣。痛慨其人乎！此亦蔡元培先生所惋惜之：“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
陈平原先生说，刘师培这个“个案”的意义，是他的“生命历程体现了近代中国学人的追求和陷阱”（《激烈的好处与坏处》），是此言也。
四位大师与四副挽联
？ 刘克敌
当年清华国学院极盛之时，聘有四位导师，皆为一时之选，这就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赵元任。当时梁启超刚过五十，王国维则还不满此数，而陈、赵二人则连四十岁都不到，可谓风华正茂，正值从事学术研究的黄金阶段。可惜好景不常，随着1927年王国维的投水自尽和1929年梁启超的因病去世，四大导师一下去掉一半，清华国学院顿时萧条起来。如果王、梁二人不是如此过早离开人世，则清华的国学研究必定会有更大的辉煌，这是人们坚信不疑的，也是令今人一旦思此依然唏嘘不止的原因吧。
且说四位大师，学术造诣自然博大精深，而且功于对联，对此他们各自都有不少为人称道的佳作，这里则只介绍他们撰写的四副挽联。
四位大师中资历和名望最有分量者当属梁启超了，以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对中国学术的贡献，被聘为国学院导师是情理中事。他与康有为亦师亦友的关系以及他们二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的篇章，都注定了他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因此他对康有为的评价自然也格外为人们关注。1927年，刚刚度过七十大寿的康有为在青岛驾鹤西行，作为弟子的梁启超率众在北京举行公祭，其为此而写的一幅挽联就颇为人们称道，因为这样的对联要写得得体是不容易的：
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残。
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本坏之悲。
上联写时局之坏，国将不国，谓康有为之死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幸事，不会看到神州陆沉之悲剧。下联颂康有为之功绩，称其逝世对中国文化是无法估量的损失，于悲伤之中见师生之真情。至于二人后期在政见上的分歧，此时已经完全不重要，只有长达数十年的师生友谊才是人间尽可珍视的记忆。
1922年，沈曾植去世，沈为清末著名诗人和大学者，与王国维交谊甚厚，王一向引为知己，自然对其逝世悲痛不已，其所写挽联声情并茂，悲哀之意溢于言表：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
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此联除却些许过誉之辞外，应当说是对沈曾植的盖棺论定，充分表现了王国维对好友的深刻理解和兔死狐悲之情，从中也可看出王国维对时局和对传统文化之命运的担忧，为其后来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