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叫无巧不成书，巧到这个地步，也真难以置信。
一天，有人提议我们全体－－宫家兄妹五个与我家两个年龄相若的，同去基隆的“仙人洞”玩上一整天。我一听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历经了各种大小阵仗，深知自己应有的范畴与极限。而越是珍惜，越是害怕会失去，一时间享受了太多的欢乐，我知道终有一天将超过自己所能拥有的极限。
我家因为敏姐的关系，大门入夜深锁，早上父亲起床后才许开门。虽说是针对敏姐，真正受限的却是我。父亲规定在暑假期间，我得留在家中做功课，不许出大门。一日三餐相当于点名，只有在父亲上班后，我才能开溜。平常我们的游踪不过台北四郊，这次去基隆起码要一整天，清晨大门未开就要动身，到了深夜才能回来，这个风险实在太大了。
不记得是谁说了，反正我天天挨打，先玩他个痛快，大不了还是一顿打。话虽说得有理，我总觉得并不那样简单，可是也想不出还有什么更恶劣的后果。
壮着胆子，我们凌晨出发，中午才到仙人洞。据说由此洞可以“走”到台北，里面尽是潮湿阴暗的曲折地道。大家拿着火把，忽明忽暗的，高一脚，低一脚，一个跟一个，鱼贯地俯身而行，大家都以为头上的土地应该是台北了。
对我而言，不论玩什么，也不论在哪里，只要小妹在身边，只要能听到她的笑语，我就满足了。在阳光下，我踏着她的身影；在和风里，我嗅着她的芳香；现在在黑暗中，我竖起耳朵，听着她轻巧的呼吸声。偶而，火光闪烁，她那黑白分明的眸子，送来万万千千无语的关怀。剎时，我的魂魄都振翅欲飞了。
那种凌越肉体感受的情操刻骨铭心，永恒地占据着青春的回忆。当然，在黑暗中，我很希望有机会能握住她的小手，甚至把她拥在怀里。可是，下一步呢？太多的欢悦，一时之间已经让我消受不了，我宁愿点点滴滴地慢慢领受。这一刻，我只是屏住呼吸，关紧心扉，深怕丰沛的泪水夺眶而出。
我深深的体会到，这种“点滴心头知”的滋味，完全脱胎于过去痛苦的洗礼。外在客观环境仅具有触媒的作用，再美好的风景，再理想的条件，都需要经过心头的酦酵。而酦酵的主要原料，就是自我的经验。
人生最奇妙的，正是这种酦酵的过程，除了机缘组合外，还有什么理由能加以解释呢？当然，今天我得到的感受，未必就是绝对的幸福。但我很知足，能得到这些，夫复何求？只要不加以比较，我所得到的，不也就相当于绝对的幸福吗？
经过了数十寒暑，直到今日回想起来，那种感触仍然温馨如故。只是人生如同潺潺溪流，不到回归大海，其走向难以测知。对我而言，幸福就贮存在心底的汪洋中。
这是我一生中最令人不能理解之处，在我的心态及行为中，多多少少有种倾向，宁愿保留一些美好的回忆，而有意无意地牺牲掉现实的收获。我曾一再地自我检讨，是不是我心理不正常？如果以一般的常识来判断，我不能否认这一点。然而，怎样才算是正常？鲜花摇曳枝头时是美好的，若能把这些印象永远保持在心中，岂不更是美好？难道一定要折枝而归，插在案头，再眼看残红片片，才叫正常？
因此，我的生命中充满了盛开鲜花的芳香，随手拈来，尽是些美好的回忆。这些都曾经是真实的，也都曾发生在你我身边。与其面对枯萎的残枝，惋叹花谢花落，何不去回忆那春闹枝头，踏月荷锄的美景呢？
欢乐苦短，回到台北已是晚上九点多。我知道大限已至，叫妹妹先回去探探风头，我则躲在门外偷听。
妹妹一进去，便听见父亲的咆哮声：
“你哥哥呢？”
妹妹老实说：
“他不敢回来。”
“叫他不要回来！”老远传来父亲的吼声，像是雷鸣：“我不要这个儿子！”
我只好回到宫家去，在厨房中找到一瓶米酒，仰起头，一口气灌进喉头，任那辛辣的刺痛流遍全身。
父亲还在叫骂，彷佛我犯了滔天的大罪，必得杀我而甘心。宫家兄弟相视无言，小妹则在一旁陪着我，泪洒衣襟。
半响，老三说：
“今天我才真正相信你的话，可是我认为你该向你父亲解释一下，我们又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人永远无法了解他未曾经历的事物，更何况大家都是些孩子？
喝了酒，我头昏脑眩，胆子也大了些。想想他说的很有道理，便写了封信，解释自己出去玩玩不算大错，只为父亲平时管教太严，所以不敢回家。他们看了，认为写得合情合理。我便偷偷溜回去，请阿香代转这封信。
后来，酒性发作，我迷迷糊糊躺在宫家沙发上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回忆昨夜的一切，心中犹有余悸。这时大家都还在睡觉，我心情很乱，便走了出去，毫无目的地东逛西逛，在附近的田埂上呆坐了些时候。
等我回到宫家附近，猛一看，父亲的轿车正停在宫家门口。心知不妙，忙掩到街角。只见父亲站在宫家大门外，门尚未开，宫伯伯及宫伯母身穿睡衣，站在院内台阶上，隔着门，正耐着性子替我说情。而巷子里每家都是人头隐隐钻动，争看好戏。
双方各说各话，最后，父亲不理宫伯伯的解释，放开了嗓门，彷佛是要向全世界宣示一个重要的讯息：
“我不要这个混帐儿子，你们喜欢，就拿去好了！”
说完，跨着大步，钻进汽车，走了。
我难堪得无地自容，也不敢再去宫家，怎么办呢？我毫无主意，混混沌沌、不知不觉地踱到了“家”中。阿香见到我，便将桌上的一封信递给我，说：
“这是老爷给你的。”
我脑中一片空白，麻木地拆开，只见上面写着：“从今日起，朱怀冰不承认有这个儿子，朱邦复也没有这个父亲。”下面是父亲的签名以及日期。
怎么回事？怎么可能？父子关系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如果是的，怎么可以用一纸人为的休书，就否定了这种关系？
从小到今，我没有怀疑过父亲对我应有的主权，他打我、骂我，把我关起来、绑起来。除了自叹命苦之外，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应该的，是宇宙间的唯一公理。
现在，这封休书竟否定了我的基本信念，原来父子关系并非绝对的，并没有一根无形的线连系着，从生命的源头，传衍到子孙万代。
那么，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如果父亲与我没有绝对的关系，他高兴时可以把我当作儿子，不高兴时可以宣称我不是他的儿子。也就是说，他对我没有绝对的关系和责任，他养我只是因为他高兴，他生我只是一时肉体的发泄，我的存在和家里养的狗没有多大的分别。有朝一日，我会成家，生儿育女，情形也是一样。
父亲如此，母亲又何尝不然？记得当年逃难到宜昌时，我得了痢疾，病倒了。那时年纪还小，一个人孤孤零零地住在一个陌生的皮鞋店中，没人照顾，没人理会。而母亲呢？她却去捧一个红伶的场。待我眼巴巴地找到她，蹲在膝前“摇尾乞怜”之际，她只问了句：“还乖吧？”一颗心又回到了那个女伶身上。
把自己比做“家犬”似乎是种侮辱，可是，这种比喻却再恰当不过。人与人之间，如果只谈感情，没有一种理性的连系，或者说一种共同的认知，人有时还反而不如狗。
“我是我父亲、母亲所生的亲生‘儿子’”，这句话又代表了什么意义呢？如果单纯以这句话而言，是一个绝对的真实。因为不论是人是狗，无论是何种生命体，都必然是他、她或它的双亲所生，否则不可能有生命。
然而对人而言，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人的社会行为太复杂，希望达成的目标太多，又无一不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在父母的立场，子女必须符合其利益，在子女的立场亦然，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则。
对子女说来，利益比较明确，不外乎生存、安全以及未来的幸福。由于子女没有谋生的能力，必须依赖父母，所以父母的利益所在，也就是子女自身利益所依。这是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由此形成了一种家庭结构。将几个利益相同的个体，紧密地结合成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单位。
做父母的因为社会经验丰富，需求众多，目的难明，利益中心极其复杂。但人生所占的时空有限，子女可以视为自己的延伸。有了这种心态，子女遂成为父母的“继承人”，以扩展其利益范围。
“亲生”更代表了一种“私有”性，人本能地具有排他性。推展到心理上，便成为独占的欲望。独占欲越强者，私心越重，这种人爱子女，或者爱父母的基本动力，不在于子女或父母本身，而在于对象“属于自己”。
有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美国一所医院中。有两个孕妇同时生产，分别产下一个男婴。因为工作人员一时的疏忽，竟将两个婴儿掉了包。
十年后，因为一次身体检查，发现这两家的儿子俱与双亲血型不符。彻底查证之下，终于认清了错误的原因。
在初，这两家人生活幸福，两代之间似乎血缘天成，从来没有一丝怀疑。然而这个新的事实，却彻底粉碎了两家人心理上历经十年所建立的堤防。
“原来这不是我们亲生的儿子！”
“原来他们不是我亲生的父母！”
生我、我生？养我、我养？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在这个重视私利的社会，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当然要强调“生我、我生”。于是便有了各种各样“感人”的故事，强调历经千山万水，长途跋涉，只为了找寻“生我、我生”的“骨肉”。将“养我、我养”的感情，置之脑后而不顾，这岂不正是自私的明证？
在当时，我完全受到“生我”观念的影响，总以为自己的“种”与众不同。父亲对我再不好，但是能做到这样高的官，有这么大的权力，这个种也不错了。此外，我也认为这种“生我”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与生俱存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也不可能有任何状况能改变这个事实。至于我喜欢与否，父亲满意与否，都只是临时发生的一些插曲。我确信这种关系将持续到底，永远不会改变。
是吗？
一根无形的剑，剎时割尽了深植心中的牵系，只因为我偷偷外出，玩了一次，父子关系就此烟消云散？
不是吗？
原来人生只是一场追求自我满足的游戏，我只是我，与我父亲之间，并没有什么责任及义务，对于别人更是毫不相干。
人对万事万物的认知，都建立在以往经历的背景上，形成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所谓的“意识型态”。这时我还年轻，意识型态并未定型，但是“根”却已深植，现在连根都拔除了，我到底应该根据什么来思考？
人们常觉得洗脑是不人道的行为，殊不知在每天的生活中，只要与人交往，有讯息的传播，就免不了在思想及习惯上受到影响，难道那不算是“洗脑”吗？这一刻，我感到这个突然到临的事件，竟把脑中多年洗炼出的“意识型态”，剎那间又洗得干干净净。所有的价值标准、伦理观念以及自我的立足点，全部荡然无存。我变成了一具空空洞洞的肉体，没有判断的原则，没有分辨的依据，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了。
这种心理转换固然奇妙，却很难把脑子里久铸的观念，在一时之间修正过来。四周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我机械式的拿起了准备多时、藏在床下的小箱子。该是我走的时候了，然而这些衣物又是谁的呢？我有没有权利带走呢？
我还在东晃西晃，拿不定主意应该带走什么东西。却看到曹叔叔气咻咻地跑进来，一见到我，他就说：
“邦复，你在做什么？”
我淡淡地说：
“我要走了。”
“到哪里去？”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呢？真的，走到哪里去？难道真要像只野狗，流浪在街头？曹叔叔叹口气，说：
“不要胡说，把箱子放下来，哪里也不要去。”
“不行。”我不知道现在该怎样称呼父亲才好，急着说：“……‘他’说‘他’……不是我的父亲……”
“胡闹胡闹，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天、地、君、亲、师，人间的五伦，从古到今，谁能否认？”曹叔叔严肃的教训我。
我忙取出休书：
“不是我说的，是……是这封信上写的。”
曹叔叔把休书接过去，看都没看，往口袋中一塞，说：
“来，我们好好谈谈。”
我伸手要那封信，说：
“信还给我吧，那是我唯一的证据。”
“老实说，是你爸爸叫我来的，他知道做错了。你想想，你爸爸六十多岁了，在台湾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