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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从在一九七二年得到了真如的认知后，得免于惊怖、烦恼，迄今已垂二十余年。其中尤以历经中文计算机的重要战役，终能完成任务，全身而退。现今返璞归真，归隐山林，将此段事实记述于此，望有缘者得以继此薪传。
《智能之旅》为作者亲身的经历，书中详述作者得到真如的前因后果。有人认为内容过于离奇，难以置信。其实人人身边随时随地都充满了各种天成的故事，根本不需要捏造，但却有赖个人具备赤子般的好奇心以及敏锐的观察、分析能力。书中人、事、时、地俱可查证，但为避免当事人的困扰，凡是有负面的事迹，皆隐其名或以代号称之。
本集＜稚春＞系《智能之旅》一书之第二部，由一九六三到一九七三，作者甫出社会后，赴巴西闯荡，在十年间由成长到觉悟的实事。书中第七段“迷惘”到“觉悟”之部分内容曾发表于《巴西狂欢节》一书中。因为是事实，且为极关紧要的一段，不能不记。细心的读者应该看得出，本书系以智能为主题，所以取舍之间，颇堪玩味。
朱邦复 序于都兰山麓
智慧之旅 （第二部） 一、流浪 东京、玉玺、海洋、台独记得小时候住在乡下，我很喜欢看大人盖房子。乡下人很穷，一切只能就地取材。他们先将稀泥与稻秆充分混合，再填进一个木制的方格子中，放在一旁曝晒成形。等成块的泥巴晒干了，就拿来筑墙。一块一块地泥砖堆砌起来，房子的模样也渐渐形成。
并不是每块泥砖都经得起堆砌，有时把木格子一拆，泥土就散开了。有时堆了几块后，下面的受压不住，倒塌了，又得重新来过。
受完四年教育的大学生，不正像是晒出来的泥砖吗？我很清楚，四年所学不过是对自我多了一分认识而已，我感到自己就像稻秆过多、泥土不足的那种废砖。我能做什么呢？恐怕最后只有被扔到一边，与草木同朽了！
当然不甘心，即令迟早要与草木同朽，我也要把自己的经历一一的记载下来，如同《约翰克里斯多夫》一样，以安慰那些孤独的灵魂。
真要达到这个目的，我还需要体验，更要扩大自己的视野。否则，凭一只深深躲藏在黑暗中的井底蛙，我又有什么好写的？
人生目的确定了，心里也感到无比的轻松，为了体验人生，所有的得失都不重要了。“得”固然是有所得，“失”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得”？若能将得失之间的各种机缘、因素，仔细地分析整理，当有一天该我下笔时，自会水到渠成。
因此，我决定到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世界去，最后选择了巴西－－一个令我永难忘怀的第二故乡，一个令我浴火重生的圣地。
一九六三年八月，我告别了家人，离开台湾，先到日本，以便取得赴巴西的签证。父亲的朋友姚世惠已打好招呼，说驻日大使馆会有人来接我，叫我放心。
在我下飞机时，看到一个女孩在座位上哭泣，原来是她带的行李太多，大包小包不下十几件。上机时可能有人相送，到了东京，她才发现难以应付，急得手足无措。
空中小姐见我双手空空，托我帮她拎一下，当然没问题，看她娇小玲珑的模样，我原本就打算毛遂自荐。在等行李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准备到美国去完婚，因为在台湾拿不到签证，所以到日本来，驻日大使保证她能成行。
她看出我有些讶异，又告诉我她父亲是烟酒公卖局的局长、蒋经国面前的红人，所以人人卖帐。只是，她也有些不解：
“为什么美国人那么笨？谁都知道蒋经国一定会做总统，我爸爸又是重要的人物，结果连我要去美国，他们都不卖面子？”
我也不懂，尤其不懂的是，为什么人人都要去美国？
她的箱子一共有四口，又大又沉，再加上十几件手提的大包、小包。光是拖车就占了两部之多。由于我也要靠别人来接，心里便一直嘀咕，是不是出了机场就丢下她不顾了呢？她却先问我说：
“等会儿有人来接我，要不要我们送你一段？”
“我也有人接，只是还不知道要去哪里。”
大使馆来了两位先生，带头的一位西装笔挺，显然是认识她，一见到就先请安，问候她父亲好。接着便不容分说地，叫另一位男仕把她的几大件行李，一一搬上等在外面的汽车。并且不住地道歉，说日本政府不允许他们用外交手续替她通关。
等到东西都搬完了，他似乎又想起一事，匆匆地对她说：
“王小姐，能不能麻烦你等一下？实在讨厌，还有一个什么姓朱的，也要应付一下，现在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去找一找。”
居然有人不识泰山，我说：
“我叫朱邦复，你是不是要找我？”
他这才发现我就在旁边，大吃一惊，马上换了一副脸色：
“对不起，对不起，原来你是王小姐的朋友！”
我还来不及否认，那位王小姐偷偷拉了我一下，我也就懒得多说。
我们上了车，王小姐才悄悄地对我说：
“这人是个马屁精，我爸爸最喜欢他，说明年要调他去华盛顿。这次把我交给他照顾，你就说是我的朋友，有空时来找我玩，省得我在东京无聊。”
王小姐到了地头，是一所堂皇的别墅，那位先生千叮咛，万嘱咐，生怕出了问题，葬送了前途。我看得出王小姐很不耐烦，一再暗示我去找她，还留下了地址电话。等到车子把我送到位于东京新宿区歌舞伎町的咖啡店中时，几乎已经深夜了。
我很同情这位王小姐，但是我自身难保，也没有闲情陪她解闷。
咖啡店的店东赵先生似乎很忙，到处都找不到他，所幸一切都安排妥当，在四楼的员工宿舍中，有了我一个榻榻米的安身之地。
第一次出国，第一次生活在外国的天地中，我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事事学习、处处观察。我发觉日本人完全没有想象中那种强横霸道的态度，相反地，他们谦恭有礼、工作勤恳。最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是“人”，有着与中国人相同的优点与缺点。除了物质条件远比我们优渥外，社会的不公、地位的不平，弱肉强食、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观念，与我所知的中国人一模一样。
咖啡店在一个最热闹的小巷转角处，生意很好。一楼是家庭座，光明堂皇；二楼是情侣座，沙发椅背高可及人，正好将每个雅座隔成小小的禁区，灯光若有似无，气氛非常罗曼蒂克；第三楼则是包厢，可以俯瞰二楼的舞台表演，平常不开放时，一片漆黑。
楼下入口处，有位侍者专门为客人开门关门，每次一定躬身说：“欢迎光临”，而且面带笑容。有一次我特意花了几个小时，仔细观察他会不会偷懒或懈怠。结果发现他从头到尾像机器人似的，动作一丝不苟。为了体验个中滋味，我学会了这句日本话（而且是迄今仍然会说的几句之一），并自告奋勇替他站班，依样画葫芦的开门关门鞠躬，但只做了二十分钟，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经已经不正常了。
每天从早到晚，有个做清洁工作的“欧巴桑”，由楼上清理到楼下。那份专注以及关怀，就好象在从事一种艺术工作，将她生命的光采，无遗地焕发在整洁的陈设上。令我觉得可敬的还不止于此，她小心仔细地将所有的秽物及灰尘收集好，再虔诚地捧到一个焚化炉前，先双手合什祷祝一番，才恭恭敬敬的倾入其间焚化。
这已经超过了工作、责任，超越了艺术，这是宗教！如果连一个如此卑微的清洁工人，都具有这种信仰及情操，我相信在日本各阶层及社会中，一定有着深厚的潜在力量，迟早必一新世人耳目。（果然在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力量震惊世界，良有以也。）
不过人到底是人，大多数人尚摆脱不了人性本能的驱使。我常看到那些年轻的侍者，穿梭留连在黑暗的三楼。由于好奇，我也挤到包厢的栏杆旁，这才发现眼下竟是活色生香，春意无边。在二楼小小禁区内，男男女女相互纠结，彷佛在地狱中煎熬。看看那些动作与神情，分明有着无比的痛苦，一个个挣扎着，彷佛要求得最后的解脱。
尽管住的问题解决了，但手头的钱有限，东京的物价又惊人。每餐我仅以炒饭果腹，但就算是一客炒饭，也要一、两块美金。来一趟东京不容易，我不能错过观赏的机会，有时宁可一天只吃一餐，却将东京附近跑了个遍。
我最欣赏的是地铁，票价便宜，无远弗届。而且显然在设计之初，就已充分利用了地形地势，各个出口走道都是庞大而繁荣的地下商场。以致于一个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地面的街道却是清爽有序，看不出一点杂乱与拥挤。
我到处走着看着，越看越是痛惜中国社会上上下下的无知无能。每个人只顾眼前、求近利，等待别人去牺牲奉献，到最后没有一个有收获。
由一叶之落可知秋之至，当我在学校办社团活动时，同学们多半忙于自己的前途，没有人认为这个团体与他有什么切身关系。进了社会后，自然而然除了己身的利益外，更没有谁愿意承担责任。
日本人却不然，有次我偶然走到一个球场，似乎是两个大学在举行“秋季大对决”，现场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我对棒球毫无兴趣，但是却惊栗于群众这样的狂热。场内是喊声震天，场外人人围着收音机，分享着同样的激情。虽然在场外看不到球赛，两个学校的拉拉队却是壁垒分明。不论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人例外，始终坚持着一定的立场。本队得分了，个个欢呼，失分了，人人沉默不语。
这种景象，我从小到大，在国内就不曾见过！有哪一个中国人会傻得去为一场得不到实利的比赛，而浪费自己宝贵的精力呢？我参加过很多次校际的篮球比赛，球场上永远是球员多于观众。中国的学生不论走到哪里，手里总是要抱着几本书。遇到球场上有人赛球，也多是视若无睹，昂首大步而过。
这种结果导致了中国人彼此间的互相嫉妒，个人独自为私利奋斗。日本人则多奉献自己，把希望寄托在团体的成就上，个人成为团体的一部分，力量汇聚成为滔滔洪流。
当然人性与环境有绝对的依存关系，日本是个岛国，耕种面积狭小，人口众多，而地震台风等天灾频仍。人们朝夕在大自然的威胁下，为了生存，团结与否成为经验中成败的必要条件。中国则相反，千万年来的农业传统养成了人心安定恒常。虽然在历史上也曾被异族统治过，但因地大人多，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彻底撼动中国人日深月久的观念以及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因此，即使不断改朝换代，中国人的民族性依然。
这种因果的认知，令我心中凛然，世事显然十分公平。设若中国人能像日本人一样精诚团结，其力量何止大上日本十倍、百倍？以人性贪婪的本能，难道这又是人类之福祉？那么，我究竟应该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还是应该以人类的立场来看世事呢？再说，造物者已经有了妥善的安排，我还要追求什么？
在办理赴巴签证的旅行社里，我结识了一位姓沈的中国青年，他住在池袋，父亲是房地产大亨。他整天无所事事，开着一部车子东逛西荡。因为彼此年岁相当，而我也是游魂一个，正好做他的伴玩。
他是典型的纨裤子弟，身上的钱宛如长江的源头，永远不虞枯竭。但是他内心充满了愤恨的激情，总是怨天尤人，永远不能满意眼前的一切。他老拉我去一些暗无天日的小酒吧，一进去就是一瓶“约翰走路”，不喝到舌头跟牙齿黏成一块，决不甘休。
最初，我以为他生性豪爽好客，尽管没有酒量，也只得舍命陪君子。等到渐渐混熟了，他的心理不再设防，一喝酒就开始哭泣。
我曾有以酒浇愁的经验，深知饮酒解决不了问题，我慢慢地劝他，才知道他的问题也来自家庭。他爱上了一个日本女孩，两人已经谈及婚嫁，但家人一致反对，而且态度坚决，因此不知如何是好。
“你爱她到什么程度？”
“如果不能与她结婚，我就去死！”他说得截金截铁。
“真的那么严重？”
“骗你做什么？我已经打算好了，她也同意跟我一起死。”
“为什么一定要求死呢？既然到了这个地步，干脆不管家里，两个人结婚就是。”
“没有这样简单。”
“是她不肯？”我想到了小妹，这种事要两个人同意才行。
“倒不是，她很愿意。”
“那还有什么问题？”
“问题可多了，你知不知道，结婚要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