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巴西后，我才发现持有他这种观念的人比比皆是。他们认定“人人为己”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民主制度之可爱，就在于官吏由人民选举，人人都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因此做官不是为了服务，而是为了发财，发财则是人生幸福之所系。
不论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在这个民主时代，人总是误把政权当作追求幸福的手段，而罔顾现实，以致变乱层出不穷。有人乘机哗众取宠，将政治舞台当作交易场所；有的更运用权术，将政府视为私产，为所欲为。
政治是治理大众的事务，目的在为大众谋取福利。任何一个政体都有其特殊的环境及背景，任何一种制度，能适应某些人，就不能满足另一批人。有能力者希望不受政治干扰，以求自我发挥。没有能力者则依赖团体的力量保护他们，给予他们生存的机会。
所谓的民主制度，只能实现在一种条件下，那就是大多数的人都能够独自谋生。他们知道如何去维护最佳的利益，用立法、制度，并以妥协的手段，使得同一社会上的人都能够共存共荣。这种政府不能有权，也不可图利他人。自然而然的，人们若要想发财，就不会走政治这条路，如此一来，政府成为单纯的服务机构，人民才是主体。
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这种政府因为没有力量，作为一个蕞尔小国，与世无涉，人民倒也能安享天年。然而一个疆土广大，人口众多，文化背景复杂的国家，就免不了需要一个有权有力的政府。否则，各地方之自然资源分配不匀，人民贫富悬殊，社会将永难安宁。这种国家尚得拥有雄厚的知识及经济力量，而且永远领先群伦，才能保持不坠。否则一旦经济失控，人民只顾己身利益，社会必然乱成一团。
如果人民把民主政治当作登龙攀凤的手段，那麻烦可就更大了。因为人性自私，私心难一。不论是什么人，只要会哗众取宠，骗取贪图近利者之选票，则在国家庙堂之上，必然鱼龙杂陈，那是什么一个境况，不喻可知。
政权只是在人类滋生繁衍后，由于人与人的矛盾冲突增加了，需要调解处理，因此而逐渐形成一种具有控制实力的群体结构。只要人类社会的变迁不停止，政治的型态也就会因时制宜不断改变。有些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跟着产生。实际上政治只是一种环境，一种由所有生存于其中的人，共同形成的外在环境。只要有人，就会有问题产生，只要有问题需要解决，就有种种复杂的结构应运而生。
人类的幸福原本建筑在人体既存的结构上，真要彻底解决人的问题，只有从了解人性着手。如果能了解人性为何，至少，每个人都可以认识自己，认识他人。有了认识，就可以根据认知采取适当的对策，以避免各种矛盾纠纷。至于环境，那只是人所适应的对象，不先寻求了解自己，怎能了解环境，不了解环境，又能适应什么？
绕了半个地球，我总算有了粗略的认知，我真正需要了解的，是一个人如何能在现阶段的社会中得到幸福，以及什么是幸福。前者牵涉到一种制度或者是手段，我不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知识解答。而后者才是人心中根本的结，幸福只是个抽象的名词，如果不能明确的定义出来，则人人追求的幸福，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
船泊在伊莉莎白港时，还发生了一件很值得省思的事。国家与个人之不可分，可见一斑。那些自称台湾国开国元老的朋友，在过了新加坡后，每次上岸观光，都要背着一面克难的“台湾国”国旗，几个人成群结队，颇有到异邦“宣扬国威”之状。
哪知南非实行黑白分离制度，把人种划分为四级。最高级是白人，不论国籍；第二级则是经济力量庞大的日本人，中国人沾了黄皮肤之光，外来的客人可以“暂充”第二级；本地的因大半经营洗衣业，与褐色的印度人以及南洋各国的黄种人，统一视为第三级；黑种人忝居末位，为第四级。
各级分类的目的，是为了“住、行”方便，凡是属于三、四级的人种，都要强制隔离，以免让最高级的白人恶心。
中国观光客不论是来自中国的哪个地方，一向都能勉强受到优待，与白人坐同样的交通工具，进白人喜爱的餐馆和旅店。
这次台湾国的国民，因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当地的警察又不知台湾国出自何典，因此把他们视为来自南洋岛国的第三级黄种人。
我从来不上岸观光，主因是口袋已经光光，不能再光了。他们遭遇了什么，我也不太关心。只是一路上听他们把南非骂得狗血淋头，甚至于有人扬言，一旦台湾独立了，第一件事就是要开除南非的国籍！
智慧之旅 （第二部） 二、立春 巴西、谋生、农场、提包船到山度士，张老伯来接我，他看来已近七十。我知道他那封聘书只是花钱买来办手续的，实在不忍心再给他添惹麻烦，便假称已找到一位同学，有现成的工作在等我。他信以为真，便很安心地回去了。
事实上，我身上只剩下约二十多元的美金，人地生疏，语言不通，表面上很笃定，心中却乱如苎麻，不知明天会流落到何方。但是，我又怎能麻烦张老伯呢？他看在父亲的面上，帮了我一个大忙，这笔人情债已是难以报答了。
幸好，有一位当地的杂货贩，托船员在香港买了一批土产，照规定货物必须由旅客报关，否则不能上岸。因为我没有行李，那位带货的船员便找我帮忙，我一口就答应了。过关后，这位小贩非常感激，带我到圣保罗。第二天又介绍我到“自由大道”一家中国人开的快餐餐厅，立即在厨房工作起来。
自由大道是圣市最热闹的中心，大道名符其实，又宽又长，是双向八线道。道路两侧巨厦林立，尽头则是巴西银行，一栋五六十层高的庞然大物。
这家餐厅的门面很大，一次可坐近百人，客人都是在附近工作的白领阶级，匆匆吃完就走。我们的生意很好，除了地点适中之外，另一个秘诀就是一锅“高汤”。因为一般店里的汤不过是汤，而我们用的是纯正鸡汤，讲究的倒不在鸡，而是要用活鸡，现杀现煮。在中国这不稀奇，在巴西，杀鸡竟然是件大事。
我到的第一天，就见到一场奇景，厨房里好象失了火，人人走避，但却又欢声不断，叫嚣喝骂，乱成一团。原来刚好是杀鸡的时间，一次要杀十几只。巴西人最恨杀生，虽然在老板的重赏之下，他们仍感到怕怕。杀时只是举起大刀，把鸡头一砍，然后人人惊叫逃窜。这时，鸡也忘了头在何处，颈子上鲜血直冒，也亡命飞奔。于是乎，人人叫着逃着，满地洒着鲜血，有时无头鸡与人不期而遇，那才真正精采绝伦。
我的第一个贡献，便是教他们杀鸡，巴西人见了，莫不心服，到底中国文化深远攸久，真是“杀鸡不用牛刀”。
我对巴西的好感，始于这些乐天而懒惰的工人，他们做起事来就像在游戏一般，口中不时唱着单调的民谣，只要两脚一落地，总会蹦蹦跳跳的“舞”上几步“桑巴”。如果能够偷懒，他们绝对不会放过机会，由女人到足球，总要谈到有人来催促为止。
那些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天天有新人来，也经常有人工作得好好的，突然又失踪了。当然也有几个老老实实的，只是他们做起事来懒懒洋洋，其慢无比，任你催，由你骂，他们始终脸上堆满了笑容，教人无可奈何。
最初我很不习惯，后来见多了，发觉那种人没有心机，没有奢望，朴实而真诚，远比以往我所熟知的社会贤达要来得可爱。我在巴西前后住了有八年之久，由北到南，走过不少地方，除了在足球场上外，居然没见过任何暴力行为。就连两个人争吵起来，也只是三言两语，双方边吵边退，转过头去，立刻忘了。
气候及环境是重要的因素，巴西中、北部是热带气候，全年平均温度是摄氏廿四度，阳光普照，物产丰饶，有些地方甚至还只挑晚上下雨。只要人没有很高的欲望，生活极易维持，树薯粉可以里腹，而一件衬衫，可以穿到破烂为止。
巴西立国四百年来，没有经过战争，也没有巨大的天灾。当地的农产以咖啡为主，经济价值高，耕植容易，产量为世界之冠。此外矿产也极丰富，像煤、铁、铀以及宝石都可以露天开采。全国人口不及一亿，领土却居世界第四位，可耕地占领土百分之七十，而到目前为止，使用率尚不到百分之五。
巴西的人种相当混杂，除了土著外，早年冒险的葡萄牙航海家，又引进了大批的非洲奴隶。后来由于咖啡作业方式改变，小农经济兴起，奴隶制度在两百年前已经破产。因之人种开始混杂，在同一家庭中，由于遗传基因的隐、显特质，常常黑、白肤色隔代出现，再不然便是中和成咖啡色。除了新近的移民外，在巴西可以说绝对没有人种的歧视。
我到巴西那一年，恰逢巴西民选的总统姜古拉先生，意欲实施社会主义，他眼见工业时代到来后，社会上贫富趋向两极化，因此倡导土地及重工业国有，并实施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他的立意至善，只可惜忽视了巴西人民怠惰的天性，加以工业和经济大权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以致工商界全力抵制，政令出不了总统府大门。
一九六四年四月，姜古拉无计可施，竟自行发动兵变，由屯守里约的第一兵团，策动北部的一部分军队，打算把南方的保守势力击破。结果大军在“矿产州”与南军对垒时，双方前哨却把手言欢，一弹未发。姜古拉以为大势已去，实时乘飞机逃走，结束了一场少见的政治闹剧。后来保守军人废除民主，执政十多年，并称此次兵变“四月革命”。
这种事情对我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当语言能力纯熟后，我常向巴西人请教那段史实，但几乎没有几个人搞得清楚。问多了，他们会耸耸肩，双手一摊，说：
“姜古拉？你知道他有几个女人吗？”
据说巴西女多男少，物以稀为贵，所以身为男人就是最大的财富。有些女人为了争取毕生的幸福，常不惜出外赚钱，以便把男人养在家中，这一来更助长了男人的骄气。虽然巴西以天主教为国教，禁止离婚，但男人常常走私，甚或另谋高就，把女人视为蔽履，丢弃不顾，以致弃妇怨女处处皆是。
很可能是因为我只见到巴西社会的低阶层，然而我知道，在中国由于传统上重视人际之互助，社会地位越低者，家庭之间的向心力也越大。任何一位正常的男子，如果靠女人工作来供养，则他在亲友邻里间，总是会被人耻笑，永远抬不起头来。
厨房里人人都是我的语文教师，在他们毫不厌倦的指导下，没有多久，我的巴西话就几乎可以乱真了。
我最喜欢看的运动是英式足球，那是种全方位的运动，要技巧、默契、策略、体力，还要有一点不可或缺的运气。
足球场面积广大，气派恢宏，当万千球迷由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时，大地上立刻出现一片旗海。同队的球迷聚集在一起，齐声唱着他们球会的会歌，兴高采烈地击鼓奏乐。似乎是在向对手宣示：
“我们是最强的球队，敌人们，给你们一个机会，赶快闻声而逃吧！”
谁都不会逃，谁都不甘示弱，而每场比赛总难免有输有赢，极端的情绪可以在旗帜满天飞舞，或是倒拖在地，无人理睬上看出端倪。这种心情的起伏，才是足球最令人迷恋的地方，每一次在自己喜欢的球队出赛之前，球迷都充满了希望。姑不论此次结果如何，下一次还有下一次，希望还会到来。
我在一九七二年听说过一个故事，足证巴西人对足球疯狂的程度。在圣保罗市有个资格最老的球会“歌林加” （Corlithes），其球迷都自称为歌林加人。圣保罗球会甚多，第一级的不下十余个，而球迷中平均每三个就有一个是歌林加人。由于球迷多，经费充足，所以拥有全巴西最有名的球星多人。但不幸自五十年代以来，在几个重要的竞赛中，一直与冠军无缘。
如果说实力，没有问题，再比士气，人人信誓旦旦，不胜不休。但是运气欠佳，每次都输得令人扼腕，包括球迷在内，都认为非战之罪，不愿责怪。但是二十多年来年年如此，就不免令人扫兴，大批球迷渐渐疏远足球。于是媒体、专家都一致宣称，如果任由歌林加队继续输下去，巴西足球将会没落，国家的经济也必将崩溃。
有一次，圣保罗队一位颇负盛名的教练，公开宣称他自己的罪行。指称在一九五零年时，因为负气而向巫神“马贡巴”诅咒歌林加队，使之三十年内得不到任何冠军。此语一出，全国骚然，圣保罗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