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那静静的黑夜里，想起了我的故乡……”
一样的是雪花飞舞，不一样的，却是那一去永不复返的温馨。
我们在北平的家，记得是当时市长徐惠东先生借我们暂住的，我们住在前院，后面还有一进，徐市长的三位舅子就住在那里。
二舅喜欢喝啤酒，我不喜欢那香涩而辛辣的感觉，但为了找他们要小说看，经常要小小的忍受一下。三舅也喝酒，他一喝就唱，一唱就被撵出去。
永远是白皑皑的雪地，永远有三舅的影子，似乎和母亲冻红的双颊、无声的缄默密切得分不开来。
在那神秘的回忆之窗中，唯一的例外是一团炉火，母亲紧紧的抱着立妹与我，三舅则靠在窗棂上。静静的，正如同封冻的、停驻在我眼前的光影。
三舅的歌声响起了，永远是同一首，他低低的哼着，我好象也听到了母亲的哼声。一片暖意，一种我很少感受到的祥和，渐渐地化为虚无……
接着，一片茫然，我搜竭枯肠，却再也记不起什么了。巴士到了新墨西哥，一见到立妹，别的还没说，我开口就问她：
“你记不记得，我们住在北平时，有位三舅……”
“当然记得，他很会唱歌。”
“后来呢？为什么我想不起后来怎样了？”
“后来他从军，打日本人去了。”
我在立妹家住了两天，好象去过白沙空军基地以及一些名胜。但是我却什么都不记得，对妹夫的印象也很淡。因为那寒得彻骨的风雪，早已把我召回过去的岁月中，回忆像一团浓雾，黏黏地、绵绵地占据了我整个的心。
电影及绘画函授目前都是纸上作业，为了充分利用在美国的学习机会，我急需一些实际经验。在朋友的介绍下，我又参加了一个业余的戏剧团体“东西剧社”（East WestPlayer），是由一些爱好电影艺术的东方人所组成。他们在洛克斐勒基金会的支持下，经常在一个教堂中排练，并在各处演出。
东西剧社的成员不多，大约有二十余位，因为相处不久，名字都淡忘了。只记得负责人有三位，日本籍的麦可，一位中国女仕及一位韩国人。在我离开以后不久，他们几个都到好莱坞跑龙套、演电影去了。
我才加入就发现他们并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不过是想打入美国的娱乐界而已。由于美国社会的结构，白种人主导所有的利益集团，好莱坞自不例外。但是各族群的自主意识不断的升高，急于参与白人社会。为了安抚他们，美国政府制定了一些律法以保护少数民族。这些保护法规不是针对个人设定的，东西剧社的成立就是想以团体的力量，来分享一些保护的利益。
我曾向麦可建议，与其只是参加好莱坞的演出，不如提供一些素材，让他们重视东方传统的文化，大量生产有关的产品。麦可不同意，他认为凭表演我们还有机会与之一争长短，谈文化则美国已经到达了世界顶峰，东方是望尘莫及。
我最后一次参加的活动，是一个“东西方服装展览会”，场面相当盛大，有不少中、美“明星”助阵。到了现场我才发现这个活动完全是某一服装公司，利用东西剧团的名气，推销自己的产品。为什么一个有志于戏剧艺术的团体，经费已经有了着落，却不务“正业”，甘愿为五斗米折腰呢？
在老孙的介绍下，我也见识到了这里的“留学生社会”，我之采用这个名称，是因为他们是很特别的一群。他们既不能溶入美国社会，又与早先来美的“老华侨”泾渭分明。基本上留学生都受过高等教育，在美国拥有理想的职业，生活条件相当优渥。但是在心理上却是矛盾深重，对自己的国家以及美国社会，都是既爱又恨。
他们最难以忍受的，是子女们在美国社会的成长过程。自由放纵的社会对孩子们而言，正是如鱼得水。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既无力也不能干涉。
美国人的社会表面上看来很开放，其实他们极其孤独。每个人在工作之余，除了家庭就是一些私人的交谊，外人很难介入。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养成了独立的精神，认为个人的自由大于一切。
中国人一向过惯了团体生活，经常要串门子、闲话家常。即使到了美国，这种习惯一时也改不过来。结果是一到假日，“老中”们总要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或打麻将、或结伴出游。自然而然，父母也希望孩子们能打成一片。
可是，孩子们却很难适应，他们最怕的是讲中文，加上年轻人的特殊文化与社交，使他们与父母的距离日行日远。
我所认识的朋友中，有两家人正好是两种典型、一样心理。一家姓史，一家姓李，先生们都在一个石油公司任职，且都入了美国籍。史先生认为在美国的生活是临时的，迟早有一天会回到自己的国家，所以很强调孩子们的传统教育。而李先生一方面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却又希望儿女知道自己的根，以免成长后迷失在西方社会中。
那时我们的话题常绕着ABC 打转。所谓ABC 是指“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据他们说这样的孩子在成长后，既不能被美国社会认同，又不愿承认中国的背景，心理上极不正常。所以对如何让下一代幼小的心灵中，建立起自尊自信的认知，谁都没有答案。
由史、李两家的问题，我更体会到国家的重要性。更明确地说，应该是文化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国家赖以存续的思想文化，才是人们生活的泉源。
什么是国家？美国难道不是国家吗？为什么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经过千辛万苦，做了美国人之后，却希望他的子孙保留中国文化思想呢？
我不认为一个国家的政体有多么重要，除了政客们拥权自重之外。国家实际上是一群拥有共同文化认知之个体所组成，人与生活习惯是主体，政体只是权与利角逐的结果。能令人民团聚在一起的，只有思想文化。
只是我们这可怜的一代，在政体长时期的斗争下，外力入侵，文化破产。人民对国家民族失去了信念，只得追求一己的幸福，终至飘流海外。到最后，连期望在子女身上保留那一丝的怀念，都困难重重。
美国是个朝气蓬勃的社会，以个人能力或才智而言，美国人、中国人或巴西人并没有多大的分别。然而美国有先天优良的条件，社会制度又让人民得以充分的自我发挥，再加上各代的移民大半都经历过原来社会的排挤或迫害，所以很能珍惜这种难得的机会。
但是，我也看到了美国的隐忧，新生一代的美国人，把自由视作理所当然的“人权”，把自然的资源视为私产，恣意滥用，挥霍无度。在好莱坞的日落大道上，每天都有成群的年轻人，穿著怪异，或驶飞车呼啸而过，或麇集在酒吧间，以麻醉品互娱。不错，那是他们的自由，在不需要奋斗的生活中，无法体验真正的痛苦，他们需要快乐，却不知道快乐是什么。
此外，在饱暖富足之余，人们淫欲的念头油然而生。商人为了谋利，大量利用声色广告，极尽挑拨诱惑之能事。借着自由之名，人人放纵于肉欲，而且津津乐道。不要说一般人，连自制能力一向很强的我，也禁不住心动神摇，方寸大乱。
有一段时期，我常常后悔轻易的离开巴西，与艾洛伊莎失之交臂。美国社会既有人种歧视，又有语言隔阂。不仅生理的压力难以解决，生活上的紧张也无法疏解，每天只是工作、学习，环境把人紧紧的控制着，容不得任何人自行作主。
我原以观光名义入境，在此是非法工作。不论我是否打算长期留在美国，都必须先取得居留权。根据律师分析，我学的是农，又没有足够的农场经验，因此希望非常渺茫。有人建议我去办假结婚，只要一千多元就可以，这种事我也做不到。
有一天，无意间在杂志上看到一则计算机做媒的广告，我心中一动，正如同艾洛伊莎所说的，普天之下绝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符合我期望的人，更别指望谁会在哪里等着我。如果决定留在美国，何不干脆与美国人结婚算了？既然我没有时间及机会交女友，唯一的良策就是请计算机作媒了。很可能有一位与我一样的女怪物，不仅与我想法、观念、兴趣雷同，至今也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再如她也想利用计算机找一位知心怪物，那岂非大好的良缘？
就算我不打算留在美国，若能找到一个知心的人，又有什么不好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理想的对象，不必管对方是中国人、巴西人或美国人。不去找，永远不可能得到，若要找，就要用一个有效率的方法。
通过朋友介绍，接触的范围及选择的条件都有限，我虽然不知道计算机作媒可行性如何，但是参加的人多，选择的机会一定比较大。再说，见识一下这最时髦的新玩意，不论成败如何，总会得到一些经验。
花了一百多元，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填了一大张复杂的表格，我参加了一家计算机做媒俱乐部。一个多月后，计算机通知我已找到了理想的对象，我约她共进晚餐。一见面，她开口第一句话就问我是不是一定会跟她结婚，我说一定不会，她听了，回头就走。
第二次则是连面都没见就吹了，在电话里，她一直纠正我的文法，我当然希望有个认真负责的英文老师，但是面都还没见着，谁知道她下一步要纠正我什么？
我到俱乐部去抱怨计算机不灵，他们说是我资料填错了。重填资料时，我才发现那些条文式的内容，都是些具体的数字以及简单的说明。
比如说：“你是不是希望对象很美丽？”相信没有一个人会说“不”的，但计算机又如何去判断一个人美丽与否呢？再如另一个问题：“你认为自己是不是有吸引力？”该怎么回答呢？难道也有人说“不”吗？
至于我所关心的文化素质，偏偏在问卷中找不到影子。虽然有下类的问题：你喜欢音乐吗？喜欢艺术吗？喜欢运动吗？但这些话能代表什么？音乐学院里的同学没有一个不喜欢音乐，可是我一见到佐治，就受不了。
除了这些是与否的问题外，还有的就是一大堆数字，如身高、体重、胸围、臀围等等。总之，问题是不少，却没有一项能代表我这个怪物所要知道的。
要想根据这些来决定婚姻大事，岂非缘木求鱼？我当初居然信以为真，甚至在第一次填资料时，还真以为这是所谓的“科学方法”。
反正已经上了贼船，我决定再试一次，计算机挑了两个月后，又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在那个周末早上，我便打电话与她联络。对方好象很惊讶，我首先告诉她，我是中国人，是计算机介绍来的。她立刻说好极了，约我马上去她的公寓，见面再谈。
到了她的公寓，按了门铃。开门的是个小男孩，我说：
“我来找XXX。”
“就是我呀！进来！进来！我先去换衣服。”
她进了内间，我环目四顾，沙发上、地上、架子上到处是书，都与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哲学、思想等有关。这倒不错，我们应该不愁没有话题。此外，她还有个非常昂贵的音响，只是我看不到一张古典音乐唱片。
不一会儿，她换了女装出来，短头发上还夹了一些发卷。她身上散放着浓烈的香水气味，令我头昏脑胀。
“走，你会打保龄球吧？我带你去。”
“我不会打保龄球。”
“啊？”她好象不相信似的：“没关系，保龄球馆就在附近。”
“开谁的车？”
“你开，我会告诉你怎么走。”她说话时截金截铁，动作也颇有男人之风。
我知道当时在美国有所谓的女权运动，因为我不了解西方社会的背景，无法表示意见。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女性确实没有社会地位。民国以后风气渐渐开放，虽然难免有工作及待遇的区别以及基于生理、心理的顾虑外，实际上并没有刻意的性别歧视。
人的性别决定于大自然的排列组合，为了争取女权，连动作行为也效法男性，我不能表示赞同。异性之间的吸引力，多多少少是来自不同情趣的调剂，我怎能接受自己的女朋友和男人一模一样？这一剎，脑海中又浮现了艾洛伊莎那千娇百媚的神情，深恨自己跑到美国这种地方来。
上了车，我还在暗自盘算，应该用什么方法，将话题导引到彼此都有兴趣的事物上时，她已先开口了：
“你多大年纪？”
“今年三十岁。”
“你学的是什么？”
“农艺。”
“大学毕业没有？”
“有。在台湾读的。”
“你生过什么病没有？”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淋病不好意思启口，也不知英文怎么说。事实上，不管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