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意头脑，只要有需要，就有生意，就有钱可赚，利人利己。
敏姐本已说好介绍我去一个加油站工作，但老孙极力反对，他说在美国找工作很容易，不妨找个比较理想、收入多的。所以当他去修闪光灯时，顺便问老板要不要工人？刚好工厂缺人，便叫我去考试，考完立刻录用。
由于事先没有准备，更没想到刚到美国就有了工作，如何上班立刻成为首要问题。我没有汽车，也不会开，甚至于根本没开过。然而在美国，尤其洛杉矶是有名的专为汽车族所设计的都市。这里的居民除了未成年的小孩和行动不便的老人外，人人有车，有些人甚至还不止一辆。
第一天上班是搭公车去的，由住家的好莱坞到我上班的伯本区，开车不过十分钟，可是转两班公车，却花了我三个小时。老孙一再叮咛，说等公车很难，可是怎样也想不到，竟难到这个地步。
我决定要买部车，钱虽是问题，老孙还可以借我，麻烦的是要先学开车。在美国时间就是金钱，有什么方法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同时解决买车、学车、开车三件事呢？
我的看法是，先买车再学开车，因为我怕麻烦别人。老孙不赞成，说在美国如不先学会开车，没考上驾驶执照，出了车祸可是吃不了兜着走。我争不过他，只好在他的指导下，先在一个公园里学了十几分钟，自己觉得相当不错，但是老孙认为还差得远。
我心急如焚，等不及了，便去找姐夫，说是要考驾驶执照。姐夫以为我会开车，便带我去一个地方，说认识那里的考官，说不定比较容易过关。
因为姐夫是外交官，家里经常举行酒会，邀请一些“大人物”。以一个驾驶官而言，一辈子也没有几次机会可以和那些大人物来往。所以姐夫乐得送个人情，有酒会时，也顺道把这位考官请去，做做国民外交。结果两个人成为好友，也方便了我这个考生。
果然那位考官非常卖帐，尽管我的技术欠佳，所幸他手下留情，七扣八扣还得了七十多分。感谢姐夫和他的关系，我通过了考试，成为汽车俱乐部的新会员。有了驾照后，再以分期付款买了部流线型的“柯威尔”二手车。车一到手，第一件事便是以八十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了一阵子，享受一下“行动自由”。
那时已是深夜，等我想到该去姐夫家表达谢忱时，已在高速公路上失去了方向及距离感。直到买来地图，按图索骥找到姐夫家时，我才知道刚刚已经开到内华达州了！
那次的冒险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就像一个未曾在刀山上失手的人，总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在刀尖上打滚。
上班的伯本，是一个住宅兼工业区，位于好莱坞北方约十余哩，工厂及办公室林立。而我住的地方，就在中国大戏院旁边，刚好是好莱坞的商业中心。所以，每当上下班时，与车辆流向恰恰相反，高速公路上经常畅通无阻。
由于时间充裕，我又念念不忘往日未竟的梦想，便参加了一间著名的绘画函授班，按步就班地学画。但时间还是太多，再说音乐也好，绘画也好，其实我真正不能忘情的，却是电影。今天误打误闯，来到了好莱坞，为什么不乘机求教一番呢？
就在住处不远，我看到一家甚具规模的影剧补习班，宣传看版上，挂了不少电影界有名的人物。我决定去修习编导，明知道自己的英文很差，好在学的是观念和原则，所以硬着头皮，又做了老贡生。
由学习中，我发现美国专门培养技术人才，不论是绘画或是电影，都有一套一套的公式。照理，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长处，教者应该因材施教。事实上不然，在函授绘画班上，我很快就看出“对方”只是一种机构。我完成一部份课业，他们就寄来一些资料，内容与我的程度、学习的优劣无关。
以商业立场而言，这是无可厚非的，可是这所函授学校标榜“因材施教”，说每个学生会有一个名画家亲自指导！我也选了一位名画家，且是一位中国人。我常在画稿旁写些意见，请老师指正，可是从不见回音。
电影班更好不到哪里去，编导班共有二十多人，由一位“名导演”（导过电视剧Smoking Gun ）授课。这位老师吊儿郎当，最喜欢指导亲吻的戏，常找些演员班的学员来实验，每每一堂课就在吻来吻去中结束了。
可是，我也有收获，那是这位老师无意中透露的。
记得是有位学员问他一个问题，我没有听懂，导演老师说：
“不必担心，这个有公式！”
那位学员又连续问了几个问题，答案都是：
“有公式！”
只怪我英文不好，难道是上数学课吗？
下课后，我去问那位同学，什么公式不公式的。
“我是问他系列戏剧与单一戏剧的发展技巧，他一讲我就懂了，他是说一切都有一定的公式，连单一剧都不例外。”
“戏剧是创作，怎能有公式呢？”
“现在是商业，要大量生产，所以只要会用公式就好了。”
“那他为什么不教这些公式呢？”
“啊，用不着，书店就有。”
“那我们在这里学些什么呢？”
“学什么？等机会呀！”
“等什么机会？”
他很奇怪地瞪了我一眼，才发觉这个东方人是个白痴。
“等他提拔呀！哪天他拍戏需要帮手，就会在我们这里找。”
原来如此，这一来，我也懂了，真要学电影，还不如上电影院。一部好片子，里面有学不完的宝贝，所有的艺术，都只能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去体验。因为艺术不是知识，只能依感官的观察与意识的表现，而不是可以藉概念的学习得到的。
我工作的地方虽号称工厂，其实是间小店，专门装配及修理各式闪光灯。店名叫“诺曼企业”，只有老板、一位女秘书、工程师及四个技工。当时所规定的最低薪资是每小时一元七角五分，我们工厂采用工时制，我每小时可得两元五角。工作多时，每月可以赚到八百多元，比老孙的收入还高。
人生是多么的不公平！同样的我，在巴西拼命工作，不过月入数十美金。只因国家富强，便人人沾光，为什么人们不先努力使国家富强呢？
工厂里熟练的技工，平均每天可以装配及测试一个闪光灯头，我一去就发现他们的工作方式很不合理。等我把各种情况弄熟了，便自行设计了一条生产线。一个月后，平均每天可以生产十个灯，甚至有一天我创造了生产十七个灯的记录。
老板名叫诺曼，年纪和我差不多，他很欣赏我的工作，每个月自动给我加薪一次。到了第三个月，已加到三元五角一小时。他告诉我，那是技工最高的工资了，以我的能力应该还可以再加上去，但是必须先通过工程师鉴定考试。我看了看考题，知道毫无希望，也就心安理得安分地工作下去。
诺曼又开始教我设计电源供应器，原先是由一位工程师负责，一个月只能设计一台，而且常常在测试时爆炸。最初我也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胜任，一个星期后，我完成了一台。测试之下，一切良好，那位工程师愤而辞职，此后即由我来代理。
我以为美国人讲究效率，加上诺曼做事合情合理，士为知己者卖命，我那个改不了的老毛病又发了。
我们的产品设计得很差，外形不美，而且又大又重。这种闪光灯多半是供应给一些流动的家庭摄影师，他们每天背来背去，巧拙轻重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我研究后发现，以现有的材料，体积至少可以节省四分之三，重量可以减轻五分之四。
哪知诺曼坚决反对，他说我不懂做生意的门道，顾客要求的是“货真价实”，只有做得又大又重，买者才肯出高价，我们才有利润。
同事们也对我抱怨有加，因为我们是计时论酬，工作效率提高了，工作时数便相对的降低，钱也就少赚了。叶落知秋，以一个小小的工厂，只有几个人，大家成败与共，才有安定的工作机会。老板不求改进，满足于现状，工作人员则只顾自己的利益，不为经营者设想。长此以往，怎能在市场上与他人竞争呢？
同事中有位名叫彼得的小伙子，个子很高，喜欢打篮球，和我兴趣相投。他每天装一个灯，慢条斯理，不慌不忙。有一个星期天，他邀我去打球，我们一矮一高，组成一队天龙地虎，倒颇引人侧目。
休息时，我正在喝沙士，突然听到他说：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在‘喝’碳酸饮料。”我以为他在教我英文，所以特别强调“喝”这个字的“现在进行式”。
“不，我是指在公司里。”
“啊，混日子。”我才知道又是老问题。
“如果你想多赚点钱，我绝对支持你，但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我敢担保诺曼不会再给你加薪了。”
“我知道，我只是尽责任。”
“狗屎！你的责任是一天做一个灯。”
一来我不愿跟他争，二来我再有理，用英语也讲不出，只好说：
“可是我‘不会慢’！”我想说的是“慢不下来”。
“狗屎！‘不会慢’，没有这种事。”
“真的。”
“狗屎！狗屎！”
连续几个狗屎，把我惹毛了，我用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发起高论来：
“做得多，公司赚了钱，公司就会大，公司大，我们大家有好处。”
“你在做梦哩，公司再大，诺曼也不会多给我们一毛钱。”
“至少……”我不会说有“面子”，改口说：“有希望。”
“狗屎！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自己有钱。”
“怎么能自己有钱呢？”
“等机会呀！机会到了大捞一笔，谁不是这样？”
“可是国家……”我想说这样国家就很危险了。
“什么国家？国家就是要帮我赚钱的。”
不同的意识型态，加上我受限于语言，再谈下去只会伤感情。或许他的想法有点极端，但我所接触过的人，不论在巴西还是在台湾，这种论调好象是种流行的时尚。看来极端的应该是我，至少，我不合时代潮流。
美国的人口比中国少了五倍，可用的土地则大了十几倍。再加上他们没有历史包袱，没有不断的天灾战祸，又承袭了欧洲的工业文明。人在富裕之余有这种自私自利的思想，原也符合人性。可是为什么中国人也有这种想法呢？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如果有能力的人只为自己谋利，那整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呢？
美国人没有国家观念，是因为国家形成的时间短，又得天独厚，还没有经历到国破家亡的惨痛。就像人在青少年时期，不知天高地厚，一切欣欣向荣，充满希望。然而，一近中年，生老病死的际遇纷至沓来，双亲或尊长不是大限将到，便是病痛缠身。至于自己，不成家固然不可，成了家，各种负担宛似无止尽的梦魇。
美国目前还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美国人正是时运当头。唯有等到国力耗尽、资源枯竭之时，才会重新整理他们的经验，认识到人间真相。
立妹在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教心理学，寒假时邀我去玩。多年不见了，她结了婚，生了个乖巧的女儿。往事好象天边的浮云，虽然是亲兄妹，基于特殊的家庭状况，我对她的了解却是模模糊糊的一片迷雾，连想象都着不上力。
我乘着灰狗巴士，横跨了加里佛尼亚、内华达、亚利桑那三州，沿途见识到美国的峡谷与大漠。在这个时代里，中国人在种种原因下，宛如世纪初的犹太人，天各一方、骨肉飘零。我心中感慨万分，真的不知道应该如何与她叙旧。
那时车外下着大雪，一望白茫茫无际的大地，心中冉冉浮起幼年时的北国风情。母亲在我的心底，一直是一个枯瘦如柴的影子，成年躺在病床上干咳。那种咳声断断续续，有气无力，既夹杂着无比的痛苦，又代表着无助的挣扎。
由于台湾没有雪，失去了联想，回忆之窗也就紧紧地关闭着。这时，在灰沉沉的天空中，一些轻灵细白的雪花，缓缓地游移到眼前。甫接触到车窗上的玻璃，就依附不去，由一朵朵六角形、伸展着纤毛的小精灵，顿时化为一片半透明的光影。
透过光影的芒彩，一幅一幅鲜活的景像，突然跃入眼帘。
记得在北平时，母亲完全不像是个病人，她常带着立妹与我去北海公园溜冰。还有一个瘦长的身影，也同时出现在回忆里。我们叫他三舅，他很会唱歌，我记得最清楚的，也是他经常唱的一首：
“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那静静的黑夜里，想起了我的故乡……”
一样的是雪花飞舞，不一样的，却是那一去永不复返的温馨。
我们在北平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