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平中仅有这一次，见到了母亲那种愉悦的神情。现在想来不仅能理解，且更为同情。父亲长年在外，母亲身为一个旧社会中的妇女，很可能藉此稍解寂寞。更何况痼疾缠身，自知行将就木，也许就在回光返照下，燃起人生的余烬。
然而在当时，我想到的只是自己，天经地义，母亲只是属于我。在我需要时，她应该在身边，当我生病时，她应该安慰我。这次她把我丢在皮鞋店里，不仅对我不加闻问，甚至于见到我时也漠不关心，难道“母亲”不是“我的”吗？
后来父亲来电催我们上路，母亲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宜昌。
船到巴东，那是个山城，其实也称不上是城，总共只有一条街，沿着山势，挂在长江边上。那里的人民生活很苦，唯一的土产是一种略带透明、颗粒很小的红樱桃。我从来没有用过钱，更不知道怎样买东西，母亲见我垂涎欲滴，给了我几个银角子，我走到一个小贩面前，说要买樱桃。
他挑着一个担子，问我要买多少，我把角子全给他，说：
“这么多。”其实我压根儿不知道能买多少。
他听了，眼睛睁得老大，忙说：
“您老人家（湖北人的口头语，意指您）住在哪里？我给您老人家挑去！”
原来我竟然把他整担的樱桃都买下来了，害得我只好拼命吃，吃得满嘴红汁，成了不折不扣的樱桃小口。
住了一天，父亲率人来接，我们过了江，改乘木炭车，直趋恩施。
木炭车顾名思义是以木炭做燃料，以水蒸气为动力的交通工具。由于火力不足，走平地尚可，一到上坡，大家就得下车。木炭车每每咆哮着、吐出大片浓烟，向前冲了一段后，又往下滑。司机的两个助手各拿了一个三角形木块，在车下滑时便忙将木块塞在后轮下，挡住退势，待车喘息够了，再向上爬。
有时候路太陡了，车实在冲不上去，司机便满面愧容的，请大伙来推。随车的都是当时鄂西行辕的高级官员，闻言莫不面面相觑。父亲见了，首先卷起袖子，动手便推。大家这才七手八脚地一拥而上，车子又开始缓缓地向前移动。
这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人世间一切大事，都是由这些小事堆砌起来的。人总是把自己看得很特殊，享受时不可少了他的一份，否则便是不公、不平。到了发生问题、应该设法解决时，这些人便叉着双手，远远地站着，认为那是别人的责任，与他无关。父亲之所以为人所敬重，与他的身体力行不无关系。
可能是路上太过劳累，也可能是在宜昌时心力透支，母亲在车上咯血不止。从此以后，身体情况一天比一天衰弱，连脸上的笑容也显得疲惫不堪。
国事也比母亲的病好不了多少，先总统下野，南北议和。人人都知道大势已去，常有人来劝父亲“识时务者为俊杰”，父亲立刻暴跳大骂，声震屋瓦。
我们住在行辕的后面，院子很大，还种了一些玉米。虽然父亲严厉禁止，我还是一有机会便到院中摘了玉米到厨房烤来吃。有一天，父亲吩咐我做功课，随后就上班去了。等他出门的声音传来，我立刻高高兴兴地跑到厨房去吃烤玉米。
正吃得有劲，突然听到一声狮吼：
“邦复呢？”
我吓得将玉米顺手一丢，连忙跑出来，恰与父亲撞个正着。父亲手中拄着一支“文明棍”，棍端包着铜套子，见到我，不由分说，举起棍子就往我身上抽。我还来不及逃，身上已狠狠地挨了几下，顿时痛入心肺。恍惚中，远处好象传来母亲微弱的呼声：
“别把他打死了！”我听了，下意识地就往地上一倒，装起死来。
那晓得父亲不吃这一套，只听得一声：
“打死你这个没有出息的狗东西！”接着我左耳后面突然一阵剧痛，连装都来不及装，立时人事不知地昏了过去。
事后人人说我命大，父亲那一棒就像打高尔夫球一般，棒尖正击中我的后脑勺，棒子断成了两截。而我左耳后面连着脑勺处肿得像拳头大，三个多月后才消掉。
学校为了宣传共产党的可怕，特别举办一次晚会，所有的节目都由同学表演。不知道是谁出的点子，我被分到扮演一位受共军欺压的农村妇女，还要边唱边跳。我当然不肯，态度坚定异常，结果还是要劳动母亲出面：
“儿啊，唱戏有什么不好呢？要知道你爸爸是个好官，他要让老百姓高兴，总不能叫他去唱吧，你代爸爸分劳，为什么不愿意呢？”
“他们要我装女的，我不干！”
“女的有什么不好？妈妈不是女的吗？观音菩萨不也是女的吗？”
“可是装女生要擦胭脂，那不叫人笑死了？”
“做你该做的事，不要管别人，那天妈妈也要去，就算跳给妈妈看，好吧？”
母亲说好说歹，我只得硬着头皮，别别扭扭，活像个大姑娘。演完了，一连几天都不敢见人。立妹则表演一支蝴蝶舞，我在后台没有看到，据说她跳得面色苍白，不要说飞，到后来几乎连动都不能动了。
有一天，突然有人急急忙忙地跑进家里，惊慌地喊着：
“共产党过江啦！共产党过江啦！”
家里又是一阵乱，母亲躺在床上只是流着泪，叹气说：
“又要搬家了，老天哪！搬到哪一天为止啊！”
父亲不知去哪里了，我只记得一切都是姚伯伯在打点，家里忙乱了一阵。母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举步维艰地，带着我们兄妹二人坐上一架军机。先到万县，再乘船到重庆，住进湖北省银行的办事处里。
那时，重庆也是一片兵慌马乱，我们都受到警告，不许随意走动。只要不看到父亲，一切事务对我来说都是新奇有趣，整天东张西望，忙个不停。
办事处位于小十字街，街旁地上都是些摆地摊的小贩，我常去买“冰棍”吃，也常租些“娃娃书”（连环图画）来看。因此学了不少歌谣，随着别人唱：
“……不怕铜打铁罗汉，只怕难过九月三！”
那时人人在唱，但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另外还有一段是：
“火烧重庆，血洗台湾！”这段我懂，因为我一唱，母亲就骂。
四九年九月三日那天，大约下午两点钟，我正在客厅玩，突然发现窗子外面，“朝天门”方向有一股黑烟，直冲云天。我忘不了汉口酒精厂的大火，在开始时也是一股黑烟。但办事处里没有人相信我的话，都说那是轮船泊岸，而且船一定很大。
到了五点钟，原来的一股烟化为两股，而且变得很粗，办事处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我们母子三人。母亲开始急了，电话又打不通，口中便念起观音菩萨来。
我跑到门外一看，才知道事态严重了，原来不仅是失火，而且火头不止一处，人人都紧张地群聚街头，指东望西，议论纷纷。还有不少军警，荷鎗实弹，来往巡曳。
小十字街紧接大十字街，大十字街则与银行街相交，如果银行街也烧了起来，那问题就大了。根据目前形势，显然是有人纵火，朝天门一带都是穷苦人家住的木房，很容易燃烧。银行街则是钢筋水泥的高楼，虽然不容易燃烧，一旦烧了起来却难以抢救。
这时人群中一阵大乱，半空又冒出了一片浓烟，隐隐还看得见火舌伸缩，彷佛就在小十字街的附近。我慌忙跑回家，急着对母亲说：
“不得了，到处都烧起来了！”
母亲虽然心里焦急，却对我说：
“怕什么？菩萨自然会保佑我们的。”
天色不但没像往常一样暗下来，反而越来越红。由窗子望出去，朝天门一带完全笼罩在熊熊的火光下。偶而，昏黑的浓雾从下向上倒卷，弥漫着诡异的乌紫色，火苗像断了线的风筝，轻灵地直窜向遥空，火势彷佛接近了尾声。正当人们满怀期望，突然间，一团更加明亮的闪光，挟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无数密如珠网的火星，四散崩裂。顿时，天心又破开一个缺口，火光更盛，火势愈加猛烈起来。
本来屋里静静的，只听得到我自己的心跳，和母亲喃喃的祈祷声。忽然，前街嘈杂鼎沸的人声也挤了进来。我下意识的跑到大门口，眼下居然也是一片通红，人人呼天抢地的奔跑着。有人抱了些什物，有人还拉着孩子，甚至有人衣冠不整，披头散发。但却无一不是惊惶失措，在那惨红滟滟、宛似炼狱的街头上，不辨东南西北地乱跑乱窜。
地上到处是箱笼衣物，有人摔倒了，后面的人又扑上去。尤其是小孩子，有的就地号啕大哭，有的茫然地在街心打转。一时鬼哭神嚎之声，充塞圜宇。
我被眼前人间炼狱般的景象吓得楞住了，不知何时起，母亲已站在我身后，口中不断地念着：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一位警察看到我们，好心地过来说：
“太太，还不快逃？四面八方都烧起来了。”
“往那里逃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位警察摇摇头，无可奈何、踽踽地消失在火光中。
我觉得很热，更难受的是呛人的烟味，脑中一片空白。这时自发性的生命力发挥了作用，我不再问母亲，跑进屋里，不知从何而来的力气，连抱带挟地，把我们仅有的四件行李都拿了出来。母亲充满怜惜地阻住了我，她说：
“儿啊！假如该我们母子死在这里，你逃得掉吗？”
我急中生智，迸出一句话来：
“如果不该死在这里，我们就逃得掉！”
母亲平静地望着我，说：
“我是活不久了，但你不是短命相，放心，菩萨会保佑的。”
看到母亲安祥的面容，我顿时平静下来，生死的问题在那时倒没有想到，只是受了眼前气氛的感染，不知不觉中想要拔足飞奔。由于对菩萨的信念，不论在多么恶劣的境况下，母亲都能维持着平和的心境，这一点对我的影响无与伦比。
在顺境中，人人都能发挥所长，而身处逆境，心一乱就失去主宰。母亲现身说法，一次一次带领着我脱离险境，不知不觉中，我已学会了她那处乱不惊的镇定态度，一再地让我渡过难关。
不久，传来阵阵杂乱的汽车喇叭声，街上又是一阵乱，我看到载着军人的大卡车，一辆一辆慢慢地驶过来。登时，人群像潮水一般挤到街旁，车队压过到处散布的箱笼，颠簸着朝银行街那边通红的火衖里驶去。
街头立刻活动起来，人们又燃起了希望，既然车队能开进来，就一定有条活路。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纷纷挤往车队前来的方向逃命。
在最后一辆车上，我看到了办事处的人，立刻高兴的大叫。车子一停，先跳下来几个军人，持着枪围在车前，不许别人过来。
办事处的职员急着对母亲说：
“夫人，时间不多了，我们是奉命来搬库存的，你们先上车吧！”
他们从库房中抬出很多沉沉的小箱子，听说里面都是银元。等车子装满了，那几个荷枪的军人慎重其事地或坐上车顶，或攀援在车旁。车子这才缓缓地穿梭在一些不知名的大街小巷中，沉重地鸣着喇叭，在人群里抢出一条活路。
我们彷佛是活在一个硕大无朋的火炉中，触目之处都是火光，只有天心是一个浓烟迷漫的黑窟窿。乍看无处可走，所幸有些军警守在转角的路口，车子时而向着火势最盛处，时而转向背火的方位，不断的绕来绕去，渐渐地远离了火场中央。
从母亲与办事处职员的交谈中，我才了解事件的全貌。原来这是共产党的攻心策略，他们打算把国民政府最后的基地烧掉，口号就是：“火烧重庆，血洗台湾”。而最主要的目的则是借着这次的“火烧”重庆，防止人们逃向即将被“血洗”的台湾。
因此这次大火全是预谋，全市有数十起纵火事件，而成功地燎原的有七处，先由朝天门的木屋起，沿着山势，由山下向上烧，最终目的是我家附近的银行街等金融重心。
国民政府未能洞悉在先，事起仓促，一时间手忙脚乱。最厉害的是共产党严密的布置，很多住家中早已准备好汽油、酒精等易燃物，只等一声令下，立时引火爆炸。更狠的是朝天门的火场，只是为了将全重庆的救火车都陷在其中。
当救火车到达时，他们的地下工作人员一律出动，有的割裂水管，有的扎破轮胎，尽一切可能来阻止救火行动。待水源枯竭后，再将救火车之回路堵塞，使之插翅难飞。然后在入夜之际，待救火系统全部瘫痪了，便在全市纵火，要烧得重庆片瓦不存。
共产党所没有料到的是，重庆市各地消防队指挥并不统一，各谋其政。朝天门大火烧起来时，所到的救火车并不多，因此其它各地的火势才能控制。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