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大陆从此以后就步上了康庄大道，也不相信台湾就此一蹶不振，正如我不同意美国、日本会永远领先世界一样。
圣保罗市有两份简陋得令人汗颜的“华文周报”，其“新闻”起码是一两个星期以前的“旧事”。那还不说，编辑的内容水准，较诸我当年在学校编的油印刊物还差。由于当时旅居巴西的国人不少，仅圣保罗一地就有二万多人。大家都很捧场，不外是期求有所改进，未来哪天总有份真的华文报纸可以看。
这两家周刊都是以卖广告来维持，也着实可怜，混了十多年，只有“寒酸”两字可以形容。两位老板虽自命为报人，其形象与地位与乞丐差不太多。
其中的一位报人不幸熬不过去，竟驾鹤赋归了，随即引发了一场报权争夺战。我有个朋友也想插上一脚，便来找我商量。我不明白这种事有什么好争的？报社全部的财产不过是一台破旧的中文打字机，和一台不值钱的圆盘油印机而已。
这位朋友说，其中还有隐情。原来报社虽小，却掌握了一项重要的“情报”，就是订户名单。去世的那位报人是个坚守原则的老顽固，把名单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发报时总是自己贴名单，贴完就送到邮局寄发。
这份名单有什么用呢？这又是中国人奇怪之处，虽然有二万多华人，却没有人知道他们住在何处。如果有了名单，生意人就可以大做生意，听说连中共领事馆也很垂涎这份名单，又添加了几分政治色彩。
如同间谍电影一样，表面上是产权争夺，台面下争的则是这份情报。可是，这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是在好几个月以前，我曾想利用四月公司发行一份中文刊物。当时公司曾说，只要有一万个客户，公司就可以介入。
我在一次聚会中遇到这位朋友，便请他去做说客，想把那份周刊顶下来。据我所知，两家周刊起码有三千个客户，再努力推介一下，一万户可能会有希望。他后来没有给我回音，我也没有再进行。
这一次他逮到了机会，希望我能说服四月公司，将那周刊买下来。
四月公司所需要的不是名单，而是市场可行性分析，对这件事不可能有兴趣。我只在闲聊之中对米朗达略略提起，说中文刊物市场可能会有变化。
米朗达却对我说：
“公司正在做第三代印刷系统的计划，我拿些资料给你看，说不定你可以想想，用第三代发展中文印刷。如果成功了，不要说在我们巴西，在你们中国都可能用得着。”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他果真给了我一些资料。原来第三代印刷机的理念，是要用一种“终端机”，并以电子枪扫瞄的方式，将文字投影在屏幕上。这种方式可以省却铸造铅字、铅字排版等繁复的手续。
现代医学证明，工人如果经常接触铅字，很容易发生铅中毒现象。而印刷排版脱离不了铅，不仅危险大、成本高，铅版的保存也要占用很大的空间。第三代印刷机就是基于对这种现实环境的考量，所做的改良。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这对中文极为有利，那种终端机是利用阴极电屏，把文字预设在阴极屏之上，相当于一个小型的铅字字模。
设计这个字模并不难，了不起比英文字模稍大些，问题在于如何以打字机的字键将字形的位置锁定。英文就是在打字机的基础上建立起其信息系统的，如果能有中文打字机，则中文信息系统的建立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我立刻把我的字码观念转移到中文打字机的研究上，初步并有了好几种构想。
我之所以由中文打字机下手，还有另一层原因，是源于我对计算机的恐惧。在米朗达给我的资料中，有一部分涉及到计算机，我不懂，也不想去了解。
一九六七年当我还在美国时，适逢一部电影”2001年”上映。首映时我就去观赏，片中有台“红眼睛”会说话的“计算机”名叫 HAL ，给予我极深的印象。当然我知道那是一部科幻片，可是何为真？何为幻？有几分是真？又有几分是幻？则非我当时所能知晓。我只是相信，有一天计算机必然会超过人脑，所以最好敬而远之。
由于有了方向，我日思夜想的，都是中文打字机。由机械结构想到键位编码，究竟如何才能与我原来的构想配合，用廿六个字母键，供作中文字的检索。
到了此时，眼前的景象才有了一个轮廓，我利用前些时所做的中文编码为检索，再假定有了一个终端机，其中有中文字模的阴极屏。并思考在中文字码输入后，如何有效的找到中文字形，并且投影出来。
在我的想象中，是把一张有中文字形的底片，视作阴极字屏。显然，中文的排列仅有纵横两个方向，因此编码不外乎以平面展开。但是，这种方法只能表达排列组合，而除了找得到文字以外，一个平面能代表的功能有限，尤其是中文字形很复杂，所占的空间太大，我立刻放弃了这个方法。
如果再增加一平面，就相当于增加一维的结构，这样字数可以增加，每一平面的负担也就相对减少了。这个想法虽有进步，但仍然不理想。假设在一个平面上，纵横向各设一百个字，同一平面有一万个字，以中文六万字而言，就需要六个终端机。
六个终端机代表的意义是中文的设备成本基本上就比英文要高六倍，我不愿承认中文比英文差，至少在我死心以前，还要努力下去。
我不断的研究，把收集的文字反复推敲。渐渐地一种观念浮上了脑际，能不能利用形声结构，把中文字形也用组合的方式拼凑起来，这样空间不就精简得多了吗？我想到就做，剪了些字形拼来拼去，发现只有比例需要调整。这一点不难，阴极屏上的字形是以电子束射出的，我可以用偏磁性加以控制。
假定这个理论可行，下一步就是如何编码，以符合这种功能。一两千字的编码已经证明可行了，我就想加以扩充，起码要以字典上的一万多字为分析的范围。我到华文书店去找，店里却只有武侠及言情小说，竟看不到一本字典！
我问老板，他答得真妙：
“老兄，有谁买字典？不读书的看不懂，读了书的，怕都来不及！”
“中文真那么可怕吗？”
“我是不得已吃这碗饭，我儿子命好，我不许他学中文，省得痛苦。”
我相信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想法。
因此，我决定早些回国，在国外没有环境，不可能做出成绩来。于是我向米朗达说，这种工作难度极高，虽然有可行性，但在巴西的环境下，不可能完成。虽然目前还没有决定，然而迟早我必将回国去工作，希望他能谅解。
当我正式辞职回国时，不幸米朗达的经理位置，终于被人抢走了。新来了一位秃头的中年人，趾高气昂，目中无人，据说是总经理的女婿。那位帮了我极大忙的朋友，不仅没有见到最后一面，连他的去向都不知道。
老项经常来找我，力劝我回大陆去做研究，我则告诉他一些工作的细节、工作的条件与环境需求。争了很久，最后他终于同意我的看法，就我的计划而言，回台湾成功的机率，要比去大陆来得高。
当我们得到这个共识时，我对自己的计划越来越清楚，已经有了十足的把握。我一再考虑，又改变主意，认为该去大陆。
“你是不是神经不正常？”
“或许吧。”
“为什么呢？我已同意你的说法，回台湾才能成功呀！”
“一点不错，但我又想到，中华文化的根在大陆上。”
“你真是不可理喻！我们早就谈过这些了。”
“问题是台湾与大陆相敌对，一边赞成，另一边就反对，是不是？”
“是又怎样？”
“万一我在台湾成功了，大陆一定不会采用，那么文化的根怎么办？”
“算了！算了！我扯不过你，横有理，直也有理！随你去哪里！”
一九七三年五月廿二日，我飞到东京，找到中国大使馆，希望能得到签证，重归阔别二十多年的祖国。一个现代的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有两个中国的困扰。因为我所持的是台湾护照，驻巴西的中国使馆不肯发签证，老项便建议我取道日本试试。
很不巧，那天中国大使馆外聚集了不少示威人士，日本镇暴警察设立拒马，戒备森严。由于我在日本只是过境停留三天，时间紧迫，不能担搁。我穿过人群进入使馆，日本警察一拥而上，询问了大半天，后来证实我确实不是示威者，才送我到使馆去。
我与使馆人员交涉了两天，费尽唇舌，始终不能得到他们的同意。我详述了自己的计划，他们无不动容，纷表赞同，但是反而劝我回巴西去。
或许这就是机缘吧？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国内正闹着文化大革命，一切瘫痪。即使回去，也可能会被打入牛棚，研究计划起码要延后十多年。
我对于文化大革命一无所知，但却感到十分好奇，为什么国家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了，却又要闹革命呢？甚至于连文化也要闹革命！我一直在怀疑，中国人数千年来被熏陶成的平和的人生观，怎会在一夕之间转变得如此狂热、激烈？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看，台湾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不是台湾尚在中共的统治之外，这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将使得中国人在现代以及在可见的将来丧失了所有的知识、技术以及比较下的反省机会。台湾虽然没有足够的条件壮大起来，成为未来中国的政治主流。但却得以尝试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精英，送到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接受现代的科技知识。
表面看来，楚才晋用是国家民族的一大损失，教育出来的人才平白为美国社会服务。当年我持的就是这种论调，还曾经在报上为文，大声挞伐。殊不料这正是自然平衡的力量，人才的流向有多种因素的影响。设若台湾政治昌明，人人安居乐业，即使能够繁荣发达，但限于地缘及保守的习性，也很难培养出具有世界性气魄的人才来。
目前很多人才集中在美国，如果美国真有容人的雅量，为全人类希望所寄，美国的繁荣也将带动全世界的欣欣向荣。反之，美国人若只求自己的利益，歧视移民。总有一天，这些高级技术人才都将一一返回自己的家园，协助其祖国的建设。
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是基于对十九世纪那种尚不成熟的资本主义泛滥的反抗，并成为一种制衡的力量。资本主义占了捷足先登的优势，且在共产主义的威胁下不断地修正，时到今日，显得生机勃勃。而共产党员却牢牢地抱着原始的教条不放，为了遏止人性的物质需求，急病猛药，更令人望而生畏。
我何尝不是“共产”的信徒？但我不赞成强制，我有能力，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提供给大家共享。这是我受了中华文化及佛教思想熏陶的结果，是自发的，是不计回报的。如果使之成为政治手段，目的在使人民免于痛苦，人民没有了痛苦的激励与提升，结果人人都成为温室的花朵，显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
在金刚经中，佛就说过：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者。”
这句话是说，佛有绝对的法力与神通，可以把所有的众生都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并无法解除人心的痛苦烦恼。
为什么呢？佛解释说，因为人有“我心”，“我心”一生，原本没有分别的佛土，立刻化为自我的利害得失。人追求己利，就成为他人之害，而有一得，即有一失。这样一来，极乐西方世界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也曾想过，为什么佛不把人的“我心”化尽呢？答案是，人有选择的自由，人如果愿意把“我心”化除，就叫做回头是岸。若不愿意，何不让他继续在苦乐中历练？
共产党的理想是要强迫人民放弃“我心”，毛泽东深知此举大不易，尤其了解“权力使人腐败”的道理，所以强调“不断革命”。也就是说，在革命的过程中，每一次把专权得势的力量推翻以后，必然又会有新的势力集团崛起，所以要不断地、持续地“革命”下去，直到人彻底改变，不再有“我心”为止。
可是谈何容易？有私心的人会拋头颅、洒热血，以维护其“人权”。这种违反人性的浩大工程，古往今来还没有成功的例子。难处不在缺乏有心人，而是有心人没有力量，有力量的人早被权利腐蚀得只看见自己，正好利用权力来逞其私欲！
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已经实至名归了，还依然抱着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作为一国的